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制欠罰則遜公僕

【明報專訊】前特首董建華2002年引入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同年特首辦公布《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以8頁紙列出官員屬「集體問責」、接受款待應如何處理等，但隻字不提問責官員若違反守則以至個人操守將如何懲處。相反，問責官員率領的逾16萬公務員，受到嚴謹紀律規管，日常遲到、違反性質輕微政府規例，已足以書面警告。至於濫用職權、干犯刑事罪行，更可依循《命令》被紀律處分，包括革職、降級或勒令退休等。


董建華當年解釋，問責制原意就是問責局長向特首負責，特首因應社會情况任免，有需要會終止合約。時任政務司長的曾蔭權當時亦力撐，即使在世界各地，官員什麼時候要下台沒有明文規定的準則。立法會雖然有權提出不信任動議，但並無約束力，一切由特首決定；若要問責特首，則只有立法會可啟動彈劾機制，但至少要全體四分之一議員聯合動議，經調查再表決及交中央決定。


王永平﹕服務期短 規例毋須多

當年屬問責制「先頭部隊」的前公務員事務局長王永平說，參照世界各國的問責制，的確未有劃一懲處官員的準則。問責制與公務員團隊不同，由於公務員講求穩定和長時間服務，問責官員一般只服務5年，「要不沒懲處，要不下台，未必需要太多規例」。


事實上，問責制成立初時，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前衛生福利及食物局長楊永強，算是為了政治問責而鞠躬下台。不過，仍有案例如2003年前財政司長梁錦松偷步買車，梁自動請辭後，特首董建華仍挽留，導致外間批評問責局長只向特首負責，而不是接受市民問責。


維港巨星匯 僅盧維思受處分

至於公務員團隊則受紀律處分機制規管，如在2003年的維港巨星匯，有份負責的時任投資推廣署長盧維思，因為巨星匯籌備不善，被公務員事務局展開一年紀律研訊，一度被罰16萬元，至2008年才在高院駁回，但當時的問責官員梁錦松、工商及科技局長唐英年等則不需為此負責。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表示，早在2002年，不少學者已指出問責守則內有「太多空白地方」，「官員要麼無事，要麼下台」，他稱中間應有其他程度的罰則，如警告、減薪等。他憶述，當年問責制推行一個月後，時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馬時亨的「仙股事件」發生，學者已提出修改官員懲處機制，但政府置若罔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