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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李永達回憶錄寫得最多的政治人物，肯定是民主黨創黨元老、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他在書中處處流露對司徒華的尊敬，又披露了幾件以往從未公開的華叔舊事，包括當年華叔入院後，曾兩次約民主黨一名領導單獨見面，暗示有機密訊息交代，但巧合地兩次均遇上華叔弟弟、在中聯辦工作的司徒強，該領導懷疑病房早被安裝偷聽器。這個未說的遺言，亦伴隨華叔長埋黃土。
記者：莫劍弦 呂浩然
李永達為了要寫好華叔，特別重看華叔的回憶錄《大江東去》有關學友社被奪權的章節，又重看了《許家屯回憶錄》、梁慕嫻寫的《我與香港地下黨》，以及梁慕嫻前夫柯其毅所寫的《天下的杜鵑》等書籍，加上華叔當年曾向他透露的內情，重組華叔早年與中共地下黨鬥爭的故事。為何再寫一次華叔？李永達接受《蘋果》訪問時，形容華叔是香港民主及社會運動的標誌人物，相信是民主派中跟中共鬥爭經驗最豐富的人，現時政治人物、特別是年輕人，應了解華叔與中共鬥爭經驗，「佢嘅經驗我哋要學，坦白講，同共產黨鬥咗咁多年，最多嘅係司徒華，我哋好多人其實係幼稚園班級」。
「唔好以為中共會放鬆」
李永達稱華叔2004年沒有再參選立法會，而他由2005年底開始擔任民主黨主席，當時很多事情都會問華叔意見，有段時間他差不多隔一個星期等華叔在尖沙嘴YMCA游泳之後，就在隔鄰的餐廳與華叔食飯，相信是與華叔「講嘢最多嘅一個」，但他也承認華叔仍有「好多嘢冇同我講」。華叔患病期間，就曾經想單獨約見一名民主黨領導，暗示有機密訊息交代。
李永達在回憶錄透露，華叔病重期間，「有一天晚上他打電話給一個民主黨領導，希望這領導能夠翌日很早的時間到醫院探訪，暗示他有重要的訊息」，該名領導第二天大清早到醫院探望華叔，「但入到房門，不單見到華叔，又見到在中聯辦工作的弟弟司徒強，這領導惟有和華叔閑話家常了差不多一小時，沒有辦法只好離開」，但當晚華叔再打電話給這名領導，希望他第二天早上再到醫院見面。這領導第二天再大清早到醫院探華叔，「非常奇怪司徒強又是一早已在華叔病床側。這領導惟有再一次和華叔閒話一小時便離開」。結果，華叔想對這名領導說的重要訊息，直到他離世時也沒有機會提出。李在回憶錄說：「事後這領導和我說，懷疑其實華叔的病房是裝了偷聽器」。
李永達接受本報訪問時說，他認同那名領導心底的懷疑，因為對中聯辦來說，「佢要知乜嘢人探佢（華叔）、講過乜嘢，呢個係重要工作」，這件事在黨內也只有三個人知道，他決定公開事件，是想人了解中共監控可以如何可怕，「唔好以為共產黨會對一個垂垂老矣、病緊嘅人放鬆、一樣係唔放鬆，佢驚華叔最尾會將重要嘢同我哋講」。
不滿第二代領導表現
華叔另一件讓李永達至今難忘的事，就是他早年向李及民主黨一眾第二代領導交託的「遺囑」。李永達在回憶錄提及，1999年民主黨面對黨內爭議升級，又首次出現少壯派與主流派之爭，大批黨員退黨，大約2000年華叔召集了幾名第二代領導到李柱銘家中詳談。「參與人士包括李柱銘、楊森、何俊仁、張文光、羅致光和我（劉慧卿當時未入黨），當時華叔在內部討論中，是對所謂第二代領導有很強烈的不滿，包括不能擔起整個民主黨在回歸後繼續發展，黨內面對黨員分崩離析等等」，但最令李永達刻骨銘心的，是華叔當年警告他們「不要讓民主黨敗在我們的手中」，「『敗在我們的手中』意思是民主黨會滅亡，或者變為一個可有可無的『花瓶黨』」，李形容這句話如同對黨內所有第二代領導人「大鎚敲鐘」，令他一生人永遠緊記。
對於華叔的政治遺囑，李永達憶起當日華叔的語氣「真係好嚴厲」，指華叔十分擔心，「好驚再咁發展落去，內部分裂會分成幾個團體，唔係冇發生過」，這件事令李永達知道，華叔將爭取民主、發展民主黨視為自己終身事業，「因為佢覺得係佢嘅事業，如果喺你五個手上散咗，你哋就係歷史罪人」，也是這個原因，令李永達對華叔更加敬重，「令我真係成世都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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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為了要寫好華叔，特別重看華叔的回憶錄《大江東去》有關學友社被奪權的章節，又重看了《許家屯回憶錄》、梁慕嫻寫的《我與香港地下黨》，以及梁慕嫻前夫柯其毅所寫的《天下的杜鵑》等書籍，加上華叔當年曾向他透露的內情，重組華叔早年與中共地下黨鬥爭的故事。為何再寫一次華叔？李永達接受《蘋果》訪問時，形容華叔是香港民主及社會運動的標誌人物，相信是民主派中跟中共鬥爭經驗最豐富的人，現時政治人物、特別是年輕人，應了解華叔與中共鬥爭經驗，「佢嘅經驗我哋要學，坦白講，同共產黨鬥咗咁多年，最多嘅係司徒華，我哋好多人其實係幼稚園班級」。
「唔好以為中共會放鬆」
李永達稱華叔2004年沒有再參選立法會，而他由2005年底開始擔任民主黨主席，當時很多事情都會問華叔意見，有段時間他差不多隔一個星期等華叔在尖沙嘴YMCA游泳之後，就在隔鄰的餐廳與華叔食飯，相信是與華叔「講嘢最多嘅一個」，但他也承認華叔仍有「好多嘢冇同我講」。華叔患病期間，就曾經想單獨約見一名民主黨領導，暗示有機密訊息交代。
李永達在回憶錄透露，華叔病重期間，「有一天晚上他打電話給一個民主黨領導，希望這領導能夠翌日很早的時間到醫院探訪，暗示他有重要的訊息」，該名領導第二天大清早到醫院探望華叔，「但入到房門，不單見到華叔，又見到在中聯辦工作的弟弟司徒強，這領導惟有和華叔閑話家常了差不多一小時，沒有辦法只好離開」，但當晚華叔再打電話給這名領導，希望他第二天早上再到醫院見面。這領導第二天再大清早到醫院探華叔，「非常奇怪司徒強又是一早已在華叔病床側。這領導惟有再一次和華叔閒話一小時便離開」。結果，華叔想對這名領導說的重要訊息，直到他離世時也沒有機會提出。李在回憶錄說：「事後這領導和我說，懷疑其實華叔的病房是裝了偷聽器」。
李永達接受本報訪問時說，他認同那名領導心底的懷疑，因為對中聯辦來說，「佢要知乜嘢人探佢（華叔）、講過乜嘢，呢個係重要工作」，這件事在黨內也只有三個人知道，他決定公開事件，是想人了解中共監控可以如何可怕，「唔好以為共產黨會對一個垂垂老矣、病緊嘅人放鬆、一樣係唔放鬆，佢驚華叔最尾會將重要嘢同我哋講」。
不滿第二代領導表現
華叔另一件讓李永達至今難忘的事，就是他早年向李及民主黨一眾第二代領導交託的「遺囑」。李永達在回憶錄提及，1999年民主黨面對黨內爭議升級，又首次出現少壯派與主流派之爭，大批黨員退黨，大約2000年華叔召集了幾名第二代領導到李柱銘家中詳談。「參與人士包括李柱銘、楊森、何俊仁、張文光、羅致光和我（劉慧卿當時未入黨），當時華叔在內部討論中，是對所謂第二代領導有很強烈的不滿，包括不能擔起整個民主黨在回歸後繼續發展，黨內面對黨員分崩離析等等」，但最令李永達刻骨銘心的，是華叔當年警告他們「不要讓民主黨敗在我們的手中」，「『敗在我們的手中』意思是民主黨會滅亡，或者變為一個可有可無的『花瓶黨』」，李形容這句話如同對黨內所有第二代領導人「大鎚敲鐘」，令他一生人永遠緊記。
對於華叔的政治遺囑，李永達憶起當日華叔的語氣「真係好嚴厲」，指華叔十分擔心，「好驚再咁發展落去，內部分裂會分成幾個團體，唔係冇發生過」，這件事令李永達知道，華叔將爭取民主、發展民主黨視為自己終身事業，「因為佢覺得係佢嘅事業，如果喺你五個手上散咗，你哋就係歷史罪人」，也是這個原因，令李永達對華叔更加敬重，「令我真係成世都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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