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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獨立非執行董事（獨董）是上市公司管治質素重要一環。過去有不少人批評，很多以香港華資為首的上市公司大股東，專門找友好出任獨董，董事會自己友圍威喂，獨董失去原有功能。近年不少立法會議員開始兼任獨董，他們又有否打好份工提升公司管治質素，還是只當作一份優厚的兼職？《金融中心》發現，有議員在董事會出席率偏低，亦有議員缺席全年股東大會。
立法會議員與獨董，兩者性質同樣是「為民發聲」，幫小市民（或是小股東）發表意見，贒實政府（或是公司）是否規行矩步。現任立法會68名議員當中，有13名議員有擔任上市公司獨董，全部是建制派的議員，當中又以功能組別議員為主，有10人。
董事會出席率最低議員：葛珮帆
港交所《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提及，獨董應定期出席董事會及委員會的會議，並應出席股東大會，對公司股東的意見有公正的了解。但據《金融中心》統計13名議員在他們出任的董事會及股東大會出席率，發現部份人出席率偏低。
新界東議員、民建聯葛珮帆在去年1月6日起，出任啟迪國際（872）的獨董。在整個2017年年度，啟迪舉行了11次董事會，葛只是出席7次，整體出席率只有64%，在一眾議員中最低。
在啟迪四名獨董當中，葛的出席率排名第三。而全年4次股東大會，她亦是只出席2次，葛最終全年獲發35.5萬元董事袍金。
何君堯陳克勤缺席股東大會
擔任興發鋁業（098）獨董的建制派無黨籍議員何君堯，全年5次董事會當中，出席了4次。但興發全年3次股東大會，何君堯全數缺席。除何君堯以外，公司另外3名獨董全年均有參與1至2次股東大會。
同樣缺席股東大會的還有民建聯陳克勤，他擔任獨董的信義香港（8328）年內舉行了一次股東大會，陳未有出席。
到底出席低、缺席股東大會，有何原因？《金融中心》上周五分別向葛珮帆、何君堯及陳克勤查詢，但在截稿前未獲回覆。
上市公司鍾情商界議員
上市公司似乎鍾情任命商界議員出任獨董。例如地產及建造界議員石禮謙，他目前身兼15間上市公司的獨董。石在15間公司董事會的整體出席率達96%，一共出席了81場的董事會。在最近一個財政年度，他因出任獨董獲得804萬元的報酬。單是澳博獨董一職，連同股份在內一年的報酬，已達320萬元，遠高於立法會議員一年約百多萬元的薪金。
另一位商界（一）議員林健鋒，目前出任7間上市公司獨董，過去一個財政年度，7間上市公司25次董事會會議，他全部有出席，單是獨董的董事袍金及股權等報酬，已價值440萬元。
林健鋒、石禮謙同是經民聯議員，兩人出任獨董的部份上市公司，背後的大股東是兩人在商界的友好。例如林健鋒在2016年在商界（一）出選時，獲鄭家純家族的新創建（659）提名支持，林兼任鄭家純家族另一上市公司周大幅（1929）的獨董，至於另一家林健鋒有份出任獨董的上市公司有線寬頻（1097），鄭家純也是主要投資者之一。
石禮謙出任獨董的其中一間公司麗豐控股（1125），正是經民聯監事會主席林健岳家族系內公司。
出席率非唯一衡量指標
獨董可說是一眾小股東、獨立股東在董事會內的代表，監測大股東到底有無為一己私利，損害公司的利益。獨董出席率低，固然令人擔心獨董沒有好好履行責任，即使出席率是100%，若果只是做舉手機器，放棄監察的權力，對於提升公司管治質素亦毫無幫助。
外界只能從上市公司年報所披露的董事出席率，評估獨董的成績，不清楚獨董有否提供有意義的意見，無從評價他們的工作。正如獨立股評人David Webb多年來提出，要確保獨董問責，關鍵是改變獨董的產生過程，讓小股東及獨立股東更有say。
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獨董可直接由上市公司董事會委任，連任時所有股東也可以投票。在家族公司為主的香港市場，大股東往往可控制獨董的人選，變相自己揀人監察自己。港交所去年刊發諮詢文件，檢討《企業管治守則》及相關《上市規則》條文，當中只是針對同一人擔任獨立非執董的次數，惟沒有針對獨董的任命制度提出任何建議。
沒有制度的改變，哪有更好的管治質素？
立法會議員與獨董，兩者性質同樣是「為民發聲」，幫小市民（或是小股東）發表意見，贒實政府（或是公司）是否規行矩步。現任立法會68名議員當中，有13名議員有擔任上市公司獨董，全部是建制派的議員，當中又以功能組別議員為主，有10人。
董事會出席率最低議員：葛珮帆
港交所《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提及，獨董應定期出席董事會及委員會的會議，並應出席股東大會，對公司股東的意見有公正的了解。但據《金融中心》統計13名議員在他們出任的董事會及股東大會出席率，發現部份人出席率偏低。
新界東議員、民建聯葛珮帆在去年1月6日起，出任啟迪國際（872）的獨董。在整個2017年年度，啟迪舉行了11次董事會，葛只是出席7次，整體出席率只有64%，在一眾議員中最低。
在啟迪四名獨董當中，葛的出席率排名第三。而全年4次股東大會，她亦是只出席2次，葛最終全年獲發35.5萬元董事袍金。
何君堯陳克勤缺席股東大會
擔任興發鋁業（098）獨董的建制派無黨籍議員何君堯，全年5次董事會當中，出席了4次。但興發全年3次股東大會，何君堯全數缺席。除何君堯以外，公司另外3名獨董全年均有參與1至2次股東大會。
同樣缺席股東大會的還有民建聯陳克勤，他擔任獨董的信義香港（8328）年內舉行了一次股東大會，陳未有出席。
到底出席低、缺席股東大會，有何原因？《金融中心》上周五分別向葛珮帆、何君堯及陳克勤查詢，但在截稿前未獲回覆。
上市公司鍾情商界議員
上市公司似乎鍾情任命商界議員出任獨董。例如地產及建造界議員石禮謙，他目前身兼15間上市公司的獨董。石在15間公司董事會的整體出席率達96%，一共出席了81場的董事會。在最近一個財政年度，他因出任獨董獲得804萬元的報酬。單是澳博獨董一職，連同股份在內一年的報酬，已達320萬元，遠高於立法會議員一年約百多萬元的薪金。
另一位商界（一）議員林健鋒，目前出任7間上市公司獨董，過去一個財政年度，7間上市公司25次董事會會議，他全部有出席，單是獨董的董事袍金及股權等報酬，已價值440萬元。
林健鋒、石禮謙同是經民聯議員，兩人出任獨董的部份上市公司，背後的大股東是兩人在商界的友好。例如林健鋒在2016年在商界（一）出選時，獲鄭家純家族的新創建（659）提名支持，林兼任鄭家純家族另一上市公司周大幅（1929）的獨董，至於另一家林健鋒有份出任獨董的上市公司有線寬頻（1097），鄭家純也是主要投資者之一。
石禮謙出任獨董的其中一間公司麗豐控股（1125），正是經民聯監事會主席林健岳家族系內公司。
出席率非唯一衡量指標
獨董可說是一眾小股東、獨立股東在董事會內的代表，監測大股東到底有無為一己私利，損害公司的利益。獨董出席率低，固然令人擔心獨董沒有好好履行責任，即使出席率是100%，若果只是做舉手機器，放棄監察的權力，對於提升公司管治質素亦毫無幫助。
外界只能從上市公司年報所披露的董事出席率，評估獨董的成績，不清楚獨董有否提供有意義的意見，無從評價他們的工作。正如獨立股評人David Webb多年來提出，要確保獨董問責，關鍵是改變獨董的產生過程，讓小股東及獨立股東更有say。
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獨董可直接由上市公司董事會委任，連任時所有股東也可以投票。在家族公司為主的香港市場，大股東往往可控制獨董的人選，變相自己揀人監察自己。港交所去年刊發諮詢文件，檢討《企業管治守則》及相關《上市規則》條文，當中只是針對同一人擔任獨立非執董的次數，惟沒有針對獨董的任命制度提出任何建議。
沒有制度的改變，哪有更好的管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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