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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三十年前的項小吉，中國政法大學辯論隊最佳隊員。
六四學運期間兩度與政府高官對話，
在官方陰謀下仍保持溫和理性，
相信對話帶來改變。
他贏了掌聲、贏了辯論，可惜對手偏偏不談邏輯，六四依然屠城。
流亡三十年、現時在紐約唐人街擔任律師的項小吉，
在美接受《蘋果》訪問時仍溫文爾雅，
相信邏輯，但對中共心態已從溫和派變激進派，
揚言現時只剩下革命：
「和平手段用盡了，換來的只是坦克機槍屠殺。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有革命的權力，
人民有各種反抗手段的權力。」
項小吉在紐約法拉盛（Flushing）的唐人街執業，今次訪問了兩小時多，辦公室電話不絕，亦有數名華人上門協求法律協助。他自言在民運人士中比較幸運，1981年進政法大學，外語系畢業，主修英語，六四前在政法大學修讀國際法碩士，英語不錯，流亡美國後較易適應，並在哥倫比亞大學修讀法學碩士。
1989年4月29日，當時4.26社論已刊出，但中國政府要和學生舉行對話，項小吉擔任政法大學的學生代表，他笑說：「讀研究生的時候，（大學）缺英文老師，請我做英文老師，給本科生教英語課，所以跟學生認識很多。再加上87年的時候，大學第一次辯論大賽獲得冠軍，相等於最佳辯論員，當時比較出名吧。」
原盼以對話推動改革
法律碩士面對無法無天中共，項小吉差點連會議廳也進不了：「當時在大門的時候，我被攔在外面，其他的學校代表都進去了。我就在等，後來讓我進去，坐最後一排，一開始我就一直舉手要發言，他們一直不讓我發言，讓他們事先安排好的人發言。」當時項在其他人發言時仍一直舉手，舉到連現場記者都錯愕，逼得國務院發發言人袁木也要讓發言，項當時表明：「學生運動不是動亂，是一個民主運動！」這一場對話，當晚新聞聯播播了出來，從1949到89年，第一次轉播政府與學生對抗性的談判。他說：「當時我們對話出來，出門的時候各國記者就圍上來要跟我談，我回頭就指着何東昌（時任國家教委副主任），說你跟他談，何恨恨盯着我，他很生氣，他沒有想到在這個談話會上，有學生這樣反駁他。」
項小吉一戰成名，但沒爭取到任何東西，4.29對話後成立了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並擔任團長。項繼續尋求對話，偏偏官方不予理睬，直至5月13日學生開始絕食：「到了5月14號中午的時候，他們通知我，同意了跟對話代表團對話，當時學生有一個要求，要求這個對話要實況轉播。」結果官方以「錄像帶送不出去」為由拒絕，項與官方第二次對話中斷。項爭取第三次對話，不料19日北京戒嚴，對話門路完全堵死。
30年前，項小吉沒想過推翻共產黨：「當時我們想用對話，新的方式推動政府改革。4月份、5月份，在戒嚴之前，5.17宣言之前，大家也是以對話為訴求。當時沒有提出要推翻政府，沒有這個訴求。」眼見今日中共倒行逆施，當日最溫和的他也轉變了。「對今天來講，民間民眾來講只能考慮革命，只能考慮推翻共產黨的問題。對話在目前中國這個氛圍下是行不通的，因為政府那一方，包括89年也不想對話。」項更進一步認為：「面對一個殘酷專制的政府，人民有自衞的權力，你看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如果說你和平手段用盡了，你換來的只是坦克機槍，只是屠殺，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有革命的權力，人民有各種反抗手段的權力。」
指民怨強烈 中國維穩不易
人在美國，他坦認民運人士在海外可做的事情不多，但不代表不能推動中國革命。「我們可以通過各種渠道，把民主理念，自由思想，傳播到中國國內。另一方面，游說一些外國政府，影響她們的對話政策，不是一味的遷就中國政府。一些人為經濟利益對中國的人權完全不關心，我們可用一些事實，一些分析，來游說一些外國政府，讓她們繼續關心中國的人權。」
眼看海外民運人士力量微弱，中國力量已經威脅全球，30年內中國已無大型集會示威，不少人質疑中國發生革命的可能性。項小吉引述了古希臘的語句：「他們說我們看不到希望，其實他們也沒有希望，這就是我們的希望。」他認為今日中共亦無希望，中共利用科技箝制人民，但維穩費高企可印證出民間怨恨很強烈，科技反過來亦可使思想流通，「維持這個統治非常困難」。他認為只要發生一個意外，一個引爆點，中國革命將隨之而來。「表面上看中共好像經濟很好發展，甚麼第二大經濟體。對統治者來講，她比一般老百姓危機感更強烈，沒有安全感。」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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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學運期間兩度與政府高官對話，
在官方陰謀下仍保持溫和理性，
相信對話帶來改變。
他贏了掌聲、贏了辯論，可惜對手偏偏不談邏輯，六四依然屠城。
流亡三十年、現時在紐約唐人街擔任律師的項小吉，
在美接受《蘋果》訪問時仍溫文爾雅，
相信邏輯，但對中共心態已從溫和派變激進派，
揚言現時只剩下革命：
「和平手段用盡了，換來的只是坦克機槍屠殺。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有革命的權力，
人民有各種反抗手段的權力。」
項小吉在紐約法拉盛（Flushing）的唐人街執業，今次訪問了兩小時多，辦公室電話不絕，亦有數名華人上門協求法律協助。他自言在民運人士中比較幸運，1981年進政法大學，外語系畢業，主修英語，六四前在政法大學修讀國際法碩士，英語不錯，流亡美國後較易適應，並在哥倫比亞大學修讀法學碩士。
1989年4月29日，當時4.26社論已刊出，但中國政府要和學生舉行對話，項小吉擔任政法大學的學生代表，他笑說：「讀研究生的時候，（大學）缺英文老師，請我做英文老師，給本科生教英語課，所以跟學生認識很多。再加上87年的時候，大學第一次辯論大賽獲得冠軍，相等於最佳辯論員，當時比較出名吧。」
原盼以對話推動改革
法律碩士面對無法無天中共，項小吉差點連會議廳也進不了：「當時在大門的時候，我被攔在外面，其他的學校代表都進去了。我就在等，後來讓我進去，坐最後一排，一開始我就一直舉手要發言，他們一直不讓我發言，讓他們事先安排好的人發言。」當時項在其他人發言時仍一直舉手，舉到連現場記者都錯愕，逼得國務院發發言人袁木也要讓發言，項當時表明：「學生運動不是動亂，是一個民主運動！」這一場對話，當晚新聞聯播播了出來，從1949到89年，第一次轉播政府與學生對抗性的談判。他說：「當時我們對話出來，出門的時候各國記者就圍上來要跟我談，我回頭就指着何東昌（時任國家教委副主任），說你跟他談，何恨恨盯着我，他很生氣，他沒有想到在這個談話會上，有學生這樣反駁他。」
項小吉一戰成名，但沒爭取到任何東西，4.29對話後成立了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並擔任團長。項繼續尋求對話，偏偏官方不予理睬，直至5月13日學生開始絕食：「到了5月14號中午的時候，他們通知我，同意了跟對話代表團對話，當時學生有一個要求，要求這個對話要實況轉播。」結果官方以「錄像帶送不出去」為由拒絕，項與官方第二次對話中斷。項爭取第三次對話，不料19日北京戒嚴，對話門路完全堵死。
30年前，項小吉沒想過推翻共產黨：「當時我們想用對話，新的方式推動政府改革。4月份、5月份，在戒嚴之前，5.17宣言之前，大家也是以對話為訴求。當時沒有提出要推翻政府，沒有這個訴求。」眼見今日中共倒行逆施，當日最溫和的他也轉變了。「對今天來講，民間民眾來講只能考慮革命，只能考慮推翻共產黨的問題。對話在目前中國這個氛圍下是行不通的，因為政府那一方，包括89年也不想對話。」項更進一步認為：「面對一個殘酷專制的政府，人民有自衞的權力，你看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如果說你和平手段用盡了，你換來的只是坦克機槍，只是屠殺，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有革命的權力，人民有各種反抗手段的權力。」
指民怨強烈 中國維穩不易
人在美國，他坦認民運人士在海外可做的事情不多，但不代表不能推動中國革命。「我們可以通過各種渠道，把民主理念，自由思想，傳播到中國國內。另一方面，游說一些外國政府，影響她們的對話政策，不是一味的遷就中國政府。一些人為經濟利益對中國的人權完全不關心，我們可用一些事實，一些分析，來游說一些外國政府，讓她們繼續關心中國的人權。」
眼看海外民運人士力量微弱，中國力量已經威脅全球，30年內中國已無大型集會示威，不少人質疑中國發生革命的可能性。項小吉引述了古希臘的語句：「他們說我們看不到希望，其實他們也沒有希望，這就是我們的希望。」他認為今日中共亦無希望，中共利用科技箝制人民，但維穩費高企可印證出民間怨恨很強烈，科技反過來亦可使思想流通，「維持這個統治非常困難」。他認為只要發生一個意外，一個引爆點，中國革命將隨之而來。「表面上看中共好像經濟很好發展，甚麼第二大經濟體。對統治者來講，她比一般老百姓危機感更強烈，沒有安全感。」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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