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明報專訊】上月底拙文〈投機政客：錯的永遠是別人，對的永遠是你們〉刊出後，收到一位朋友的來電，他說他那大學畢業不久在港鐵工作的女兒囑他向我道謝，因為我說出了她及她的同事都想說但永沒有機會被媒體轉述的話。
朋友的來電令我想起了一段大多數人已遺忘了的新聞。
一年多前最低工資快要開始實施，企業各有各準備，大家樂快餐最初提出為配合最低工資立法而將員工用膳時間剔除工時，不計工資，招來工人組織及社會各界的猛烈抨擊，除了被責無良外，一些團體甚至提出抵制不到大家樂光顧。結果大家樂集團很快改變最初的決定，同意員工午飯的時間一樣計時薪。
慣性煽情和偏激
很多時候我在與朋友閒聊香港媒體的慣性煽情和偏激時，便提出大家樂這例子。其實，同一件事，同一則內容的新聞，媒體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和用不同的標題。同一內容，但不同的態度去表述和用不同的標題，會完全改變新聞內容的本質。以大家樂飯鐘錢這則新聞為例。描述的方式有很多，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選擇很多。以標題來說可以是：
（一）最厚道與帶鼓勵的「大家樂從善如流」，
（二）中性的「大家樂改變初衷」，
（三）給Benefit of doubt的「大家樂迷途知返」，
（四）或嚴厲的「大家樂不敢逆民意」，
（五）甚而責斥的「大家樂知錯臨崖勒馬」，
（六）到極端刻薄的「大家樂跪低認衰」。
問題是香港的媒體會作怎樣的選擇？從河蟹的極端、從不表示態度的中間落墨到凡事刻薄指摘的另一極端，他們慣性地會選擇哪一些字眼？讓我們看看大家樂這例子。
大家樂集團改變決定後的第2天2010年11月7日《蘋果日報》編輯在頭版提的半版大字標題是「大家樂跪低認衰」。內文用的字眼包括記者用的「跪低」、「認衰」字眼，和引述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先生用的「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出陰招」字眼。同一天《東方日報》內頁報道，標題是「大家樂投降恢復飯鐘」，內文引述李卓人先生的「與民為敵」、「無好下場」字眼；但也引用了王國興先生的「迷途知返」字眼。《明報》在港聞版報道，標題是「大家樂撤『減飯鐘錢』薪照加」，內文以較長篇幅分別引述大家樂集團及工會的立場看法，沒有轉述煽情的用詞。
什麼事都吵吵鬧鬧
雖然大家都口說鼓勵企業良心、勞資和諧，但不難看出到了煽情文字媒體的筆端、或到了面向鏡頭便亢奮的政客口裏，結果毫無例外地必然是把一件原來本可以是中性的新聞變成煽情及把已緩和的矛盾重新激化。記憶中，好像自從那一次開始，文字媒體對一些官員、公共機構或商業機構因公眾反對而改變決定，或因公眾指正而道歉的事情，便很多時候用「跪低」字眼為新聞標題。我嘗試在網上一個文字媒體的新聞網搜索，在大家樂飯鐘事件後一年多，這媒體單在港聞及評論文章中說「跪低」的已超過60篇，包括有：
（一）財政司長曾俊華先生「跪低」改6000元存強積金戶口為直接派錢。
（二）教育局逼減班，九龍華仁就一早「跪低」。
（三）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女士向新界原居民「跪低」提優惠措施鼓勵原居民拆僭建。
（四）替補方案進行政府被迫「跪低」，宣布押後原定立法時間以進行兩個月的諮詢。
（五）《公平競爭條例》草案政府「跪低」同意內容大幅讓步。
（六）教科書商不減價，當局束手「跪低」。
（七）中電向民意「跪低」，宣布平均淨電價加幅由9.2%微調至7.4%。
（八）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先生「跪低」同意大學至少4學年不加費。
（九）梁振英為入閘選特首爭提名票向工聯會「跪低」。
（十）梁振英政府「跪低」押後架構重組。
除了宗教信仰的禮儀外，什麼時候人才會「跪低」？最容易記起的是封建時代被強推下跪在惡吏或專制皇帝前，又或者老一輩說的共產黨要地主、資本家和反革命向暴民下跪。開口閉口說別人叫別人「跪低」，除了是不文明和沒有必要的敵視和凌辱外，還可以宣揚什麼？對不起，用「跪低」來形容政府政策或公營、私營機構決策的改變，不是專業的新聞報道，而是媒體或記者早有了自己立場而向公眾發放的政治宣傳。
喪失了中庸、厚道和包容
同樣地，每天在新聞報道中不斷用「狼」或「豬」來稱呼政治人物，或不斷在新聞報道中稱某人為「貪X」、「X漢奸」是對別人的侮辱，不是專業的新聞報道。
了解到這一點，我想巿民不難明白為什麼香港社會會有目前這種什麼事都吵吵鬧鬧的現象。從媒體到政客，都不再持平評論或討論，只競相出位，語不驚人誓不休，故意選擇最煽情極端和侮辱的用詞來突顯自己的政治立場，因而出現了這種很小的事無情也無限地被推波助瀾激化矛盾。
人各有志小事一樁
被侮辱為「賣黨求榮」
也因如此，香港社會開始喪失了那種我們曾經擁有的中庸、厚道和包容，任何不同意見都如失控列車般向極端方向走。別的不說，以民主黨為例，馮煒光先生身為民主黨員申請加入梁振英政府當局長鎅⑦蔽齱A違反了民主黨領導層決定民主黨員不加入梁振英政府的立場；這事發生了，民主黨處理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游說馮煒光先生，即使游說不成或游說沒有結果，向公眾表述的方式也有很多種，可以是「深表遺憾」、「不能接受」甚而「予以譴責」。然而，馮煒光先生究竟犯了什麼錯，竟因這人各有志的小事一樁被民主黨公開侮辱為「賣黨求榮」？這是政黨已慣性被嘩眾取寵媒體牽着鼻子走極端路線以突顯自己的政治立場、對待不同意見不同取態的、即使是同路人，也毫不留情以最刻薄言詞無理攻擊別人人格的例子。
香港社會不是這樣的。
對同一課題我與你看法不一樣，你可以批評我錯，怎樣嚴厲都可以，但你不能攻擊我的人格，那是土改、反右時、文革時共產黨的做法；假若我錯了，我可以認錯，但別叫我「跪低」，那是封建時代惡吏與專制皇帝、和現代暴民政治的做法。
我們的媒體、學者和評論員常常驕傲地說香港社會是公民社會，但事實是簡單的不同判斷、不同意見，不同政治取向即使在最理性的民主派也被激化為敵我矛盾、也被上綱上線地進行人格的判斷和侮辱。試想想沉默的一群，面對政客與媒體這種霸道和一點情面也不保留的指斥和侮辱，持有不同意見的人還會作聲嗎？
香港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
假若我是一位沒有太多人附和的智者，為什麼我還要公開說一些明知道會被別人群起攻擊的說話？
只有吵鬧沒有說理
結果是很多人不敢再公開表達與這些政客與媒體不同的意見，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另類意見會被掌握了媒體喉舌的人以最辛辣刻薄的言詞攻擊。慢慢地，誠實地持有不同意見的人變得噤若寒蟬以明哲保身，社會變成了只有一種聲音。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媒體霸權，我只知道Something is very wrong here，似乎我們的社會只剩下吵鬧而再沒有講道理和辯論的空間。維園涼亭內要說話的，被涼亭外不喜歡聽的維園阿伯和維園阿哥大吵大鬧而不能將要說的話說出，一些本來有話要說的乾脆不再踏足維園涼亭，這便是今天香港社會這種只有吵鬧沒有說理的縮影。
最近與兩位法律界資深的律師午飯，談及國民教育的風波。一位律師說政府必然硬推，反對者也必然激烈反對到底，恐怕香港會暴動。另一位比較樂觀，說香港人哪有那麼容易被洗腦。
說起洗腦，我想起名著《動物農莊》（Animal Farm）作者、在2008年被《泰晤士報》評為二次世界大戰後排名第二位的英國最偉大作家的George Orwell在1948年寫的那本他預測1984年時會是怎樣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我想當今最出位的立法會議員和媒體編輯和評論員也必然在他們學生時代看過《一九八四》這本書。《一九八四》說的便是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文字主導了我們的思想。《一九八四》書中獨裁統治無處不在的老大哥規定人民使用他指定規限了人民思想的新創語句和文字（Newspeak新語），以這些新創語句和文字引導和主導了人民的思想方向與思維方式，從而進行思想控制。
德育及國民教育是洗腦，通過灌輸引導和主導學生的思想與思維方式，So they say。那麼，那些每天不斷從文字媒體、聲音媒體評論員和政客口裏放出灌輸給年輕一代早已有了立場的刻薄煽情和凌辱別人的語句和文字，又會怎樣引導和主導年輕人的思想方向與思維方式？
朋友的來電令我想起了一段大多數人已遺忘了的新聞。
一年多前最低工資快要開始實施，企業各有各準備，大家樂快餐最初提出為配合最低工資立法而將員工用膳時間剔除工時，不計工資，招來工人組織及社會各界的猛烈抨擊，除了被責無良外，一些團體甚至提出抵制不到大家樂光顧。結果大家樂集團很快改變最初的決定，同意員工午飯的時間一樣計時薪。
慣性煽情和偏激
很多時候我在與朋友閒聊香港媒體的慣性煽情和偏激時，便提出大家樂這例子。其實，同一件事，同一則內容的新聞，媒體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和用不同的標題。同一內容，但不同的態度去表述和用不同的標題，會完全改變新聞內容的本質。以大家樂飯鐘錢這則新聞為例。描述的方式有很多，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選擇很多。以標題來說可以是：
（一）最厚道與帶鼓勵的「大家樂從善如流」，
（二）中性的「大家樂改變初衷」，
（三）給Benefit of doubt的「大家樂迷途知返」，
（四）或嚴厲的「大家樂不敢逆民意」，
（五）甚而責斥的「大家樂知錯臨崖勒馬」，
（六）到極端刻薄的「大家樂跪低認衰」。
問題是香港的媒體會作怎樣的選擇？從河蟹的極端、從不表示態度的中間落墨到凡事刻薄指摘的另一極端，他們慣性地會選擇哪一些字眼？讓我們看看大家樂這例子。
大家樂集團改變決定後的第2天2010年11月7日《蘋果日報》編輯在頭版提的半版大字標題是「大家樂跪低認衰」。內文用的字眼包括記者用的「跪低」、「認衰」字眼，和引述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先生用的「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出陰招」字眼。同一天《東方日報》內頁報道，標題是「大家樂投降恢復飯鐘」，內文引述李卓人先生的「與民為敵」、「無好下場」字眼；但也引用了王國興先生的「迷途知返」字眼。《明報》在港聞版報道，標題是「大家樂撤『減飯鐘錢』薪照加」，內文以較長篇幅分別引述大家樂集團及工會的立場看法，沒有轉述煽情的用詞。
什麼事都吵吵鬧鬧
雖然大家都口說鼓勵企業良心、勞資和諧，但不難看出到了煽情文字媒體的筆端、或到了面向鏡頭便亢奮的政客口裏，結果毫無例外地必然是把一件原來本可以是中性的新聞變成煽情及把已緩和的矛盾重新激化。記憶中，好像自從那一次開始，文字媒體對一些官員、公共機構或商業機構因公眾反對而改變決定，或因公眾指正而道歉的事情，便很多時候用「跪低」字眼為新聞標題。我嘗試在網上一個文字媒體的新聞網搜索，在大家樂飯鐘事件後一年多，這媒體單在港聞及評論文章中說「跪低」的已超過60篇，包括有：
（一）財政司長曾俊華先生「跪低」改6000元存強積金戶口為直接派錢。
（二）教育局逼減班，九龍華仁就一早「跪低」。
（三）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女士向新界原居民「跪低」提優惠措施鼓勵原居民拆僭建。
（四）替補方案進行政府被迫「跪低」，宣布押後原定立法時間以進行兩個月的諮詢。
（五）《公平競爭條例》草案政府「跪低」同意內容大幅讓步。
（六）教科書商不減價，當局束手「跪低」。
（七）中電向民意「跪低」，宣布平均淨電價加幅由9.2%微調至7.4%。
（八）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先生「跪低」同意大學至少4學年不加費。
（九）梁振英為入閘選特首爭提名票向工聯會「跪低」。
（十）梁振英政府「跪低」押後架構重組。
除了宗教信仰的禮儀外，什麼時候人才會「跪低」？最容易記起的是封建時代被強推下跪在惡吏或專制皇帝前，又或者老一輩說的共產黨要地主、資本家和反革命向暴民下跪。開口閉口說別人叫別人「跪低」，除了是不文明和沒有必要的敵視和凌辱外，還可以宣揚什麼？對不起，用「跪低」來形容政府政策或公營、私營機構決策的改變，不是專業的新聞報道，而是媒體或記者早有了自己立場而向公眾發放的政治宣傳。
喪失了中庸、厚道和包容
同樣地，每天在新聞報道中不斷用「狼」或「豬」來稱呼政治人物，或不斷在新聞報道中稱某人為「貪X」、「X漢奸」是對別人的侮辱，不是專業的新聞報道。
了解到這一點，我想巿民不難明白為什麼香港社會會有目前這種什麼事都吵吵鬧鬧的現象。從媒體到政客，都不再持平評論或討論，只競相出位，語不驚人誓不休，故意選擇最煽情極端和侮辱的用詞來突顯自己的政治立場，因而出現了這種很小的事無情也無限地被推波助瀾激化矛盾。
人各有志小事一樁
被侮辱為「賣黨求榮」
也因如此，香港社會開始喪失了那種我們曾經擁有的中庸、厚道和包容，任何不同意見都如失控列車般向極端方向走。別的不說，以民主黨為例，馮煒光先生身為民主黨員申請加入梁振英政府當局長鎅⑦蔽齱A違反了民主黨領導層決定民主黨員不加入梁振英政府的立場；這事發生了，民主黨處理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游說馮煒光先生，即使游說不成或游說沒有結果，向公眾表述的方式也有很多種，可以是「深表遺憾」、「不能接受」甚而「予以譴責」。然而，馮煒光先生究竟犯了什麼錯，竟因這人各有志的小事一樁被民主黨公開侮辱為「賣黨求榮」？這是政黨已慣性被嘩眾取寵媒體牽着鼻子走極端路線以突顯自己的政治立場、對待不同意見不同取態的、即使是同路人，也毫不留情以最刻薄言詞無理攻擊別人人格的例子。
香港社會不是這樣的。
對同一課題我與你看法不一樣，你可以批評我錯，怎樣嚴厲都可以，但你不能攻擊我的人格，那是土改、反右時、文革時共產黨的做法；假若我錯了，我可以認錯，但別叫我「跪低」，那是封建時代惡吏與專制皇帝、和現代暴民政治的做法。
我們的媒體、學者和評論員常常驕傲地說香港社會是公民社會，但事實是簡單的不同判斷、不同意見，不同政治取向即使在最理性的民主派也被激化為敵我矛盾、也被上綱上線地進行人格的判斷和侮辱。試想想沉默的一群，面對政客與媒體這種霸道和一點情面也不保留的指斥和侮辱，持有不同意見的人還會作聲嗎？
香港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
假若我是一位沒有太多人附和的智者，為什麼我還要公開說一些明知道會被別人群起攻擊的說話？
只有吵鬧沒有說理
結果是很多人不敢再公開表達與這些政客與媒體不同的意見，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另類意見會被掌握了媒體喉舌的人以最辛辣刻薄的言詞攻擊。慢慢地，誠實地持有不同意見的人變得噤若寒蟬以明哲保身，社會變成了只有一種聲音。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媒體霸權，我只知道Something is very wrong here，似乎我們的社會只剩下吵鬧而再沒有講道理和辯論的空間。維園涼亭內要說話的，被涼亭外不喜歡聽的維園阿伯和維園阿哥大吵大鬧而不能將要說的話說出，一些本來有話要說的乾脆不再踏足維園涼亭，這便是今天香港社會這種只有吵鬧沒有說理的縮影。
最近與兩位法律界資深的律師午飯，談及國民教育的風波。一位律師說政府必然硬推，反對者也必然激烈反對到底，恐怕香港會暴動。另一位比較樂觀，說香港人哪有那麼容易被洗腦。
說起洗腦，我想起名著《動物農莊》（Animal Farm）作者、在2008年被《泰晤士報》評為二次世界大戰後排名第二位的英國最偉大作家的George Orwell在1948年寫的那本他預測1984年時會是怎樣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我想當今最出位的立法會議員和媒體編輯和評論員也必然在他們學生時代看過《一九八四》這本書。《一九八四》說的便是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文字主導了我們的思想。《一九八四》書中獨裁統治無處不在的老大哥規定人民使用他指定規限了人民思想的新創語句和文字（Newspeak新語），以這些新創語句和文字引導和主導了人民的思想方向與思維方式，從而進行思想控制。
德育及國民教育是洗腦，通過灌輸引導和主導學生的思想與思維方式，So they say。那麼，那些每天不斷從文字媒體、聲音媒體評論員和政客口裏放出灌輸給年輕一代早已有了立場的刻薄煽情和凌辱別人的語句和文字，又會怎樣引導和主導年輕人的思想方向與思維方式？
留言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