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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10年以來，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黎明風雨不改，每年參與六四集會。第一次參加那年，她剛來中大讀社會學碩士，當時她充滿猶豫，覺得也許有危險，怕被人點相，但同學們很細心，說看到可疑人士會圍着她，甚至可戴上口罩，在好奇心驅使下她就跟着大夥兒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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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被偷走，嗰刻好憤怒」
她擔心被人認出，並非無的放矢，「每個內地生嚟香港，第一件事就要先去中聯辦登記，畢業後要返內地工作，大學嘅畢業證書係唔足夠嘅，要有中聯辦證明，所以當時都會擔心去燭光集會或者會影響畢業」。出發前，她很緊張，告訴自己不能輕易被洗腦，「覺得一定好多人鼓吹反中央政府，我一定唔可以信」。但眼前的景象，卻讓她重新審視自己對集會的看法。
從港鐵站走到維園的短短10分鐘路程，黎明看見有人做行為藝術，有人拿起咪大聲說着政見，甚至是表達反對政府的聲音，雖然早已預視，但當出現於眼前，她依然是戰戰兢兢。直至走進維園，情緒變得越來越緊張，聽着人們喊「結束一黨專政」、「追究屠城責任」，她沒法定下心神，不敢跟着喊，早已弄不清是思緒還是情緒較混亂了。今天回想那個時刻，她說一個巨大的衝擊，因自小從家人口中得知的六四，是一件充滿陰謀論的負面事情，「聽到屠城兩個字，我心情好複雜，到底件事係點？係咪佢哋想影響我嘅政治觀點？」
那是一個嶄新的經驗，她形容那一夜，是自我身份認同的轉捩點。來港以前，她從沒懷疑自己「中國人身份」，這個身份和愛國情懷，是不可挑戰的，不能超越其他身份，「我突然醒覺，對國家、歷史嘅認知，原來一直都係假嘅！一部份歷史被刻意修改、偷走，嗰一刻我好憤怒，反思愛國作為至高無上情懷嘅諗法」。對很多人來說，六四燭光集會行禮如儀，沒有實質的作用，但對她來說，集會的最大作用就是「存在」，在球場上數萬個臉孔中，哪怕只有一個抱着好奇心的女生，從「愛國」的桎梏中解脫出來，集會就有存在意義。從那晚開始，黎明不再被愛國、民族主義框着，重新審視自己與國家的關係。
■記者梁嘉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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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港鐵站走到維園的短短10分鐘路程，黎明看見有人做行為藝術，有人拿起咪大聲說着政見，甚至是表達反對政府的聲音，雖然早已預視，但當出現於眼前，她依然是戰戰兢兢。直至走進維園，情緒變得越來越緊張，聽着人們喊「結束一黨專政」、「追究屠城責任」，她沒法定下心神，不敢跟着喊，早已弄不清是思緒還是情緒較混亂了。今天回想那個時刻，她說一個巨大的衝擊，因自小從家人口中得知的六四，是一件充滿陰謀論的負面事情，「聽到屠城兩個字，我心情好複雜，到底件事係點？係咪佢哋想影響我嘅政治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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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梁嘉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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