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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韓國首爾愛樂樂團現任副指揮，是香港土生土長的吳懷世。第一位華人攀上如此高位，還未夠30歲。有幾巴閉？「你看YouTube，最出名的幾首作品，例如柴可夫斯基交響曲，例如馬勒第九交響曲，點擊率最高的演出，不在歐洲，在韓國首爾愛樂樂團。」吳懷世用最貼地的方法解釋。即係勁過《交響情人夢》的千秋王子，我更膚淺。
見工成功，因為有資格見工。資格來自贏過國際性音樂比賽。吳懷世吹奏長笛出身，自小不斷參加比賽，不斷獲獎。「參加比賽是為說服父母讓我投身音樂界。」發夢也不敢想像行得這麼遠。「30歲以下的指揮，多數無工開。我應徵，只因為見到有份工，有份好工。我幸運。」他在香港創立了一個樂團，主要目的是自製表演機會，拍片，儲portfolio。賺錢？「能夠自負盈虧的可能性很低。」筍工到手，目的已達，為何還要堅持？「我們有過貝多芬，一億年後，外星人侵略地球，可能受到貝多芬感動，才放棄殲滅人類。音樂有這種力量。」因為電影《鐵達尼號》而鍾情音樂，應該受到科幻片大師占士金馬倫很大很大影響。
撰文：方俊傑
攝影：黃雲慶
用來證明自己的音樂
吳懷世1989年出生。《鐵達尼號》1997年上畫。回歸，金融風暴。吳懷世沒有入戲院看電影，是看老翻，愛上主題音樂。碰巧父親有張Kenny G的唱片，用色士風演奏《My Heart Will Go On》，不是Celine Dion。
「我問爸爸是甚麼樂器，他說是長笛。」很明顯，吳懷世並非來自音樂世家。吳父是攝影師，吳母是英文科老師，當時，二人已離異。吳懷世說要學習長笛，已破產的吳父二話不說，花了港幣五千五百元，買下長笛送給兒子。如果家境不錯，做兒子的恐怕會三分鐘熱度，到真相大白，再要求父親拿出港幣七千，補回一支色士風。「我知道支長笛有幾珍貴。拿住本說明書，在個半小時內，學曉37個音，學曉彈奏《鐵達尼號》主題曲。自此之後，我再沒有分心在其他項目。第一次接觸樂器，我已經知道自己做到一個音樂家。」
吳懷世說，自己非常幸福。幸福在早早找到人生出路，做得好，社會又有需要。「我可以讀書，但不屑。我是有點計算：想在學業成績得到高分，我要比高材生花多一倍時間。現在，有另一件事情，少花一倍時間，可以做到最好，我當然揀後者。」
如果父母也是音樂家，他們應該很欣慰。他們不是。「媽媽以前常對我說：『聽音樂，不用坐定定甚麼也不做，可以做做其他事，例如看看書。』她不明白，我雙耳接收的訊息，比雙眼接收的，更多。她當然有微言，學校的老師更不明白。所以，我要不斷參加比賽，用獎項說服他們。」動機很清楚，也很錯誤。「若干年後，有個長笛老師跟我說：『你的音樂，讓人常常聽得出你好想證明自己。』我才頓悟。音樂是藝術，應該很純粹，不是用來證明自己能力的工具。由小學到中學，我一直不懂。」
與殺蟲水同眠
吳懷世曾就讀軒尼詩道官立小學下午校。小六時，學校成立管弦樂團，他理所當然負責長笛。雖然，他也略懂小提琴。「在管弦樂中，長笛的功能緊要過小提琴。16個小提琴手，拉同樣的樂章；四個長笛手，各有不同，可以好突出。一旦嘗過突出的滋味，很難返轉頭。」其實內心更留意指揮。「所有樂器，望住指揮發聲，明明沒有字句，但樂器有抑揚頓挫，可以造句，可以跟人產生感情。好奇妙。Music is more than just music，神奇在當中的融合。」
畢業後，升上聖約瑟英文中學，是不錯的學校。由於獲獎無數，他得到拔萃男書院邀請。「男拔是一間音樂好的學校，有出色的管弦樂團。」心根本放在法國。「法國是長笛殿堂，全世界最好的樂團：德國柏林管弦樂團，現時兩位長笛首席，也來自法國。」中四，16歲，拿着獎學金，就去。口裏說不的母親最後賣樓提供學費。
「第一年，未夠18歲，一定要住在法國人的家庭。跟房東一見面，她一口氣說出一大堆法文，我聽不懂，她竟然抽出自己條內褲。後來，我才明白，她的意思是我的衣物可以拿出來一齊清洗，包括內衣褲。」言語不通，中國同學埋中國同學的堆，台灣同學埋台灣同學的堆，連國語也說不好的香港人，無堆可埋。「法國家庭，說是照顧，難免有點歧視，有點欺凌。」第二年，搬出去自立，租住的單位夠擺一張床加一個小廁所，有很多蟑螂陪伴，晚晚噴過殺蟲水才敢入睡，也懶理殺蟲水對人類身體同樣有害。「一個人獨居，簡單如學洗衫，學習應付雪櫃失靈；大如面對寂寞，適應被批評時沒有人會支援；足夠困惑。學做人，學生存，足足用了我兩、三年時間。」他在法國才逗留四年。
沒錢，可以兼職賺錢呀！「有錢，的確解決到好多問題。在香港的時候，我試過沒錢交學費，老師叫我照來上堂，不用交學費。是感恩，也羞恥。在法國，我連去識個新朋友請人飲杯咖啡的錢，也沒有。是有想過不如去打工。不過，何謂藝術？藝術是精益求精，在每項細節，也可以對自己不滿，對自己有要求，然後找出解決方法。我過法國，是為學習，是為追求極致，是為了讓不好的彈到好為止。只可以放棄工作的念頭。」
曾經生存的證據
在法國四年，再去瑞士三年。22歲的時候，目標是30歲之前在香港藝術節有個個人演奏會。23歲便實現。以為光宗耀祖，父母也終於看得起自己，以為會好興奮。快樂感，10秒便消散。「表演完畢，我覺得無法呼吸。繼續吹奏長笛，會窒息。」
他想當個指揮。「你的貝多芬，跟我心中的貝多芬，總有不同。任我演奏得再好，如果身邊其他長笛，跟我想像的有出入，也不會出色。我有更多話想說。」有個朋友，一齊學習長笛，他的母親，知道吳懷世有意轉型指揮，第一時間力勸別儍。「做指揮，無工做。香港管弦樂團、香港小交響樂團，兩個指揮位，會不會請你？想做個教師也不可能，根本沒人學。長笛不同，一個樂團有四支，又有學生。」
向來率性而為的吳懷世當然力排眾議。「我想做指揮，所以找身邊朋友組成樂團。我其實不想做一個自私的人，所以，為樂團附加了兩項意義。一：香港管弦樂團的演出也不滿座，不需要再有第二個。香港更加需要一個管弦樂團去教育或者啟發觀眾欣賞古典樂。我們的演出跟正規不同，試過把觀眾放入樂團入面，試過在佛寺演出，試過在live house演出，試過在商場演出。二：常說香港管弦樂團不收香港樂手。可能真是基於能力問題。為甚麼我們不去自強？年輕音樂家需要平台去進步。長遠來說，我最希望搞到一個定期的音樂會。」
最大困難是沒錢。「在莫扎特、巴哈的時期，古典樂已經倚賴王室或貴族支持。今日，同樣靠政府和有錢人。已經變成傳統。想搞個能夠自負盈虧的音樂會？不如想方法讓更多人明白音樂的珍貴性然後肯出錢力撐。」吳懷世說，這現象不是香港獨有，這是全世界同樣面對的情況。「音樂是一門時間的藝術。排隊入羅浮宮看蒙娜麗莎，看一秒，或者看一小時，即使吸收程度不同，總算完完整整看過。音樂不同，看樂譜不會看出聲音，聽一秒，跟聽40分鐘，是天壤之別。在緊密又急促的社會，有幾多人有時間？音樂能夠有幾高地位？」
吳懷世說，沒有閒情逸致聽現場演奏，買張唱片聽貝多芬，就似買張蒙娜麗莎海報貼在睡房。不同，就是不同。我說，連唱片也沒人買，買了，也沒空閒聽。「音樂，似環保，沒有回報，也要不斷做。貝多芬其實跟披頭四跟Beyond一樣，都是遺留下來證明我們曾經生存過的證據。」他說，Classical不應該譯作古典樂，只應該譯作經典。
後記：We die in order to live
吳懷世創立的樂團，叫馬勒樂團。他最喜歡的樂章，是馬勒第二交響曲。「中學時期，每日放學便跑回家聽一次，有句歌詞：『We die in order to live』，死而復生。音樂給我安慰，是我的避難所，在社會中死了，在音樂中復生。那時，我祈禱，如果讓我有機會在音樂上有所成就，在音樂上找到自己，我可以犧牲一切，切箒都得。」
真真正正比生命更大。可惜，大部份人也不似他一樣把音樂當成必需品，生意才難撈。「不打緊。你說我加入韓國首爾愛樂樂團，是人生高峯。我告訴你，想證明自己能力的心態，早早沒有了。就算是高峯，也只因為有機會跟優秀的樂團演出。能夠make music才是最基本的喜悅。」吳懷世當日用來吸引首爾愛樂樂團注目的短片，記錄了他的指揮工作，由他自行拍攝自行剪接。最後應徵成功，好大程度，因為他最懂得隱惡揚善，又懂掌握節奏，知道每隔40秒，鏡頭角度便要轉一轉。「我爸爸是個攝影師呀。」陰差陽錯，當日意外把兒子引導到管弦樂的吳父，原來也是把兒子帶上人生高峯的源頭。
所以，別動不動說要切J了。不是有太多東西，能夠死而復生的。長青網 - 一站式長者及護老者生活資訊網站
見工成功，因為有資格見工。資格來自贏過國際性音樂比賽。吳懷世吹奏長笛出身，自小不斷參加比賽，不斷獲獎。「參加比賽是為說服父母讓我投身音樂界。」發夢也不敢想像行得這麼遠。「30歲以下的指揮，多數無工開。我應徵，只因為見到有份工，有份好工。我幸運。」他在香港創立了一個樂團，主要目的是自製表演機會，拍片，儲portfolio。賺錢？「能夠自負盈虧的可能性很低。」筍工到手，目的已達，為何還要堅持？「我們有過貝多芬，一億年後，外星人侵略地球，可能受到貝多芬感動，才放棄殲滅人類。音樂有這種力量。」因為電影《鐵達尼號》而鍾情音樂，應該受到科幻片大師占士金馬倫很大很大影響。
撰文：方俊傑
攝影：黃雲慶
用來證明自己的音樂
吳懷世1989年出生。《鐵達尼號》1997年上畫。回歸，金融風暴。吳懷世沒有入戲院看電影，是看老翻，愛上主題音樂。碰巧父親有張Kenny G的唱片，用色士風演奏《My Heart Will Go On》，不是Celine Dion。
「我問爸爸是甚麼樂器，他說是長笛。」很明顯，吳懷世並非來自音樂世家。吳父是攝影師，吳母是英文科老師，當時，二人已離異。吳懷世說要學習長笛，已破產的吳父二話不說，花了港幣五千五百元，買下長笛送給兒子。如果家境不錯，做兒子的恐怕會三分鐘熱度，到真相大白，再要求父親拿出港幣七千，補回一支色士風。「我知道支長笛有幾珍貴。拿住本說明書，在個半小時內，學曉37個音，學曉彈奏《鐵達尼號》主題曲。自此之後，我再沒有分心在其他項目。第一次接觸樂器，我已經知道自己做到一個音樂家。」
吳懷世說，自己非常幸福。幸福在早早找到人生出路，做得好，社會又有需要。「我可以讀書，但不屑。我是有點計算：想在學業成績得到高分，我要比高材生花多一倍時間。現在，有另一件事情，少花一倍時間，可以做到最好，我當然揀後者。」
如果父母也是音樂家，他們應該很欣慰。他們不是。「媽媽以前常對我說：『聽音樂，不用坐定定甚麼也不做，可以做做其他事，例如看看書。』她不明白，我雙耳接收的訊息，比雙眼接收的，更多。她當然有微言，學校的老師更不明白。所以，我要不斷參加比賽，用獎項說服他們。」動機很清楚，也很錯誤。「若干年後，有個長笛老師跟我說：『你的音樂，讓人常常聽得出你好想證明自己。』我才頓悟。音樂是藝術，應該很純粹，不是用來證明自己能力的工具。由小學到中學，我一直不懂。」
與殺蟲水同眠
吳懷世曾就讀軒尼詩道官立小學下午校。小六時，學校成立管弦樂團，他理所當然負責長笛。雖然，他也略懂小提琴。「在管弦樂中，長笛的功能緊要過小提琴。16個小提琴手，拉同樣的樂章；四個長笛手，各有不同，可以好突出。一旦嘗過突出的滋味，很難返轉頭。」其實內心更留意指揮。「所有樂器，望住指揮發聲，明明沒有字句，但樂器有抑揚頓挫，可以造句，可以跟人產生感情。好奇妙。Music is more than just music，神奇在當中的融合。」
畢業後，升上聖約瑟英文中學，是不錯的學校。由於獲獎無數，他得到拔萃男書院邀請。「男拔是一間音樂好的學校，有出色的管弦樂團。」心根本放在法國。「法國是長笛殿堂，全世界最好的樂團：德國柏林管弦樂團，現時兩位長笛首席，也來自法國。」中四，16歲，拿着獎學金，就去。口裏說不的母親最後賣樓提供學費。
「第一年，未夠18歲，一定要住在法國人的家庭。跟房東一見面，她一口氣說出一大堆法文，我聽不懂，她竟然抽出自己條內褲。後來，我才明白，她的意思是我的衣物可以拿出來一齊清洗，包括內衣褲。」言語不通，中國同學埋中國同學的堆，台灣同學埋台灣同學的堆，連國語也說不好的香港人，無堆可埋。「法國家庭，說是照顧，難免有點歧視，有點欺凌。」第二年，搬出去自立，租住的單位夠擺一張床加一個小廁所，有很多蟑螂陪伴，晚晚噴過殺蟲水才敢入睡，也懶理殺蟲水對人類身體同樣有害。「一個人獨居，簡單如學洗衫，學習應付雪櫃失靈；大如面對寂寞，適應被批評時沒有人會支援；足夠困惑。學做人，學生存，足足用了我兩、三年時間。」他在法國才逗留四年。
沒錢，可以兼職賺錢呀！「有錢，的確解決到好多問題。在香港的時候，我試過沒錢交學費，老師叫我照來上堂，不用交學費。是感恩，也羞恥。在法國，我連去識個新朋友請人飲杯咖啡的錢，也沒有。是有想過不如去打工。不過，何謂藝術？藝術是精益求精，在每項細節，也可以對自己不滿，對自己有要求，然後找出解決方法。我過法國，是為學習，是為追求極致，是為了讓不好的彈到好為止。只可以放棄工作的念頭。」
曾經生存的證據
在法國四年，再去瑞士三年。22歲的時候，目標是30歲之前在香港藝術節有個個人演奏會。23歲便實現。以為光宗耀祖，父母也終於看得起自己，以為會好興奮。快樂感，10秒便消散。「表演完畢，我覺得無法呼吸。繼續吹奏長笛，會窒息。」
他想當個指揮。「你的貝多芬，跟我心中的貝多芬，總有不同。任我演奏得再好，如果身邊其他長笛，跟我想像的有出入，也不會出色。我有更多話想說。」有個朋友，一齊學習長笛，他的母親，知道吳懷世有意轉型指揮，第一時間力勸別儍。「做指揮，無工做。香港管弦樂團、香港小交響樂團，兩個指揮位，會不會請你？想做個教師也不可能，根本沒人學。長笛不同，一個樂團有四支，又有學生。」
向來率性而為的吳懷世當然力排眾議。「我想做指揮，所以找身邊朋友組成樂團。我其實不想做一個自私的人，所以，為樂團附加了兩項意義。一：香港管弦樂團的演出也不滿座，不需要再有第二個。香港更加需要一個管弦樂團去教育或者啟發觀眾欣賞古典樂。我們的演出跟正規不同，試過把觀眾放入樂團入面，試過在佛寺演出，試過在live house演出，試過在商場演出。二：常說香港管弦樂團不收香港樂手。可能真是基於能力問題。為甚麼我們不去自強？年輕音樂家需要平台去進步。長遠來說，我最希望搞到一個定期的音樂會。」
最大困難是沒錢。「在莫扎特、巴哈的時期，古典樂已經倚賴王室或貴族支持。今日，同樣靠政府和有錢人。已經變成傳統。想搞個能夠自負盈虧的音樂會？不如想方法讓更多人明白音樂的珍貴性然後肯出錢力撐。」吳懷世說，這現象不是香港獨有，這是全世界同樣面對的情況。「音樂是一門時間的藝術。排隊入羅浮宮看蒙娜麗莎，看一秒，或者看一小時，即使吸收程度不同，總算完完整整看過。音樂不同，看樂譜不會看出聲音，聽一秒，跟聽40分鐘，是天壤之別。在緊密又急促的社會，有幾多人有時間？音樂能夠有幾高地位？」
吳懷世說，沒有閒情逸致聽現場演奏，買張唱片聽貝多芬，就似買張蒙娜麗莎海報貼在睡房。不同，就是不同。我說，連唱片也沒人買，買了，也沒空閒聽。「音樂，似環保，沒有回報，也要不斷做。貝多芬其實跟披頭四跟Beyond一樣，都是遺留下來證明我們曾經生存過的證據。」他說，Classical不應該譯作古典樂，只應該譯作經典。
後記：We die in order to live
吳懷世創立的樂團，叫馬勒樂團。他最喜歡的樂章，是馬勒第二交響曲。「中學時期，每日放學便跑回家聽一次，有句歌詞：『We die in order to live』，死而復生。音樂給我安慰，是我的避難所，在社會中死了，在音樂中復生。那時，我祈禱，如果讓我有機會在音樂上有所成就，在音樂上找到自己，我可以犧牲一切，切箒都得。」
真真正正比生命更大。可惜，大部份人也不似他一樣把音樂當成必需品，生意才難撈。「不打緊。你說我加入韓國首爾愛樂樂團，是人生高峯。我告訴你，想證明自己能力的心態，早早沒有了。就算是高峯，也只因為有機會跟優秀的樂團演出。能夠make music才是最基本的喜悅。」吳懷世當日用來吸引首爾愛樂樂團注目的短片，記錄了他的指揮工作，由他自行拍攝自行剪接。最後應徵成功，好大程度，因為他最懂得隱惡揚善，又懂掌握節奏，知道每隔40秒，鏡頭角度便要轉一轉。「我爸爸是個攝影師呀。」陰差陽錯，當日意外把兒子引導到管弦樂的吳父，原來也是把兒子帶上人生高峯的源頭。
所以，別動不動說要切J了。不是有太多東西，能夠死而復生的。長青網 - 一站式長者及護老者生活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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