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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郭乃弘年底80歲,歲月逐漸在他身上留下痕迹。從前他每日游水,堅持了足足32個寒暑,還引以自豪,近月身體變差,被迫中斷。這個身高6呎2吋的牧師,走路時腰骨依然挺直,但他承認步伐慢了,上斜會氣喘。
「我不後生了,又有病。邊有以前咁活躍。」
這個牧師曾經很活躍——60、70年代任職石硤尾深愛堂,鄰近社區黃賭毒風行,他卻一反當時香港教會「內聚」傾向,堅持服務社區;上世紀80年代當上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獲中共包機到北京賀國慶,厚待兼統戰,他卻不領情,於高山大會發言爭民主,得罪左派;退休多年後應朱耀明之邀擔任「佔中十死士」,最終計劃生變,沒佔領過中環,傘運後他卻發起每月一次祈禱會。4年過去,人來人往,郭乃弘和祈禱會都仍在。
撰文︰梁俊勤
攝影︰黃奕聰
8月某夜,九龍佑寧堂屋頂木樑下,疏疏落落地坐了廿多人,準備參加「周一祈禱會」。其中負責獻詩的佔了幾乎一半,剩下來的「街外客」寥寥可數。
7時半,穿長袍的郭乃弘步上台,點起蠟燭,和詩班一起唱詩,帶信徒祈禱、靜思、讀聖經、派聖餐。9時許,祈禱會完結,他站在門口跟會眾握手、問好。
一手揸報紙 一手揸聖經
「我們是為香港祈禱,不是為自己求。」
周一祈禱會始於2014年12月,當時雨傘運動剛落幕,人心潰散,不少基督徒深感無奈、無助,有的因此離開了原本的教會。郭乃弘想,「可否回歸原始,向上帝祈禱?」於是開始搞祈禱會。
起初人頭湧湧,聖堂內次次擠滿百多人,然而日子久了,一如香港社運,空凳越來越多。郭乃弘倒看得開:「人數多少不太重要。」現時祈禱會每月第3個周一舉行,雙數月份設聖餐,單數月份除了念聖經,還會讀報紙。「好似(神學家)Karl Barth咁,一手揸聖經,一手揸報紙」。為何這樣做?「教會是上主在世界的僕人,即是說,教會任何時候都要回應社會迫切的需要。所以我們既要明白聖經,更要明白時事。
「教會的群體不單要服侍自己的會員。高爾夫球場可以服侍它的會員,馬會可以服侍自己會員,教會不應該這樣。」郭乃弘說:「教會是服侍整個社會。」
郭乃弘1938年生於香港,父親任職怡和洋行,母親是家庭主婦,另有兄姊各一,一家人住在銅鑼灣,稱得上是中產。郭乃弘中學讀皇仁,其後到港大讀哲學,畢業後按興趣去了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進修,獲按立成牧師後決定回港。
石硤尾衝擊
當時擺在他眼前有3份工,一是中學副校長,二是大學教員,三是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主任牧師。結果選了當牧師,月薪500元,為另外兩份工作的三分一。
時為1966年。郭乃弘正式到石硤尾上班,馬上被周圍環境嚇一跳——教堂對出的空地,逢周六晚會搭起棚帳,開大檔賭錢;附近不遠一個地下單位,原是個「架步」,每晚有單身男人出出入入;有次到徙置區探訪教友,又目睹道友掏出白粉,灑在錫紙上「追龍」。「教會後面就係警署,但甚麼都不理……因為收了規。」
這個出身中產、名校畢業的牧師深受「文化衝擊」,「以前邊度見過箒」。有段日子,他每天傍晚都登上教會天台,凝望石硤尾,想想可為這裏做些甚麼。
那時香港教會多較「內向」,郭乃弘卻決定要令教會與社區拉上關係,於是開放地方讓附近學生溫習,其後甚至招募12個教會青年,將石硤尾分成6個區域,每兩人負責巡視一區,觀察並與居民談論社區問題,向教會滙報後再一同落力「做區」:出區報、印月曆、辦「社區節」活動。那個遠未有區議員的年頭,教會曾擔此重任。
「因為上帝是關心貧窮的人、軟弱的人、受逼迫的人,所以教會一定要這樣做,我們無得選擇。」
當教會領袖被統戰
1984年9月底,國慶35周年前夕,中共以兩架包機,邀請200位港澳知名人士赴北京觀禮,其中有7人來自宗教界,包括郭乃弘。「那種royal treatment很unbelievable,在北京飯店好食好住,車出車入」。
他最初感覺飄飄然,但事後回想,越來越覺得不妥,「他們飲飲食食,嘻嘻哈哈,冇實在嘢傾」。
光環背後,明顯藏着陰謀。郭乃弘1977年離開深愛堂,出任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協進會為香港教會聯合組織,主流教會均為其會員,於基督教界頗有影響力。適逢當時中共派許家屯、李儲文來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及第一副社長,大打統戰。身居要職的郭乃弘自是拉攏對象之一,宴會、訪京團邀請數之不盡。「統戰嘛!圍晒你們成為我的朋友,就係咁簡單」。
他照去飯局,也多次應約造訪大陸,但政治立場不曾動搖,一直堅持中國收回香港後,應讓港人以民主方式治理香港。「民主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至少令人人都有機會參與,政治由人民選出來,要對人民負責」。於是開始更積極參與民主運動,1986年出席首次高山大會並發言,表明要促進政制民主、發揮高度自治。
這舉動自然引來中方反擊。未幾,有左派人士於報章撰文直斥教會不應插手政治,基督教圈子內亦逐漸出現風聲,指郭乃弘對新華社不太友善,主流教會領袖遂行使連串行政手段,合力對付郭乃弘,包括撤換被視為支持郭的執委代表,「換來的都是開始被統戰的一代」;改選高苕華(其後成為全國政協)為執委會主席,再修例限制會內公共政策委員會的發言權,改為先經執委會審議才可發表。
「冇,意思即係叫你唔好出聲喇,就係咁簡單。」
他認定協進會再沒有空間暢所欲言,遂聯同多名職員離開,包括現為立法會議員的黃碧雲,另立香港基督徒學會,繼續回應時代。「最初連有冇人工都唔知,但as long as不是為自己的地位、名、利益,就會free好多」。一做又做了12年,至2000年退休。
「自此好自由,鍾意點做就點做。」
民主是老答案
俱往矣。早前香港宗教界辦國慶酒會,代表基督教的協進會現任主席蘇成溢致辭時一邊表示掛念內地「正處艱難困境」的信徒,另一方面稱會為一帶一路、大灣區、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祈禱。
近年香港社會不公不義事太多,很多人批評,宗教領袖在中共面前,要不奉迎,要不噤聲。
「有些領袖真的相信,依附政權是教會自保自存必要走的道路。另外有些個心面向中國,你一諗住向中國傳福音,就不能夠開罪任何中國官員」。郭乃弘一方面表示理解,但緊接是批評:「我們有乜資格向中國傳福音?我是否能和那些人民一起生活?我覺得很難。」他也不認為教會需要為「自保」而妥協:「唔係睇個名位咁重要,有乜好自保?」
在他眼中,香港教會不過是victim of its own success。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致力推動社會服務,遂提供資助,邀請主流教會辦學。「你話佢信任教會,其實亦是搵教會笨」。後來主流宗派紛紛成為龐大辦學團體,旗下中小學幾十間。「當時好多領袖下意識要build up自己的王國,不是上帝的王國。影響力好大喎,我請咁多教師,有咁多學生」。
坐擁「王國」的結果是,教會終於成為建制一部份。
「一個咁大的服務王國,需要好多資源。從哪裏來?不是教友的捐助,這只佔小部份。大部份是政府和大財團的捐助。好了,慢慢你就失去發聲的機會。因為邊個造成香港社會的不公義?當然不是我們這些小市民,而是大財團,加埋政府。你話點樣發聲?」
近年不少教會大力發展「社關」事工,向露宿者派飯,捐錢助窮人。「我冇話唔好,但夠唔夠呢?是甚麼導致香港成為咁唔公義的社會?因為一小撮人壟斷經濟資源、文化的恩賜,以及政治的決策權嘛!」如何將權力和資源由一小撮人交回所有百姓?還是老答案:民主。
但香港離民主,好遠。近年威權壓境之姿態,更令人喘不過氣。「中國共產黨是要全力控制、管治香港,佢唔會放過香港的」。怎樣辦?「等待囉」。郭乃弘記得,1989年東歐變天後,波蘭神學家Halina Bortnowska來港分享當地教會如何抵抗強權時所說的一句話:「Doing something is always better than doing nothing,我好震撼。」
希望無悔
今年11月就80歲,郭乃弘笑言不打算擺壽宴。「60、70歲都有擺,最後都係各自傾偈,唔係幾好」。這次他決定要搞一場聖樂音樂會,邀請朋友出席,「咁樣仲開心」。
郭乃弘3年前患上淋巴癌,其後康復。但身體不復以往強健,卻是事實。
今年中,他與太太和女兒一家到波羅的海坐郵輪,其間突然不適,急急送到芬蘭赫爾辛基一間醫院,原來是大腸桿菌入血。近月又發現心房有血塊,經常要見醫生,服薄血藥。「血塊一上腦,就會中風」。
32年來每天游泳的習慣因而被迫中斷。如今每早起床,他就上天台行圈20分鐘,舒展筋骨。其餘時間,有時去咖啡店讀報紙,更多時間來往西貢住所和瑪麗醫院,驗血、覆診等程序佔據他日常大部份時間。「好似返工咁,真係幾慘」,他苦笑,「但你唔醫佢又唔得,你實在係有病」。
直至問他怕唔怕死,老牧師才露出笑容:「我幾時都預備,真係㗎。我覺得,I have lived a full and happy life, no regret。」
「我無悔㗎,我80歲。以香港男人嚟計,算係咁喇」。
「我不後生了,又有病。邊有以前咁活躍。」
這個牧師曾經很活躍——60、70年代任職石硤尾深愛堂,鄰近社區黃賭毒風行,他卻一反當時香港教會「內聚」傾向,堅持服務社區;上世紀80年代當上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獲中共包機到北京賀國慶,厚待兼統戰,他卻不領情,於高山大會發言爭民主,得罪左派;退休多年後應朱耀明之邀擔任「佔中十死士」,最終計劃生變,沒佔領過中環,傘運後他卻發起每月一次祈禱會。4年過去,人來人往,郭乃弘和祈禱會都仍在。
撰文︰梁俊勤
攝影︰黃奕聰
8月某夜,九龍佑寧堂屋頂木樑下,疏疏落落地坐了廿多人,準備參加「周一祈禱會」。其中負責獻詩的佔了幾乎一半,剩下來的「街外客」寥寥可數。
7時半,穿長袍的郭乃弘步上台,點起蠟燭,和詩班一起唱詩,帶信徒祈禱、靜思、讀聖經、派聖餐。9時許,祈禱會完結,他站在門口跟會眾握手、問好。
一手揸報紙 一手揸聖經
「我們是為香港祈禱,不是為自己求。」
周一祈禱會始於2014年12月,當時雨傘運動剛落幕,人心潰散,不少基督徒深感無奈、無助,有的因此離開了原本的教會。郭乃弘想,「可否回歸原始,向上帝祈禱?」於是開始搞祈禱會。
起初人頭湧湧,聖堂內次次擠滿百多人,然而日子久了,一如香港社運,空凳越來越多。郭乃弘倒看得開:「人數多少不太重要。」現時祈禱會每月第3個周一舉行,雙數月份設聖餐,單數月份除了念聖經,還會讀報紙。「好似(神學家)Karl Barth咁,一手揸聖經,一手揸報紙」。為何這樣做?「教會是上主在世界的僕人,即是說,教會任何時候都要回應社會迫切的需要。所以我們既要明白聖經,更要明白時事。
「教會的群體不單要服侍自己的會員。高爾夫球場可以服侍它的會員,馬會可以服侍自己會員,教會不應該這樣。」郭乃弘說:「教會是服侍整個社會。」
郭乃弘1938年生於香港,父親任職怡和洋行,母親是家庭主婦,另有兄姊各一,一家人住在銅鑼灣,稱得上是中產。郭乃弘中學讀皇仁,其後到港大讀哲學,畢業後按興趣去了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進修,獲按立成牧師後決定回港。
石硤尾衝擊
當時擺在他眼前有3份工,一是中學副校長,二是大學教員,三是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主任牧師。結果選了當牧師,月薪500元,為另外兩份工作的三分一。
時為1966年。郭乃弘正式到石硤尾上班,馬上被周圍環境嚇一跳——教堂對出的空地,逢周六晚會搭起棚帳,開大檔賭錢;附近不遠一個地下單位,原是個「架步」,每晚有單身男人出出入入;有次到徙置區探訪教友,又目睹道友掏出白粉,灑在錫紙上「追龍」。「教會後面就係警署,但甚麼都不理……因為收了規。」
這個出身中產、名校畢業的牧師深受「文化衝擊」,「以前邊度見過箒」。有段日子,他每天傍晚都登上教會天台,凝望石硤尾,想想可為這裏做些甚麼。
那時香港教會多較「內向」,郭乃弘卻決定要令教會與社區拉上關係,於是開放地方讓附近學生溫習,其後甚至招募12個教會青年,將石硤尾分成6個區域,每兩人負責巡視一區,觀察並與居民談論社區問題,向教會滙報後再一同落力「做區」:出區報、印月曆、辦「社區節」活動。那個遠未有區議員的年頭,教會曾擔此重任。
「因為上帝是關心貧窮的人、軟弱的人、受逼迫的人,所以教會一定要這樣做,我們無得選擇。」
當教會領袖被統戰
1984年9月底,國慶35周年前夕,中共以兩架包機,邀請200位港澳知名人士赴北京觀禮,其中有7人來自宗教界,包括郭乃弘。「那種royal treatment很unbelievable,在北京飯店好食好住,車出車入」。
他最初感覺飄飄然,但事後回想,越來越覺得不妥,「他們飲飲食食,嘻嘻哈哈,冇實在嘢傾」。
光環背後,明顯藏着陰謀。郭乃弘1977年離開深愛堂,出任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協進會為香港教會聯合組織,主流教會均為其會員,於基督教界頗有影響力。適逢當時中共派許家屯、李儲文來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及第一副社長,大打統戰。身居要職的郭乃弘自是拉攏對象之一,宴會、訪京團邀請數之不盡。「統戰嘛!圍晒你們成為我的朋友,就係咁簡單」。
他照去飯局,也多次應約造訪大陸,但政治立場不曾動搖,一直堅持中國收回香港後,應讓港人以民主方式治理香港。「民主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至少令人人都有機會參與,政治由人民選出來,要對人民負責」。於是開始更積極參與民主運動,1986年出席首次高山大會並發言,表明要促進政制民主、發揮高度自治。
這舉動自然引來中方反擊。未幾,有左派人士於報章撰文直斥教會不應插手政治,基督教圈子內亦逐漸出現風聲,指郭乃弘對新華社不太友善,主流教會領袖遂行使連串行政手段,合力對付郭乃弘,包括撤換被視為支持郭的執委代表,「換來的都是開始被統戰的一代」;改選高苕華(其後成為全國政協)為執委會主席,再修例限制會內公共政策委員會的發言權,改為先經執委會審議才可發表。
「冇,意思即係叫你唔好出聲喇,就係咁簡單。」
他認定協進會再沒有空間暢所欲言,遂聯同多名職員離開,包括現為立法會議員的黃碧雲,另立香港基督徒學會,繼續回應時代。「最初連有冇人工都唔知,但as long as不是為自己的地位、名、利益,就會free好多」。一做又做了12年,至2000年退休。
「自此好自由,鍾意點做就點做。」
民主是老答案
俱往矣。早前香港宗教界辦國慶酒會,代表基督教的協進會現任主席蘇成溢致辭時一邊表示掛念內地「正處艱難困境」的信徒,另一方面稱會為一帶一路、大灣區、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祈禱。
近年香港社會不公不義事太多,很多人批評,宗教領袖在中共面前,要不奉迎,要不噤聲。
「有些領袖真的相信,依附政權是教會自保自存必要走的道路。另外有些個心面向中國,你一諗住向中國傳福音,就不能夠開罪任何中國官員」。郭乃弘一方面表示理解,但緊接是批評:「我們有乜資格向中國傳福音?我是否能和那些人民一起生活?我覺得很難。」他也不認為教會需要為「自保」而妥協:「唔係睇個名位咁重要,有乜好自保?」
在他眼中,香港教會不過是victim of its own success。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致力推動社會服務,遂提供資助,邀請主流教會辦學。「你話佢信任教會,其實亦是搵教會笨」。後來主流宗派紛紛成為龐大辦學團體,旗下中小學幾十間。「當時好多領袖下意識要build up自己的王國,不是上帝的王國。影響力好大喎,我請咁多教師,有咁多學生」。
坐擁「王國」的結果是,教會終於成為建制一部份。
「一個咁大的服務王國,需要好多資源。從哪裏來?不是教友的捐助,這只佔小部份。大部份是政府和大財團的捐助。好了,慢慢你就失去發聲的機會。因為邊個造成香港社會的不公義?當然不是我們這些小市民,而是大財團,加埋政府。你話點樣發聲?」
近年不少教會大力發展「社關」事工,向露宿者派飯,捐錢助窮人。「我冇話唔好,但夠唔夠呢?是甚麼導致香港成為咁唔公義的社會?因為一小撮人壟斷經濟資源、文化的恩賜,以及政治的決策權嘛!」如何將權力和資源由一小撮人交回所有百姓?還是老答案:民主。
但香港離民主,好遠。近年威權壓境之姿態,更令人喘不過氣。「中國共產黨是要全力控制、管治香港,佢唔會放過香港的」。怎樣辦?「等待囉」。郭乃弘記得,1989年東歐變天後,波蘭神學家Halina Bortnowska來港分享當地教會如何抵抗強權時所說的一句話:「Doing something is always better than doing nothing,我好震撼。」
希望無悔
今年11月就80歲,郭乃弘笑言不打算擺壽宴。「60、70歲都有擺,最後都係各自傾偈,唔係幾好」。這次他決定要搞一場聖樂音樂會,邀請朋友出席,「咁樣仲開心」。
郭乃弘3年前患上淋巴癌,其後康復。但身體不復以往強健,卻是事實。
今年中,他與太太和女兒一家到波羅的海坐郵輪,其間突然不適,急急送到芬蘭赫爾辛基一間醫院,原來是大腸桿菌入血。近月又發現心房有血塊,經常要見醫生,服薄血藥。「血塊一上腦,就會中風」。
32年來每天游泳的習慣因而被迫中斷。如今每早起床,他就上天台行圈20分鐘,舒展筋骨。其餘時間,有時去咖啡店讀報紙,更多時間來往西貢住所和瑪麗醫院,驗血、覆診等程序佔據他日常大部份時間。「好似返工咁,真係幾慘」,他苦笑,「但你唔醫佢又唔得,你實在係有病」。
直至問他怕唔怕死,老牧師才露出笑容:「我幾時都預備,真係㗎。我覺得,I have lived a full and happy life, no regret。」
「我無悔㗎,我80歲。以香港男人嚟計,算係咁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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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1月29日 1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