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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劉以鬯逝世】二零一八年四月十八日，一百歲老報人作家劉以鬯，從太古城的家走了一趟商場。
在十分鐘路程裏，走過馬路，經過紅綠燈，他坐在兩個滾動的巨輪上，後面是太太羅佩雲。還不過是兩年多前，他看見家裏買了輪椅，就叫太太快把它丟掉。
一百歲老作家是可以站起來的，但一生走很多了，十分鐘滾動時光便能到商場，那也是很好的一闋午間流動小品。
他停留在以黑色與白色方格作裝飾的法國年輕服裝店外牆前，等着身邊人的安排，安坐像個乖孩子。這一刻，到底是黑色裏的白色，還是白色裏的黑色，都不再重要。
為他拍攝紀錄片的內地媒體攝影隊伍，安排好五樓咖啡店一角。老作家與一生共度的人對坐，不明白為何要有幾個鏡頭對準他，沒耐性說：「影好啦！」這時候，他是一個權威的男主人，私人的空間是重要的，他還是有能力拒絕侵擾。
作家的路：「那是不需要鼓勵的，只要喜歡，他就會用各種方式去走這一條路。」
喝一杯熱朱古力，吃一件美味蛋糕，都有太太送進嘴裏，這是最快樂的一百歲談情。好好享受人生，一世紀了，他知道自己想要甚麼。
活一百年，朋友還剩幾多？劉太說，「這年紀，沒朋友的了。」劉以鬯清醒得很，無論走到那裏，最在意的，是身邊有沒有「老婆」。
今天，能跟劉先生握一下手，報上名字，已經是深度溝通。記者2013年訪問劉先生的時候，跟他談過如何鼓勵年輕人當作家，以及寫作之路，用當天的紀錄，回望百歲作家的想法，這是永恆的劉以鬯。
「那是不需要鼓勵的，只要喜歡，他就會用各種方式去走這一條路。」劉以鬯說。作家的路，他走了很遠。在上海長大，父親是國民黨黃埔軍校第一批英文繙譯官，他認為寫作是從小培養，從一年級開始，他寫的句子就被老師貼堂，他認為，做作家、寫東西，一定要與眾不同。因為讀二年級時資質已經超越同學，老師讓他跳升至五年級，所以只讀了四年小學。
編輯的路：「我來香港時，買份報紙看，第一，副刊編輯不懂怎樣畫版樣。」
「香港是不是個創作好地方？」
「這個好難講，我來香港時，買份報紙看，第一，副刊編輯不懂怎樣畫版樣。」劉先生說。劉太說他畫版樣很出色。「我在重慶已畫版樣，國內副刊版樣天天變的，他（香港）沒畫版樣，一年都是一樣的，這些不好。」他接手編《香港時報》副刊，天天版樣不同。
說到寫作空間，香港自由社會沒有限制，他每天在家裏寫作，不需要太寧靜，都是開了收音機的。「他喜歡模型，一路砌一路寫，我們家裏好多模型，他好喜歡小玩意。」劉太說。《酒徒》是這樣一天一天寫出來的。
「《成報》老闆找我，覺得我特別，對白都分行的，但他都不反對，他都接受。」老作家五年前說。
寫作的路：「寫稿一定要有些與眾不同的idea，未必是好的，但總要有。」
「香港生活環境，如何影響你寫好題材？」
「你寫稿，寫過的不會再寫，一定要有些與眾不同的idea，未必是好的，但總要有idea」。Idea想是一個人寫作時的思想與精神，有idea，筆觸才有方向，如《對倒》是有一個原整的意念。為了尋找idea，他每天接觸新事物，看報是必然，多看英文書而少看英文報，因為看中文報章都看不完了。
「與香港文化界有深刻交往嗎？」
「他與香港文化圈沒有特別交往，反而年紀輕的文藝青年，可以用他的稿就盡量用。談文藝都有，但大家都沒空，朋友好少，大家都忙，獨立寫稿，不用應酬。」劉太說。
報人的日子，天天在紙裏行走一個世界。「我告訴你，我在上海報館做過老總、編輯，抗戰時，我在重慶，中國有七間大報，兩間副刊是我編的，來港差不多半世紀在報紙（和雜誌）裏，報館的情況，每地方不一樣，我們中國人，對中文好重視，寫好多文章在報紙上。」
求學的路：「我是聖約翰大學畢業，中文自修，讀英文，特別喜歡海明威小說。」
「那時每天要寫幾多稿幾多字？」
「不一定，但好多的，重慶《國民公報》，四川人自己辦的報紙，知我編副刊有特長；另一《掃蕩報》，請我入去，因為我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英文好，要我聽收音機，聽世界新聞，聽電訊然後寫成報道，因為打仗找radio好困難，一邊聽，一邊寫，專聽新聞，收音機收土耳其新聞容易，從土耳其的英文新聞，世界廣播，把好特別的新聞變成中文。有一宗國際新聞，英文報告，說日本艦隊總司令陣亡，我不懂日文，用一句寫日軍艦隊司令被打死、陣亡，重慶其他報紙沒此新聞，只有我有此新聞，我好擔憂，怕錯，後來發佈，證明我是對，老闆寫信讚揚。」
他在聖約翰大學讀主修哲學及政治，西方小說，從小就看了。
「讀政治哲學都是英文，我是聖約翰大學畢業，中文自修，讀英文，特別喜歡海明威小說，有好多作家作品不了解，海明威作品較易了解和接受。莫泊桑有一篇小說，也接受。在聖約翰時候讀了兩年法文，因為蠢，不能接收，和她（劉太）到巴黎，是幾十年前了，有人問『Parlez-vous francais?』我說：『 Je ne parle pas.』是一位法國官員問我識講法文嗎，我會說不會講，普普通通一兩句還可以。」
打仗時在重慶，勝利時去了上海，解放前來香港，劉以鬯四一年大學畢業，四八年來港。最初沒想過長住，因為在上海搞出版社，搞新文學叢書。「堂姐在港，她住灣仔，我在酒店租一個房，來港後，發覺海外發展做不了，北方書錢全部收不到，勝利後，香港發展不到，後來，跟着寫稿，做報館，入《星島》，國內人來港辦報，要收國內副刊編輯，《香港時報》副刊我編，到新加坡前入《香港時報》，到新加坡後，1957年後也是《香港時報》，編文藝副刊淺水灣很出名，後來到了《快報》。」
如他筆下，海明威來到香港都要寫武俠小說，林黛玉也要交租。在《酒徒》裏，劉以鬯寫過：為了生活，走過庸俗路線。在香港，撰寫商品固然可換取生活的安定，但終究是無聊的。一九八五年一月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任《香港文學》總編輯。
記者對劉以鬯先生最遙遠的感覺，是一張報紙和一本雜誌。一個報人的影響力，從小到大，從遠到近。數十年滋養，那是曾經的生活。七十年代《香港時報》是小時候看的報紙，九十年代《快報》是曾工作的地方，但兩個時代劉先生都先後離開兩張報紙。夾在中間的八十年代，中學時爸爸買報紙，要他一併「加碼」多買一本《香港文學》，有時是自己花零用錢買，有時在學校圖書館看。當時看長文章不太理解，也出於本性，特別喜歡看裏面的新詩。雜誌的內容、編輯及設計對當時的我來說，悅目新鮮。不想讀書的時候，對着這樣的雜誌一個小時，就覺無愧於心。
尤其記得有一位作者的詩，寫到一個當時無法接觸的意境，大致是，久經等待，終於：一抹嫣紅灑在雪泉之上。那時候，心裏面開了一雙眼睛似的，沒有疑惑。純淨的美麗，人生要做的一切，自自然然就領略了。等待，其實是誠意，沒有人知道發生的時間。塵垢是外在的，包括顧忌話題，看你怎樣描述，看你如何想，如何對待。
文學的自主性，能賦予生活與生命意義，寫作的人，一切，要有idea，要與眾不同。報紙文章，百年不孤寂，走到一百歲的老作家劉以鬯，再走天堂新路。
撰文：冼麗婷
在十分鐘路程裏，走過馬路，經過紅綠燈，他坐在兩個滾動的巨輪上，後面是太太羅佩雲。還不過是兩年多前，他看見家裏買了輪椅，就叫太太快把它丟掉。
一百歲老作家是可以站起來的，但一生走很多了，十分鐘滾動時光便能到商場，那也是很好的一闋午間流動小品。
他停留在以黑色與白色方格作裝飾的法國年輕服裝店外牆前，等着身邊人的安排，安坐像個乖孩子。這一刻，到底是黑色裏的白色，還是白色裏的黑色，都不再重要。
為他拍攝紀錄片的內地媒體攝影隊伍，安排好五樓咖啡店一角。老作家與一生共度的人對坐，不明白為何要有幾個鏡頭對準他，沒耐性說：「影好啦！」這時候，他是一個權威的男主人，私人的空間是重要的，他還是有能力拒絕侵擾。
作家的路：「那是不需要鼓勵的，只要喜歡，他就會用各種方式去走這一條路。」
喝一杯熱朱古力，吃一件美味蛋糕，都有太太送進嘴裏，這是最快樂的一百歲談情。好好享受人生，一世紀了，他知道自己想要甚麼。
活一百年，朋友還剩幾多？劉太說，「這年紀，沒朋友的了。」劉以鬯清醒得很，無論走到那裏，最在意的，是身邊有沒有「老婆」。
今天，能跟劉先生握一下手，報上名字，已經是深度溝通。記者2013年訪問劉先生的時候，跟他談過如何鼓勵年輕人當作家，以及寫作之路，用當天的紀錄，回望百歲作家的想法，這是永恆的劉以鬯。
「那是不需要鼓勵的，只要喜歡，他就會用各種方式去走這一條路。」劉以鬯說。作家的路，他走了很遠。在上海長大，父親是國民黨黃埔軍校第一批英文繙譯官，他認為寫作是從小培養，從一年級開始，他寫的句子就被老師貼堂，他認為，做作家、寫東西，一定要與眾不同。因為讀二年級時資質已經超越同學，老師讓他跳升至五年級，所以只讀了四年小學。
編輯的路：「我來香港時，買份報紙看，第一，副刊編輯不懂怎樣畫版樣。」
「香港是不是個創作好地方？」
「這個好難講，我來香港時，買份報紙看，第一，副刊編輯不懂怎樣畫版樣。」劉先生說。劉太說他畫版樣很出色。「我在重慶已畫版樣，國內副刊版樣天天變的，他（香港）沒畫版樣，一年都是一樣的，這些不好。」他接手編《香港時報》副刊，天天版樣不同。
說到寫作空間，香港自由社會沒有限制，他每天在家裏寫作，不需要太寧靜，都是開了收音機的。「他喜歡模型，一路砌一路寫，我們家裏好多模型，他好喜歡小玩意。」劉太說。《酒徒》是這樣一天一天寫出來的。
「《成報》老闆找我，覺得我特別，對白都分行的，但他都不反對，他都接受。」老作家五年前說。
寫作的路：「寫稿一定要有些與眾不同的idea，未必是好的，但總要有。」
「香港生活環境，如何影響你寫好題材？」
「你寫稿，寫過的不會再寫，一定要有些與眾不同的idea，未必是好的，但總要有idea」。Idea想是一個人寫作時的思想與精神，有idea，筆觸才有方向，如《對倒》是有一個原整的意念。為了尋找idea，他每天接觸新事物，看報是必然，多看英文書而少看英文報，因為看中文報章都看不完了。
「與香港文化界有深刻交往嗎？」
「他與香港文化圈沒有特別交往，反而年紀輕的文藝青年，可以用他的稿就盡量用。談文藝都有，但大家都沒空，朋友好少，大家都忙，獨立寫稿，不用應酬。」劉太說。
報人的日子，天天在紙裏行走一個世界。「我告訴你，我在上海報館做過老總、編輯，抗戰時，我在重慶，中國有七間大報，兩間副刊是我編的，來港差不多半世紀在報紙（和雜誌）裏，報館的情況，每地方不一樣，我們中國人，對中文好重視，寫好多文章在報紙上。」
求學的路：「我是聖約翰大學畢業，中文自修，讀英文，特別喜歡海明威小說。」
「那時每天要寫幾多稿幾多字？」
「不一定，但好多的，重慶《國民公報》，四川人自己辦的報紙，知我編副刊有特長；另一《掃蕩報》，請我入去，因為我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英文好，要我聽收音機，聽世界新聞，聽電訊然後寫成報道，因為打仗找radio好困難，一邊聽，一邊寫，專聽新聞，收音機收土耳其新聞容易，從土耳其的英文新聞，世界廣播，把好特別的新聞變成中文。有一宗國際新聞，英文報告，說日本艦隊總司令陣亡，我不懂日文，用一句寫日軍艦隊司令被打死、陣亡，重慶其他報紙沒此新聞，只有我有此新聞，我好擔憂，怕錯，後來發佈，證明我是對，老闆寫信讚揚。」
他在聖約翰大學讀主修哲學及政治，西方小說，從小就看了。
「讀政治哲學都是英文，我是聖約翰大學畢業，中文自修，讀英文，特別喜歡海明威小說，有好多作家作品不了解，海明威作品較易了解和接受。莫泊桑有一篇小說，也接受。在聖約翰時候讀了兩年法文，因為蠢，不能接收，和她（劉太）到巴黎，是幾十年前了，有人問『Parlez-vous francais?』我說：『 Je ne parle pas.』是一位法國官員問我識講法文嗎，我會說不會講，普普通通一兩句還可以。」
打仗時在重慶，勝利時去了上海，解放前來香港，劉以鬯四一年大學畢業，四八年來港。最初沒想過長住，因為在上海搞出版社，搞新文學叢書。「堂姐在港，她住灣仔，我在酒店租一個房，來港後，發覺海外發展做不了，北方書錢全部收不到，勝利後，香港發展不到，後來，跟着寫稿，做報館，入《星島》，國內人來港辦報，要收國內副刊編輯，《香港時報》副刊我編，到新加坡前入《香港時報》，到新加坡後，1957年後也是《香港時報》，編文藝副刊淺水灣很出名，後來到了《快報》。」
如他筆下，海明威來到香港都要寫武俠小說，林黛玉也要交租。在《酒徒》裏，劉以鬯寫過：為了生活，走過庸俗路線。在香港，撰寫商品固然可換取生活的安定，但終究是無聊的。一九八五年一月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任《香港文學》總編輯。
記者對劉以鬯先生最遙遠的感覺，是一張報紙和一本雜誌。一個報人的影響力，從小到大，從遠到近。數十年滋養，那是曾經的生活。七十年代《香港時報》是小時候看的報紙，九十年代《快報》是曾工作的地方，但兩個時代劉先生都先後離開兩張報紙。夾在中間的八十年代，中學時爸爸買報紙，要他一併「加碼」多買一本《香港文學》，有時是自己花零用錢買，有時在學校圖書館看。當時看長文章不太理解，也出於本性，特別喜歡看裏面的新詩。雜誌的內容、編輯及設計對當時的我來說，悅目新鮮。不想讀書的時候，對着這樣的雜誌一個小時，就覺無愧於心。
尤其記得有一位作者的詩，寫到一個當時無法接觸的意境，大致是，久經等待，終於：一抹嫣紅灑在雪泉之上。那時候，心裏面開了一雙眼睛似的，沒有疑惑。純淨的美麗，人生要做的一切，自自然然就領略了。等待，其實是誠意，沒有人知道發生的時間。塵垢是外在的，包括顧忌話題，看你怎樣描述，看你如何想，如何對待。
文學的自主性，能賦予生活與生命意義，寫作的人，一切，要有idea，要與眾不同。報紙文章，百年不孤寂，走到一百歲的老作家劉以鬯，再走天堂新路。
撰文：冼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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