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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六四30年】自2017年開始，包括「朱牧」朱耀明在內的八人攝製隊，兩年間走訪美加歐洲逾五個國家，訪問了超過20個流亡人士及與黃雀行動相關的人士，剪輯成一個半小時的紀錄片，計劃六四30周年前公映。
「佢哋能夠好好生活，於我就係最大嘅安慰。」九七前歷時八年的黃雀行動，不同香港人無分身份和不同的政治信念，六四後透過不同地下管道，甘冒大險營救了逾400個被追捕的學生和維權人士逃離中國。有人形容，這段隱藏的香港歷史，是回歸前最美的夕陽之歌。
30年過去，這些逃離虎口的青春面孔，早已人到中年。有人在異國開展新生活落地生根；有人因為不適應，崩潰患病流落街頭。匆匆一別，生死兩茫茫，這個當年在營救行動中擔當核心角色的牧者說，75歲了，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故人安好，再無遺憾。
記者：呂麗嬋
攝影：謝榮耀
「所有極權國家，想要毀滅你嘅記憶，都係從歷史開始，所以你睇香港，現時都唔講六四，無人再提……」
去年9月，朱牧兩進醫院，佔中案開審前突然腹痛難止，就是審訊後保釋待判，訪問還是一拖再拖。「現在好咗好多，接受你訪問前，休息夠先敢嚟」。頂着滿頭銀絲的朱牧，思路清晰但氣若游絲，說一陣便要停下休息，身旁常備暖水，畢竟75歲了，10年前又經歷過一場大病，切去大截大腸，在ICU死過翻生。「可能係手術後遺症，手術做咗咁耐，條腸每日蠕動，接駁位有啲影響，做咗好多檢查，目前無大礙……」說罷一陣朗笑，一貫視死如歸。
與太太住在教會宿舍，儘管半退休，仍以教會為家，帶記者到辦公室走一轉，除了孫女與太太的溫馨合照，牆上掛着的，是著名旅美中國畫家高爾泰名為《鄉愁》的油畫。「呢幅畫佢一直帶喺身邊，臨走時送畀我，原本成幅畫好灰沉，佢專登加咗一抹光，佢話你唔應該咁灰沉」。那是流亡的年代，透過地下管道逃難，短留香港。還有華叔的墨寶，是曹植的《野田黃雀行》，一句「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寄託一代人的期許。黃雀，是仗義的香港人，也是流落他鄉的維權者，原來，曾經的歷史一瞬，走過波瀾壯濶民主運動的他和她，與我們距離這麼接近。
「第一次係去加拿大拍攝，嗰次好倉促，因為溫哥華支聯會主席周盛康癌末，情況已經好嚴重……」那些年，周與港連線，協助流亡人士在陌生國度安頓，物換星移，攝製隊離開後一星期，周就撒手人寰。像這樣來不及看到平反六四的人，還有很多，包括白頭人送黑頭人的「天安門母親」，六四屠城30年後，已有至少51名死難者家屬離世。時間不等人，75歲的朱牧語調淡定，但他說心底其實很焦急：「怕仲唔趕快記錄，就來不及。」支聯會早前通過六四30周年的主題是「人民不會忘記」，也許沒新意，但重如泰山。
「所有極權國家，想要毀滅你嘅記憶，都係從歷史開始，所以你睇香港，現時都唔講六四，無人再提……但我作為經歷過民主運動嘅人，不能洗脫記憶，我是89年5月底去北京，在人民英雄紀念碑見過晒啲學運領袖，我嘅責任係要將歷史真相話畀人聽，個人領受每個人都唔同，但真相仍然存在，不能遺忘」。留存歷史真相，朱牧說，是一種鬥爭，也是一種責任。就像他那斷斷續續，足足寫了20年，詳細記錄由89至97年長達八年黃雀行動的回憶錄，去年終於完稿，經核對資料，再刪去可能受牽連的敏感名字，可惜時移世易，他指出，今日的香港，再無具規模的出版社願意出版。
「我問佢當年批出簽證前有冇問過上司，法國人很幽默，佢咁樣答我：一個人急便，你問誰？依家係救命。」
「如果係六四20周年或25周年出，可能比較容易，嗰時社會仲未好似今日咁，亦仲有多啲人會關心六四」。可惜，人生就是沒有如果，回憶錄出版無期，還幸「黃雀在後」，2017年一次偶然機會，拉雜成軍的攝製隊，在資源有限之下頂住壓力，跟隨他走訪故人，成就了30年後的一次重聚。「製作這個紀錄片，有自私嘅理由，也有向大眾交代嘅理由。為私係我都75歲，坐幾年監，隨時無機會再見；為公係好希望透過影片，讓人不要忘記六四」。八九民運遭血腥屠城鎮壓，緊接是大追捕，朱牧其時與司徒華及岑建勳等，還有無數無名人士，展開長達八年的黃雀行動，協助數百名民運人士逃離中國，凶險艱難，也承受巨大壓大。
那些年兵荒馬亂，是最壞的時代，也是見證人性光輝的最好時代，香港人並無隔岸觀火，成功營救的人數以百計，有的持「行街紙」短留香港，有的只聞其名或通過電話但從未見面。「喺營救嘅人當中，蘇曉康係我好想再見嘅人，佢喺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學人，91年申請家人過去，好不幸同年太太遇交通意外導致半身不遂，避過一難，但另一個災難又來，我一直記掛在心，好想見呢個家庭，呢次探訪，見到太太坐輪椅，但有好高自理能力，蘇先生亦重新執筆寫書，經歷好多痛苦，喺困難環境下奮鬥，憑毅力撐到最後有好嘅結果」。
再見面的故人名單中，有知名作家、維權人士、知名的學運領袖，但更令朱牧牽腸掛肚的，是那些寂寂無聞的人。「柴玲、封從德到達法國，呢個人就隱姓埋名，我只知佢叫阿洪，但從未見面，佢係一個無名英雄」。護送學運領袖逃到香港，當年的阿洪，萬沒想到自己最終也要踏上逃亡之路，與家人天各一方。「佢因為唔出名，只有好少救濟幫助，要搵工重新建立自己生活」。說到觸動處，朱牧一泡眼淚在眼眶打轉。在法國探訪這個從未見面的故人，朱牧直言感受很深：「佢同我講初來法國生活好困難，有日一個人坐地鐵，手攞住一塊打碎咗嘅石頭，車站有個老人家問佢，係咪好唔捨得塊石頭？佢答係，因為係佢僅有嘅嘢，呢位法國長者就話，不如你嚟我農場（做嘢），又鼓勵佢學法文。」
走過最艱難的時間，今日的阿洪，在法國有穩定工作，成家立室，是一間公司的小主管，朱牧說很安慰。「成個運動，有好多犧牲者，在惡劣嘅時代裏，慶幸仍有憐憫嘅心」。無分國界身份體現憐憫的，除了平民百姓，還有他。「法國係第一個接收流亡民運人士嘅國家，一直想親身去致謝」。可惜相隔萬里重洋，再見時，已是在馬賽的墓園，已離世的燕保羅（Paul Jean-Ortiz），是當時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的外交顧問，也是當年民運人士能到法國的功臣。
「仲有當時嘅駐港領事，係佢負責簽證畀人走」。第一次到法國無法見面，第二次去又遇上鐵路工人大罷工，在荷蘭轉機時終取得聯絡，由馬賽折返巴黎，千山萬水，朱牧說終於問了一個留在心底30年一直好想問的問題。「我問佢當年接到求助，批出簽證前有冇問過上司，法國人很幽默，佢咁樣答我：一個人急便，你問誰？依家係救命，使咩問，救回一條命，這就是當做嘅事」。黃雀行動，是由法國先開綠燈，才有其他國家陸續跟隨。
「有樣嘢講出嚟，肯定又會俾人話我戀殖，（黃雀行動）如果冇當時政府嘅幫助，肯定救唔到咁多人出嚟。」
「呢種救命為先嘅人道精神，能在人的苦困和生與死之間伸出援手，令我深覺世界是那樣美麗，對我亦係很大嘅激勵」。嚮往人間的善美，就如當年臨走贈他油畫的高爾泰，更忘不了的，是經歷婚姻失敗的封從德，由飄泊到成為中醫，找回生活的方向。「從佢哋身上，我看到生命的重整，走到好遠的地方，能好好生活，於我就係最大的安慰。」語言不通、文化差異，還有離開家人朋友的孤寂，痛苦不足為外人道。「救過一個作家，流亡到法國但無法適應，精神出咗問題……」流落街頭的年輕人，最終在火車軌旁尋回，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療。
所以，儘管外界對某些流亡海外的學運領袖狠加批評，朱牧亦不以為然。「我會盡量去了解佢哋嘅內心世界，但我覺得我無資格去批評佢哋，佢哋已經付出咗自己嘅人生」。這種被迫離家去國的痛苦，曾幾何時他感同身受，作為黃雀行動的核心成員，1997年主權交接，朱牧被勸離港，當年，他以訪問學人身份，前往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暫離香港。儘管只短留一年，也歸港有期，但他直言，那種被迫離開的心情，至今難忘，讓他對流亡者的心情，有更深切的體會。
「第一日喺宿舍，心情好差，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庭、離開自己的孩子，本應好好學習，偏偏心情散渙」。這份同理心，讓他對流亡人士特別包容，唯一的期望是平安、找到生活的方向，若有餘力，就以自身經歷，對抗遺忘。
朱牧說：「1986年得諾貝爾獎的猶太學者Elie Wiesel（艾利魏瑟爾），曾被兒子追問：屠殺猶太人的事，為何會在20世紀發生？點解呢個世界無人為佢哋出聲？呢個父親就答佢：我正在與遺忘鬥爭，我希望呢件事會不斷被人記住。如果有人受苦，就要為這些受苦嘅人發聲，因為如果我哋唔出聲，我哋其實係犯罪，我哋係幫凶。」
立志一生為受苦的人發聲，甚至用行動阻止，不要讓悲劇重演，朱牧說：「我想留存活的見證，使人不會忘記30年前發生嘅事。」與遺忘鬥爭，他說是畢生的責任。「有樣嘢講出嚟，肯定又會俾人話我戀殖，（黃雀行動）如果冇當時政府嘅幫助，肯定救唔到咁多人出嚟」。他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有次有個流亡人士喺《明報》附近（柴灣）上岸，突然收到電話話捉咗去柴灣警署，結果致電政府部門，先可以放出嚟。」非常時期非常處理，還有盡快批出的行街紙，都是那些年官民持守的核心價值。
「換轉今日將如何？」記者忍不住問，朱牧搖頭苦笑，由開綠燈讓逃難者申請庇護，到強力部門越境執法，今時不同往日。六四之後，積極寫信給各國領事游說接收，朱牧表示，透過黃雀行動成功營救了約400人，其他人在97年5月前，亦悉數被安排全部離開香港，送往北歐。只是30年過去，涉及維權人士的追捕仍不斷，六四至今在內地仍是禁語，中港矛盾也令波瀾壯闊的八九民運，在部份年輕人心中逐漸褪色，甚至歸零。
但往事並不如煙，朱牧說就算有生之年未能看到平反六四，仍深信歷史真相，終不會消失。「只要我哋唔選擇忘記，就係最大嘅力量」。人民不會忘記，隨時日遠去、隨強力部門介入，儘管不容易，但平反六四，仍是一代人的期許，也是75歲的牧者，人生的最大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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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哋能夠好好生活，於我就係最大嘅安慰。」九七前歷時八年的黃雀行動，不同香港人無分身份和不同的政治信念，六四後透過不同地下管道，甘冒大險營救了逾400個被追捕的學生和維權人士逃離中國。有人形容，這段隱藏的香港歷史，是回歸前最美的夕陽之歌。
30年過去，這些逃離虎口的青春面孔，早已人到中年。有人在異國開展新生活落地生根；有人因為不適應，崩潰患病流落街頭。匆匆一別，生死兩茫茫，這個當年在營救行動中擔當核心角色的牧者說，75歲了，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故人安好，再無遺憾。
記者：呂麗嬋
攝影：謝榮耀
「所有極權國家，想要毀滅你嘅記憶，都係從歷史開始，所以你睇香港，現時都唔講六四，無人再提……」
去年9月，朱牧兩進醫院，佔中案開審前突然腹痛難止，就是審訊後保釋待判，訪問還是一拖再拖。「現在好咗好多，接受你訪問前，休息夠先敢嚟」。頂着滿頭銀絲的朱牧，思路清晰但氣若游絲，說一陣便要停下休息，身旁常備暖水，畢竟75歲了，10年前又經歷過一場大病，切去大截大腸，在ICU死過翻生。「可能係手術後遺症，手術做咗咁耐，條腸每日蠕動，接駁位有啲影響，做咗好多檢查，目前無大礙……」說罷一陣朗笑，一貫視死如歸。
與太太住在教會宿舍，儘管半退休，仍以教會為家，帶記者到辦公室走一轉，除了孫女與太太的溫馨合照，牆上掛着的，是著名旅美中國畫家高爾泰名為《鄉愁》的油畫。「呢幅畫佢一直帶喺身邊，臨走時送畀我，原本成幅畫好灰沉，佢專登加咗一抹光，佢話你唔應該咁灰沉」。那是流亡的年代，透過地下管道逃難，短留香港。還有華叔的墨寶，是曹植的《野田黃雀行》，一句「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寄託一代人的期許。黃雀，是仗義的香港人，也是流落他鄉的維權者，原來，曾經的歷史一瞬，走過波瀾壯濶民主運動的他和她，與我們距離這麼接近。
「第一次係去加拿大拍攝，嗰次好倉促，因為溫哥華支聯會主席周盛康癌末，情況已經好嚴重……」那些年，周與港連線，協助流亡人士在陌生國度安頓，物換星移，攝製隊離開後一星期，周就撒手人寰。像這樣來不及看到平反六四的人，還有很多，包括白頭人送黑頭人的「天安門母親」，六四屠城30年後，已有至少51名死難者家屬離世。時間不等人，75歲的朱牧語調淡定，但他說心底其實很焦急：「怕仲唔趕快記錄，就來不及。」支聯會早前通過六四30周年的主題是「人民不會忘記」，也許沒新意，但重如泰山。
「所有極權國家，想要毀滅你嘅記憶，都係從歷史開始，所以你睇香港，現時都唔講六四，無人再提……但我作為經歷過民主運動嘅人，不能洗脫記憶，我是89年5月底去北京，在人民英雄紀念碑見過晒啲學運領袖，我嘅責任係要將歷史真相話畀人聽，個人領受每個人都唔同，但真相仍然存在，不能遺忘」。留存歷史真相，朱牧說，是一種鬥爭，也是一種責任。就像他那斷斷續續，足足寫了20年，詳細記錄由89至97年長達八年黃雀行動的回憶錄，去年終於完稿，經核對資料，再刪去可能受牽連的敏感名字，可惜時移世易，他指出，今日的香港，再無具規模的出版社願意出版。
「我問佢當年批出簽證前有冇問過上司，法國人很幽默，佢咁樣答我：一個人急便，你問誰？依家係救命。」
「如果係六四20周年或25周年出，可能比較容易，嗰時社會仲未好似今日咁，亦仲有多啲人會關心六四」。可惜，人生就是沒有如果，回憶錄出版無期，還幸「黃雀在後」，2017年一次偶然機會，拉雜成軍的攝製隊，在資源有限之下頂住壓力，跟隨他走訪故人，成就了30年後的一次重聚。「製作這個紀錄片，有自私嘅理由，也有向大眾交代嘅理由。為私係我都75歲，坐幾年監，隨時無機會再見；為公係好希望透過影片，讓人不要忘記六四」。八九民運遭血腥屠城鎮壓，緊接是大追捕，朱牧其時與司徒華及岑建勳等，還有無數無名人士，展開長達八年的黃雀行動，協助數百名民運人士逃離中國，凶險艱難，也承受巨大壓大。
那些年兵荒馬亂，是最壞的時代，也是見證人性光輝的最好時代，香港人並無隔岸觀火，成功營救的人數以百計，有的持「行街紙」短留香港，有的只聞其名或通過電話但從未見面。「喺營救嘅人當中，蘇曉康係我好想再見嘅人，佢喺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學人，91年申請家人過去，好不幸同年太太遇交通意外導致半身不遂，避過一難，但另一個災難又來，我一直記掛在心，好想見呢個家庭，呢次探訪，見到太太坐輪椅，但有好高自理能力，蘇先生亦重新執筆寫書，經歷好多痛苦，喺困難環境下奮鬥，憑毅力撐到最後有好嘅結果」。
再見面的故人名單中，有知名作家、維權人士、知名的學運領袖，但更令朱牧牽腸掛肚的，是那些寂寂無聞的人。「柴玲、封從德到達法國，呢個人就隱姓埋名，我只知佢叫阿洪，但從未見面，佢係一個無名英雄」。護送學運領袖逃到香港，當年的阿洪，萬沒想到自己最終也要踏上逃亡之路，與家人天各一方。「佢因為唔出名，只有好少救濟幫助，要搵工重新建立自己生活」。說到觸動處，朱牧一泡眼淚在眼眶打轉。在法國探訪這個從未見面的故人，朱牧直言感受很深：「佢同我講初來法國生活好困難，有日一個人坐地鐵，手攞住一塊打碎咗嘅石頭，車站有個老人家問佢，係咪好唔捨得塊石頭？佢答係，因為係佢僅有嘅嘢，呢位法國長者就話，不如你嚟我農場（做嘢），又鼓勵佢學法文。」
走過最艱難的時間，今日的阿洪，在法國有穩定工作，成家立室，是一間公司的小主管，朱牧說很安慰。「成個運動，有好多犧牲者，在惡劣嘅時代裏，慶幸仍有憐憫嘅心」。無分國界身份體現憐憫的，除了平民百姓，還有他。「法國係第一個接收流亡民運人士嘅國家，一直想親身去致謝」。可惜相隔萬里重洋，再見時，已是在馬賽的墓園，已離世的燕保羅（Paul Jean-Ortiz），是當時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的外交顧問，也是當年民運人士能到法國的功臣。
「仲有當時嘅駐港領事，係佢負責簽證畀人走」。第一次到法國無法見面，第二次去又遇上鐵路工人大罷工，在荷蘭轉機時終取得聯絡，由馬賽折返巴黎，千山萬水，朱牧說終於問了一個留在心底30年一直好想問的問題。「我問佢當年接到求助，批出簽證前有冇問過上司，法國人很幽默，佢咁樣答我：一個人急便，你問誰？依家係救命，使咩問，救回一條命，這就是當做嘅事」。黃雀行動，是由法國先開綠燈，才有其他國家陸續跟隨。
「有樣嘢講出嚟，肯定又會俾人話我戀殖，（黃雀行動）如果冇當時政府嘅幫助，肯定救唔到咁多人出嚟。」
「呢種救命為先嘅人道精神，能在人的苦困和生與死之間伸出援手，令我深覺世界是那樣美麗，對我亦係很大嘅激勵」。嚮往人間的善美，就如當年臨走贈他油畫的高爾泰，更忘不了的，是經歷婚姻失敗的封從德，由飄泊到成為中醫，找回生活的方向。「從佢哋身上，我看到生命的重整，走到好遠的地方，能好好生活，於我就係最大的安慰。」語言不通、文化差異，還有離開家人朋友的孤寂，痛苦不足為外人道。「救過一個作家，流亡到法國但無法適應，精神出咗問題……」流落街頭的年輕人，最終在火車軌旁尋回，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療。
所以，儘管外界對某些流亡海外的學運領袖狠加批評，朱牧亦不以為然。「我會盡量去了解佢哋嘅內心世界，但我覺得我無資格去批評佢哋，佢哋已經付出咗自己嘅人生」。這種被迫離家去國的痛苦，曾幾何時他感同身受，作為黃雀行動的核心成員，1997年主權交接，朱牧被勸離港，當年，他以訪問學人身份，前往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暫離香港。儘管只短留一年，也歸港有期，但他直言，那種被迫離開的心情，至今難忘，讓他對流亡者的心情，有更深切的體會。
「第一日喺宿舍，心情好差，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庭、離開自己的孩子，本應好好學習，偏偏心情散渙」。這份同理心，讓他對流亡人士特別包容，唯一的期望是平安、找到生活的方向，若有餘力，就以自身經歷，對抗遺忘。
朱牧說：「1986年得諾貝爾獎的猶太學者Elie Wiesel（艾利魏瑟爾），曾被兒子追問：屠殺猶太人的事，為何會在20世紀發生？點解呢個世界無人為佢哋出聲？呢個父親就答佢：我正在與遺忘鬥爭，我希望呢件事會不斷被人記住。如果有人受苦，就要為這些受苦嘅人發聲，因為如果我哋唔出聲，我哋其實係犯罪，我哋係幫凶。」
立志一生為受苦的人發聲，甚至用行動阻止，不要讓悲劇重演，朱牧說：「我想留存活的見證，使人不會忘記30年前發生嘅事。」與遺忘鬥爭，他說是畢生的責任。「有樣嘢講出嚟，肯定又會俾人話我戀殖，（黃雀行動）如果冇當時政府嘅幫助，肯定救唔到咁多人出嚟」。他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有次有個流亡人士喺《明報》附近（柴灣）上岸，突然收到電話話捉咗去柴灣警署，結果致電政府部門，先可以放出嚟。」非常時期非常處理，還有盡快批出的行街紙，都是那些年官民持守的核心價值。
「換轉今日將如何？」記者忍不住問，朱牧搖頭苦笑，由開綠燈讓逃難者申請庇護，到強力部門越境執法，今時不同往日。六四之後，積極寫信給各國領事游說接收，朱牧表示，透過黃雀行動成功營救了約400人，其他人在97年5月前，亦悉數被安排全部離開香港，送往北歐。只是30年過去，涉及維權人士的追捕仍不斷，六四至今在內地仍是禁語，中港矛盾也令波瀾壯闊的八九民運，在部份年輕人心中逐漸褪色，甚至歸零。
但往事並不如煙，朱牧說就算有生之年未能看到平反六四，仍深信歷史真相，終不會消失。「只要我哋唔選擇忘記，就係最大嘅力量」。人民不會忘記，隨時日遠去、隨強力部門介入，儘管不容易，但平反六四，仍是一代人的期許，也是75歲的牧者，人生的最大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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