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15年前，「中國夢」成為很多投資者的噩夢。經過5年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繁榮之後，亞洲金融風暴（1997年）暴露了內地混亂發展模式下的嚴重缺陷，加上政府大幅收緊信貸，令經濟增長停滯不前。
外國投資者被氣得七孔生煙，因為他們被省級政府的投資公司拖欠以億美元計的債務。內地銀行的不良貸款更接近GDP（國內生產總值）的50%。雖然政府宣布了計劃，要重組冗員過多、處於虧蝕的國有企業，但外間對其執行能力的信心卻相當低。
今天，投資者對印度的看法就同樣悲觀。經過2004年至2011年一輪高於預測的經濟增長之後，漫長的貨幣緊縮周期已經引致印度經濟放緩，以及外國投資者興趣大減。很多人都憂慮，印度若不進行必須的結構性改革，以清除通脹的樽頸及刺激商業活動，其經濟將會失去增長活力。
可是，在這一片愁雲慘霧之中，不要忘記，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的短短幾年內，中國就對銀行進行了資本重組，關閉了數以千計的國有企業，進入長達1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每年平均增長10%以上。
由1998年到2008年，中國進口的原材料由佔全球總量的5%，大升至30%，因為它建立了全國性的交通網絡和電力基礎設施，以及建築了7000萬個城市住宅單位。因此，中國令全球商品和能源的需求和價格大變。
今天，中國的基建快車已開始失去動力，商品價格正趨穩定，全球礦業公司更正在削減資本開支。亞洲是否有其他經濟巨人能夠接中國的棒？這可以分成兩個不同的問題來看。
首先，印度能否推行必要的改革，以踏上長期的高速經濟增長軌跡，就像日本、韓國、台灣和中國大陸等以往的東亞成功故事？
其次，印度未來的經濟增長，是複製中國投資密集、消耗資源的模式，還是追求一個較為平衡的模式？
簡而言之，就是印度的經濟增長能夠有多快？其經濟增長對全球有多大的影響？今天，我們收集了一些資料，將嘗試回答上述問題。
從印度人的平均福利，以及國家發展的觀點來看，第一個問題是，印度是否可以實現持續追趕的經濟增長。即是說，印度的人均GDP能否追上富裕國家的水平。經過多年的相對停滯，印度的人均GDP已經開始表現出追趕的趨勢，就好像中國在1990年代初期開始般（見圖）。
農村儲蓄率不足 難支持工業起飛
但直至目前，印度還未有表現出196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台灣和韓國，以及2000年代中期的中國大陸那種經濟快速起飛。要做到這一點，印度的GDP的年均增長率需要持續達到9%至10%。但即使達到9%的平均增長率，印度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亦要到2020年代後期，才相當於中國現時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
值得關注的一點是，致富的道路是有迹可尋的，但印度看來卻不然。日本、台灣和韓國，是近代史上少數成功由貧變富、經濟規模合理，而又並非出口石油的國家和地區。它們走過的方式都類似，而中國大陸亦正在複製。
它們開始時，都是透過改革農村土地制度，來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及農村的剩餘收入。於是，國家主導的銀行體系，便能夠以低利率吸納這些存款。這些成本合理的資金便成為靈丹妙藥，既可以用來支持產業擴張，亦可以用來支持重要的國家基建。
政府要求企業將重點放在出口，這令企業得以保持競爭力，同時又壓抑了所謂「尋租」行為（但中國國有企業則屬例外）。這種以基建投資和出口競爭為主導相結合的經濟發展模式，令生產力得以持續提升。
【編者按﹕「尋租」（競租）（Rent-seeking），是指由於供給彈性不足而產生穩定和超額利潤的活動；或者使用稀少資源去營造人為的稀少性，以圖獨佔利益的行為。「尋租」行為取得的利益，通常都牽涉到炒賣、壟斷、減少競爭，甚或賄賂，而又不太具備生產性，因而被認為對社會整體沒有什麼好處。】
某程度上，印度的致富方程式，好像和上述的東北亞國家和地區相同。例如，印度人的儲蓄相對於其GDP的比例，已上升至超過30%。日本和韓國就曾經因為這樣高的儲蓄率，令投資出現高增長。印度的對外貿易，亦正在走中國和韓國的模式。
但是，細心觀察會發現，印度在學習東北亞國家的階梯時，跳過了某些關鍵的梯級。例如，其儲蓄增長就不是因為農村剩餘收入增長。在1970年代，印度農民平均每人每年生產200公斤穀物。到了1990年代和2000年代，這個人均產量亦只是輕微上升至225公斤。
在中國大陸，1960年代初期，這個人均產量是175公斤；到了1980年代中期，已大幅上升至325公斤。與內地相比，印度農民的收入增長實在不入流。這不免令人懷疑，印度近年的儲蓄和投資增長，是否可以長期持續。
出口側重服務業 難成功脫貧
另一方面，眾所周知，印度的出口側重於服務業，而不是東北亞地區賴以致富的製成品出口。自1990年以來，印度製造業佔其GDP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7%左右，遠低於中等收入國家的典型比例（20%至25%），與中國大陸（32%）和韓國（28%）就相距更遠。
有些人爭辯說，是服務業，而非骯髒的工廠，推動印度經濟起飛。印度在服務貿易，特別是軟件業方面的增長，令人印象深刻，對這種想法起到支持作用。但是，在歷史上，還沒有任何國家在沒有工業的巨大貢獻之下，而能夠成功脫貧。基本原因是，工業界的生產力提升（以及創造財富的潛力），往往遠遠高於服務業。
在東北亞地區，生產力上升，主要是來自農民轉投工業。高速城市化是東北亞發展的另一個關鍵要素，但這只是勞動力轉移（農民轉投工業）的自然副產品。然而，直至現時，仍然有60%的印度人生活在農村，這個比例並沒有快速下降。
由於勞動力市場的僵化規條，阻礙了大型工業發展，印度政府實在是難辭其咎。在印度，一家公司只要僱用了超過100名工人，就一定要取得邦政府批准，才能夠解僱工人。但是，由於工會牢牢掌握住這個政治程序，實際上，企業很少會獲准解僱員工。
關於印度和中國發展模式的爭論，往往很武斷和教條地陷入民主與獨裁的措辭。然而，一些國家的發展史顯示，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有效的機制，尊重和保護產權；以及官僚機構需要能夠保護貨幣的價值，建立具決定性的基礎設施，引導產業升級，而不破壞競爭。在這方面，印度的紀錄不佳。若要經濟持續增長，其體制將需要升級。
人口結構年輕 成驅動增長關鍵
不過，印度亦有一張王牌。在所有新興經濟體之中，印度的人口統計數據是對經濟增長最有利者。首先，它的人口夠年輕，平均每七個工人才供養一名長者。較少家屬需要供養，亦意味着更多的錢可以用於儲蓄和投資──這正是經濟增長的兩股關鍵驅動力。
當然，「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必須明智地使用，以提供複合的回報。這也是印度做得不足的地方。
Pierre Gave
GaveKal 亞洲區研究部主管
新聞類別
財經
詳情#
回應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