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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失明維權律師陳光誠對記者說，倘使現在他能活得寧靜，那都是暴風雨後的寧靜。
經歷過這麼多，能看到的是那麼少，他感覺的生命，又怎會如常人一樣？
陳光誠為弱勢社群維權反被判監四年多，2010年9月出獄後，軟禁在山東東師古村的家超過兩年，其間受到虐待，2012年4月下旬決定逃亡。在滿佈監控的村內，他翻過八道牆，19個小時內跌倒了幾百次，即使一條腿傷了，仍然奔逃約六天。因為好心人、受過他維權恩惠的村民以及家人的襄助，最後由志願者、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創始人郭玉閃和他朋友丁丁，分別開車接應，周旋於謍救他的美國使館人員的車子，以及四輛中共監控追捕的車子，三方七車追逐，陳光誠成功登上使館車，然後直達美國駐京大使館。
陳光誠對記者說，是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莉下令讓他進入大使館受庇護，至今他仍然感激希拉莉。
那一次逃亡，他在家裏跟妻子計劃及熟習路線，準備了一年多；今後，跟中國政權博弈，還可能是一生的。進入美國大使館，安全抵壘，不代表往後無憂。按他在回憶錄《盲眼律師》（The Barefoot Lawyer）記述，2012年4月27日，他在使館裏得知，當時奧巴馬政府決定不能讓他的事件影響中美關係，這消息，逆轉了他對自己及家人安全的信心。
往後的發展，若陳光誠不離開美國大使館，中國將控告他叛國，即使能到美國，也只能一人前往，不能跟妻子兒女重聚。決定動身離開大使館前，沉重的壓力，感覺無助不被了解，令他失望得對着沒發一言的前大使駱家輝哭起來。後來他答應到北京朝陽醫院就醫，並與妻子兒女會合，但仍感覺安全沒有得到美國方面百分百保障。
希拉莉助到美國生活
陳光誠事件，中美兩國外交角力，如履薄冰，在明在暗，都不可能全面說清楚。「我在使館時，確實是不想來美國，想繼續留在中國，但當我知道我們的安全沒有保障，特別是威脅要把妻子家人送回山東的時候，我決定脫離中國的魔爪。」陳光誠早前以電話音效訊息，撇脫地回應當年赴美的細節及想法。
到底他當年能到美國去是誰作出決定性幫忙？奧巴馬與希拉莉的角色怎樣？他這樣回答記者：「恰好我（5月）3號在美國民間機構推動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聽證會，能夠以電話跟克里斯．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等交流，這個消息就在整個美國炸開了，美國民眾反應非常強烈，在大選之年可想而知這意味着啥？所以接下來正好希拉莉來了跟中共談判，像我原來跟你說的，本來商量好，先離開使館，在中國待兩年之後去美國這樣一個過程就提前了。如希拉莉所說的，當年的細節還會複雜得多，最後事情就這樣。我當然覺得這件事是希拉莉在幫忙，奧巴馬不起壞作用就很好。」按他書裏寫，當年5月4日，中國外交部宣佈陳光誠能「依法通過正常途徑辦理有關出國手續」。
先有陳光誠的自決，再有希拉莉的幫忙，促成了陳光誠2012年5月19日迅速離開北京，以訪問學者身份到美國紐約大學學習。2014年，他再轉到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天主教大學（CUA）當訪問學者。
電影一樣的男主角，一家四口至今在美國生活六年了，兒女最初在美國學習，他看成是從負數開始的起點。十四歲兒子克睿想做工程師，十二歲女兒克斯希望將來當大法官。夢想遙遠，生活貼地，風風雨雨，是是非非，陳光誠還是一部國際級奇情勵志小說？
記者在美國找陳光誠訪問，不像余杰容易，但也不難。首先，他很想知道記者提問內容，然後，他堅持要求把記者訪問過程都錄影下來。在陌生的國度，看不見的人，跟看得見的人，一樣會疑慮。
今年一月二十四日，攝影師驅車載記者從下榻的維珍尼亞州到華盛頓邊陲地區，陳光誠說他的辦公室在那裏。對於那是個怎樣的地區，記者沒有概念。當車子慢慢駛上山坡斜路，開始看見有青年男女在公路旁跑步，很有生氣。那裏是一個校區，一百三十多年前，羅馬的教宗利奧十三世批准下，CUA正式創校，初設研究所與研究中心，1904年開始提供本科教育。這個校區，有小羅馬之稱。
到達CUA校舍，幾所教堂建築，讓人感覺安寧。所有大樹都脫掉葉子了，不管是櫻花樹還是甚麼樹，在這個時刻，都像一群公平、無分彼此的使者。
在McMahon Hall走下地庫一樓，終於跟盲人律師陳光誠見面。他身旁一位五官精緻的美國女士，操流利普通話，能聽能寫，名字叫Danica Mills。從他逃亡來到美國，在紐約大學落腳以來，Danica一直替他繙譯，包括他出版《盲眼律師》（The Barefoot Lawyer），英文版起初由當時香港《南華早報》外籍記者Paul Mooney撰寫，後來身體不好，轉由Danica協助完成。英文本2015年出版，編輯是John Starling，後來再按陳光誠口述原文，出版中文本。
書裏的內容，再精采都成上半生了，那之所以如戲，都是因為人。性格決定命運，陳光誠盲眼，但他對身邊事物，如同看見。見他之前，記者WhatsApp陳光誠，他每次收到訊息後，會寫「我看到了」。那一種超越的感覺，特別深刻。
「我為甚麼不能這麼說呢？」陳光誠在接受訪問時，面對面跟記者講。
「嗯，因為，你好像是看不到的。」有時候，答案是不重要的，人的心態和感受才重要。
「例如說，我終於看到中共內心的黑暗。那你真能看到內心的黑暗嗎？」說話要看意義多於看字面，這是跟陳光誠溝通的重要部份。要用心，眼前的人，不再是大群記者簇擁的焦點，也不是鏡頭前說話銳利有力的維權律師，他是個扶着記者前臂在校區戶外走動拍攝的受訪者。
陳光誠因為幫過人，所以受苦受壓迫。也有很多人因為幫過他，受苦受壓迫，他的親人及郭玉閃等朋友，就曾被拘留。受苦，要知道意義，否則，人會迷茫不知身在何處，那管百年天主教大學是多麼的寧靜。
陳光誠介紹這裏的教堂，是美國最大的教堂。環境及心境，成為人的層次。從環境看陳光誠的心境，他好像還是有一點格格不入。
「我覺得這裏的環境很好，心裏很平靜，這裏的生活怎麼樣？」記者問陳光誠。
「我所說的平靜就是說在這個環境中，這種安全感已經和原來不一樣了。你不會覺得有甚麼太大的危機，可以把精力放在想做的事情上，至於想做的事情會不會讓你憤怒，會不會讓你義憤填膺，或者會讓你引起更多的思考，那是另外一個事情，那種事，屬於感情上的波動，那跟居住在這裏的平靜，不是同一概念。」他還加上補充。
盼結束共產專制肆虐
「當你看到邪惡政權橫行於鄉里，隨意魚肉百姓的時候，我想這個時候，環境的寧靜，不能讓你平靜下來，這種情況就會很自然的憤然而起。」
他來美國一年以後，紐約大學請他一年約滿後離開，他看大學是受到中共的壓力，除了紐約大學在上海開分校，來自中國對紐約大學的捐獻，也是很重要的壓力來源。後來2013年美國天主教大學給他新合約，至2014年他開始到這裏當訪問學者，有關待遇條件，他都不想公開，「總言之我可以應付生活。」
他現於馬利蘭州居住，每星期由妻子駕車半小時送他來這辦公室最多三次，主要就社交媒體評論作互動回應。「我一直以來也做社交媒體，每個星期一至兩次用視頻直播跟網友談中國發生的事情，用我個人的經歷或經驗來討論對事情的看法，大家分享交流。」這可以令他跟中國人權捍衞者、律師保持交流及互動。他說美國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的實施，美國能夠很好地運用一個全球問責法，對侵犯人權的獨裁國家及相關官員進行實質懲罰。
有時候，校區會傳來一陣陣教堂鐘聲，但是，陳光誠心裏所想的，還是另一個國度。他感受中國的文化道德、人倫，已破壞得非常慘重。「我現在追求的，一直非常明確，那就是結束共產專制的肆虐，讓中國真正走向文明。結束這種野蠻的叢林狀態，讓大家可以很自然的，沒有恐懼的，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選擇權，猶如選擇人生味道，酸甜苦辣，各有所愛，在自由與限制選項上，如果有人甘於接受加辣，還是要尊重的，但倒轉過來，也要尊重反對的人。
他在書裏寫過，當初為了自由，也為了生命，他決心逃走。最終來到美國以後，他也曾經遇到過恐嚇。
「港司法幾近被內地掌控」
「看香港書商（銅鑼灣事件）的情況，你覺得你真的是絕對安全嗎？」記者問。
「首先呢？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東西，我在出訪（2015年出訪歐洲）後回到家裏，共產黨派人把老鼠藥放在我廚房裏，放到麵粉袋旁邊來威脅我。但這畢竟是美國，對吧？你知道當年台灣有個江南案件，對吧？我想共產黨，尤其是現在，如果試圖在美國做點甚麼事的話，我想他們會付出代價。而且，現在美國政府也清楚表明，如果我們有任何共產黨的威脅，馬上報告，他們絕對會採取措施。所以我覺得，絕對安全從來就是沒有的。」他說當時已通知美國當局，對方作出了積極跟進。
「是有人進你的屋子？」記者問。
「對啊。偷偷的進到我們家裏，把老鼠藥放到我們的廚房裏，麵粉旁邊。」
「這是一個警告？」
「對，我覺得共產黨在嚇唬我。」
「其實他是讓你知道的？」
「讓我閉嘴吧。我出去歐洲，到哪裏都是批評共產黨破壞人權，這些事情嘛。」
「那孩子怕不怕？」
「孩子當然也挺擔心的。」
「往後會不會吃東西的時候也害怕？」
「當然謹慎為佳了，葚麼時候都要多加小心，但是呢，我們也不能因為這個就不做事了。這樣的話，共產黨覺得這個辦法很好使，以後就會經常用這個辦法，是吧？所以說，這個安全就是相對的啦，共產黨不能像在中國那樣隨便到家裏抓人、關押人，但是這些黑社會手段、土匪手段，你沒有辦法保障他不會用，尤其是在他馬上就要滅亡的時候。」今天在美國，每當陳光誠說起中共政權，仍然難掩怒氣。
「那你的感覺是怎麼樣？你說監控從來沒有放鬆，即便住在這裏也是一樣嗎？」
「沒有問題啊，反正你不能堵住我的嘴，不能像在中國一樣把我軟禁起來，讓我沒法說話，切斷我電話，對不對？你看着好啊，別說你看着我，就是你共產黨任何官員坐我隔壁，我都照說不誤。」他接續再說一個例子。
「有一次，一個記者到華盛頓大使館去，大使館問記者最近跟陳光誠有沒有聯繫，記者說聯繫不多，但記者當然關注他們的事情啊。大使館說，『我們知道你們一直有聯繫。』然後拿出來一打A4紙，打印下來的，他說：『你看看，兩個星期前，你還轉了他的一個「推」，都打印下來在這。』這一系列的事情就說明了中共對我一舉一動都是在盯着。盯着歸盯着，他不能影響我做甚麼。」
「但是你不怕？」
「你不要太當回事，你就當他不存在。該怎麼做怎麼做，他真正，就像我上次在聖母大學演講，他們派人去搗亂的時候，那你就直接面對，不用在乎。」
「那你的太太她怕不怕呢？」
「當然，家人當然有更多擔心。」
因為看不見，也令陳光誠習慣生活要看得很遠，每一個計劃，因為有前面的經歷，他學懂設想下一步準備。問起他對香港的印象，跟香港未見一面，他看到的，是遠還近。
「我對香港的印象，今不如昔。香港離徹底淪落就差一步了，香港的司法我們看到了，黃之鋒從前被關押，香港司法已經差不多被共產黨完全掌控，他只需花一些時間，就會比較容易讓警察去抓人，比較容易去定罪了。香港當年的自由，現在已經失去了大半。如果再繼續這樣下去，可能跟深圳也差不了太多。」
籲港人抗爭 別無他選
他認為香港人只有抗爭，沒有別的選擇。「和中國大陸覺醒的公民、維權人士、維權律師一起抗爭，是唯一出路，把共產黨送走，把共產黨掃進歷史。我以前訪問台灣時候就說過，香港如果不用香港的自由來影響大陸，中共專制政權就會影響香港。這個一點都沒有懷疑，沒有擦邊球好打。你不要想着僥倖，有甚麼其他可能，都沒有。就像狼要吃人一樣，你跑他會吃你，你不跑他也會吃你，你唯一想法就是反擊。你不要想：我到底是跑好呢？還是待在這好呢？看起來，我待在這，好像牠還沒有急於要過來咬我，我一跑，牠是不是更要咬我？不要那樣想，你就是要想辦法回擊，不回擊就會淪陷，會被中共變成一個村子。」
他說很早以前，仔細把共產黨對待香港和對待中國的一些地方做對比，驚奇發現，中共現在對待香港的辦法跟對待中國大陸農村選舉，是一樣的辦法。若香港人還覺得中共會守法，他認為這是太天真了。
「共產黨現在把管理中國農村村民選舉的那一套，放在香港去，幾乎都是照搬的，你回去做一下對比。名單他要控制，選誰不選誰，在中國也是可以這樣啊，先把名單印到選票上，我印上在裏邊，你選他吧，究竟是誰，大家都不知道，所以這一套是差不多。」
他說寫過一篇文章談這個事情，認為共產黨就是把香港當成一個村來看。香港的中聯辦實際上就是中共香港黨委，香港所謂的特首，已經和中國村長差不多水平，「比如說縣裏有縣長，有縣務書記，因為你老老實實聽書記的，省長省委書記，市長、市委書記，一樣的關係啊。」他認為如果沒有本質的改變，他覺得香港真的危險。「如果香港短時間內，這種反擊的力量不夠強大，或者說，民間和中國國內民間的維權運動不能緊密結合起來，就不能達到一個釜底抽薪的作用。釜底抽薪非常重要，香港人現在就是讓中共自顧不暇。你不要非得表面講理，在一個野蠻的叢林社會狀態下，你是沒有辦法按照文明社會的標準來行事的。」
文明社會的法理與野蠻狀態下，都講利益，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他說自己試過跟共產黨講了很多年的道理，家裏擺放那麼多的法律文書、書籍，最終被他用幾個袋裝起拿走，「你說你去跟他講道理，你去跟他講法律？」
盲人維權律師，曾經想用法律跟內地政權對簿。他的處境，他幫助的人、幫助他的人，從來都不容易。書裏記錄，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六年前是這樣勸他離開大使館的：「在我們的艱辛談判裏，我們可以感覺坐在桌子對面的一些人敬重你。因此，中國需要你，我們擔負不起把你邊緣化或讓人把你遺忘，你必須離開，你必須鬥爭。你的生命不是要在安靜的世界裏過活，你需要走出去鬥爭。」
陳光誠意志力驚人，但思想有柔軟的一面。了解他的故事，應該了解包括他身邊的人，一幅大圖畫。他國內的三哥曾因他被囚禁監裏，現在腰身以下情況都很不好，獨自一人在家居住。美國女繙譯Danica在電郵中回覆記者提問，這樣概括陳光誠美國六年生活，「I don't think a day has gone by since he left China that he has not worked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worried about friends and colleagues there, and I know he would not stop his work, no matter where he was.」Danica看到的，正是那個從寧靜裏走出去鬥爭的陳光誠。
記者在充滿不公平、痛苦與危難的書頁裏看到陳光誠，在平靜平淡的天主教大學找到陳光誠。一個人願意做甚麼樣的事情，就會置身甚麼樣的境地。「我認為他來美國，是一個很正確的決定。」Danica這說法，不是總結，希望是陳光誠一個全新故事的開始。
特約記者：冼麗婷
攝影：曾漢棟
經歷過這麼多，能看到的是那麼少，他感覺的生命，又怎會如常人一樣？
陳光誠為弱勢社群維權反被判監四年多，2010年9月出獄後，軟禁在山東東師古村的家超過兩年，其間受到虐待，2012年4月下旬決定逃亡。在滿佈監控的村內，他翻過八道牆，19個小時內跌倒了幾百次，即使一條腿傷了，仍然奔逃約六天。因為好心人、受過他維權恩惠的村民以及家人的襄助，最後由志願者、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創始人郭玉閃和他朋友丁丁，分別開車接應，周旋於謍救他的美國使館人員的車子，以及四輛中共監控追捕的車子，三方七車追逐，陳光誠成功登上使館車，然後直達美國駐京大使館。
陳光誠對記者說，是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莉下令讓他進入大使館受庇護，至今他仍然感激希拉莉。
那一次逃亡，他在家裏跟妻子計劃及熟習路線，準備了一年多；今後，跟中國政權博弈，還可能是一生的。進入美國大使館，安全抵壘，不代表往後無憂。按他在回憶錄《盲眼律師》（The Barefoot Lawyer）記述，2012年4月27日，他在使館裏得知，當時奧巴馬政府決定不能讓他的事件影響中美關係，這消息，逆轉了他對自己及家人安全的信心。
往後的發展，若陳光誠不離開美國大使館，中國將控告他叛國，即使能到美國，也只能一人前往，不能跟妻子兒女重聚。決定動身離開大使館前，沉重的壓力，感覺無助不被了解，令他失望得對着沒發一言的前大使駱家輝哭起來。後來他答應到北京朝陽醫院就醫，並與妻子兒女會合，但仍感覺安全沒有得到美國方面百分百保障。
希拉莉助到美國生活
陳光誠事件，中美兩國外交角力，如履薄冰，在明在暗，都不可能全面說清楚。「我在使館時，確實是不想來美國，想繼續留在中國，但當我知道我們的安全沒有保障，特別是威脅要把妻子家人送回山東的時候，我決定脫離中國的魔爪。」陳光誠早前以電話音效訊息，撇脫地回應當年赴美的細節及想法。
到底他當年能到美國去是誰作出決定性幫忙？奧巴馬與希拉莉的角色怎樣？他這樣回答記者：「恰好我（5月）3號在美國民間機構推動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聽證會，能夠以電話跟克里斯．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等交流，這個消息就在整個美國炸開了，美國民眾反應非常強烈，在大選之年可想而知這意味着啥？所以接下來正好希拉莉來了跟中共談判，像我原來跟你說的，本來商量好，先離開使館，在中國待兩年之後去美國這樣一個過程就提前了。如希拉莉所說的，當年的細節還會複雜得多，最後事情就這樣。我當然覺得這件事是希拉莉在幫忙，奧巴馬不起壞作用就很好。」按他書裏寫，當年5月4日，中國外交部宣佈陳光誠能「依法通過正常途徑辦理有關出國手續」。
先有陳光誠的自決，再有希拉莉的幫忙，促成了陳光誠2012年5月19日迅速離開北京，以訪問學者身份到美國紐約大學學習。2014年，他再轉到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天主教大學（CUA）當訪問學者。
電影一樣的男主角，一家四口至今在美國生活六年了，兒女最初在美國學習，他看成是從負數開始的起點。十四歲兒子克睿想做工程師，十二歲女兒克斯希望將來當大法官。夢想遙遠，生活貼地，風風雨雨，是是非非，陳光誠還是一部國際級奇情勵志小說？
記者在美國找陳光誠訪問，不像余杰容易，但也不難。首先，他很想知道記者提問內容，然後，他堅持要求把記者訪問過程都錄影下來。在陌生的國度，看不見的人，跟看得見的人，一樣會疑慮。
今年一月二十四日，攝影師驅車載記者從下榻的維珍尼亞州到華盛頓邊陲地區，陳光誠說他的辦公室在那裏。對於那是個怎樣的地區，記者沒有概念。當車子慢慢駛上山坡斜路，開始看見有青年男女在公路旁跑步，很有生氣。那裏是一個校區，一百三十多年前，羅馬的教宗利奧十三世批准下，CUA正式創校，初設研究所與研究中心，1904年開始提供本科教育。這個校區，有小羅馬之稱。
到達CUA校舍，幾所教堂建築，讓人感覺安寧。所有大樹都脫掉葉子了，不管是櫻花樹還是甚麼樹，在這個時刻，都像一群公平、無分彼此的使者。
在McMahon Hall走下地庫一樓，終於跟盲人律師陳光誠見面。他身旁一位五官精緻的美國女士，操流利普通話，能聽能寫，名字叫Danica Mills。從他逃亡來到美國，在紐約大學落腳以來，Danica一直替他繙譯，包括他出版《盲眼律師》（The Barefoot Lawyer），英文版起初由當時香港《南華早報》外籍記者Paul Mooney撰寫，後來身體不好，轉由Danica協助完成。英文本2015年出版，編輯是John Starling，後來再按陳光誠口述原文，出版中文本。
書裏的內容，再精采都成上半生了，那之所以如戲，都是因為人。性格決定命運，陳光誠盲眼，但他對身邊事物，如同看見。見他之前，記者WhatsApp陳光誠，他每次收到訊息後，會寫「我看到了」。那一種超越的感覺，特別深刻。
「我為甚麼不能這麼說呢？」陳光誠在接受訪問時，面對面跟記者講。
「嗯，因為，你好像是看不到的。」有時候，答案是不重要的，人的心態和感受才重要。
「例如說，我終於看到中共內心的黑暗。那你真能看到內心的黑暗嗎？」說話要看意義多於看字面，這是跟陳光誠溝通的重要部份。要用心，眼前的人，不再是大群記者簇擁的焦點，也不是鏡頭前說話銳利有力的維權律師，他是個扶着記者前臂在校區戶外走動拍攝的受訪者。
陳光誠因為幫過人，所以受苦受壓迫。也有很多人因為幫過他，受苦受壓迫，他的親人及郭玉閃等朋友，就曾被拘留。受苦，要知道意義，否則，人會迷茫不知身在何處，那管百年天主教大學是多麼的寧靜。
陳光誠介紹這裏的教堂，是美國最大的教堂。環境及心境，成為人的層次。從環境看陳光誠的心境，他好像還是有一點格格不入。
「我覺得這裏的環境很好，心裏很平靜，這裏的生活怎麼樣？」記者問陳光誠。
「我所說的平靜就是說在這個環境中，這種安全感已經和原來不一樣了。你不會覺得有甚麼太大的危機，可以把精力放在想做的事情上，至於想做的事情會不會讓你憤怒，會不會讓你義憤填膺，或者會讓你引起更多的思考，那是另外一個事情，那種事，屬於感情上的波動，那跟居住在這裏的平靜，不是同一概念。」他還加上補充。
盼結束共產專制肆虐
「當你看到邪惡政權橫行於鄉里，隨意魚肉百姓的時候，我想這個時候，環境的寧靜，不能讓你平靜下來，這種情況就會很自然的憤然而起。」
他來美國一年以後，紐約大學請他一年約滿後離開，他看大學是受到中共的壓力，除了紐約大學在上海開分校，來自中國對紐約大學的捐獻，也是很重要的壓力來源。後來2013年美國天主教大學給他新合約，至2014年他開始到這裏當訪問學者，有關待遇條件，他都不想公開，「總言之我可以應付生活。」
他現於馬利蘭州居住，每星期由妻子駕車半小時送他來這辦公室最多三次，主要就社交媒體評論作互動回應。「我一直以來也做社交媒體，每個星期一至兩次用視頻直播跟網友談中國發生的事情，用我個人的經歷或經驗來討論對事情的看法，大家分享交流。」這可以令他跟中國人權捍衞者、律師保持交流及互動。他說美國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的實施，美國能夠很好地運用一個全球問責法，對侵犯人權的獨裁國家及相關官員進行實質懲罰。
有時候，校區會傳來一陣陣教堂鐘聲，但是，陳光誠心裏所想的，還是另一個國度。他感受中國的文化道德、人倫，已破壞得非常慘重。「我現在追求的，一直非常明確，那就是結束共產專制的肆虐，讓中國真正走向文明。結束這種野蠻的叢林狀態，讓大家可以很自然的，沒有恐懼的，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選擇權，猶如選擇人生味道，酸甜苦辣，各有所愛，在自由與限制選項上，如果有人甘於接受加辣，還是要尊重的，但倒轉過來，也要尊重反對的人。
他在書裏寫過，當初為了自由，也為了生命，他決心逃走。最終來到美國以後，他也曾經遇到過恐嚇。
「港司法幾近被內地掌控」
「看香港書商（銅鑼灣事件）的情況，你覺得你真的是絕對安全嗎？」記者問。
「首先呢？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東西，我在出訪（2015年出訪歐洲）後回到家裏，共產黨派人把老鼠藥放在我廚房裏，放到麵粉袋旁邊來威脅我。但這畢竟是美國，對吧？你知道當年台灣有個江南案件，對吧？我想共產黨，尤其是現在，如果試圖在美國做點甚麼事的話，我想他們會付出代價。而且，現在美國政府也清楚表明，如果我們有任何共產黨的威脅，馬上報告，他們絕對會採取措施。所以我覺得，絕對安全從來就是沒有的。」他說當時已通知美國當局，對方作出了積極跟進。
「是有人進你的屋子？」記者問。
「對啊。偷偷的進到我們家裏，把老鼠藥放到我們的廚房裏，麵粉旁邊。」
「這是一個警告？」
「對，我覺得共產黨在嚇唬我。」
「其實他是讓你知道的？」
「讓我閉嘴吧。我出去歐洲，到哪裏都是批評共產黨破壞人權，這些事情嘛。」
「那孩子怕不怕？」
「孩子當然也挺擔心的。」
「往後會不會吃東西的時候也害怕？」
「當然謹慎為佳了，葚麼時候都要多加小心，但是呢，我們也不能因為這個就不做事了。這樣的話，共產黨覺得這個辦法很好使，以後就會經常用這個辦法，是吧？所以說，這個安全就是相對的啦，共產黨不能像在中國那樣隨便到家裏抓人、關押人，但是這些黑社會手段、土匪手段，你沒有辦法保障他不會用，尤其是在他馬上就要滅亡的時候。」今天在美國，每當陳光誠說起中共政權，仍然難掩怒氣。
「那你的感覺是怎麼樣？你說監控從來沒有放鬆，即便住在這裏也是一樣嗎？」
「沒有問題啊，反正你不能堵住我的嘴，不能像在中國一樣把我軟禁起來，讓我沒法說話，切斷我電話，對不對？你看着好啊，別說你看着我，就是你共產黨任何官員坐我隔壁，我都照說不誤。」他接續再說一個例子。
「有一次，一個記者到華盛頓大使館去，大使館問記者最近跟陳光誠有沒有聯繫，記者說聯繫不多，但記者當然關注他們的事情啊。大使館說，『我們知道你們一直有聯繫。』然後拿出來一打A4紙，打印下來的，他說：『你看看，兩個星期前，你還轉了他的一個「推」，都打印下來在這。』這一系列的事情就說明了中共對我一舉一動都是在盯着。盯着歸盯着，他不能影響我做甚麼。」
「但是你不怕？」
「你不要太當回事，你就當他不存在。該怎麼做怎麼做，他真正，就像我上次在聖母大學演講，他們派人去搗亂的時候，那你就直接面對，不用在乎。」
「那你的太太她怕不怕呢？」
「當然，家人當然有更多擔心。」
因為看不見，也令陳光誠習慣生活要看得很遠，每一個計劃，因為有前面的經歷，他學懂設想下一步準備。問起他對香港的印象，跟香港未見一面，他看到的，是遠還近。
「我對香港的印象，今不如昔。香港離徹底淪落就差一步了，香港的司法我們看到了，黃之鋒從前被關押，香港司法已經差不多被共產黨完全掌控，他只需花一些時間，就會比較容易讓警察去抓人，比較容易去定罪了。香港當年的自由，現在已經失去了大半。如果再繼續這樣下去，可能跟深圳也差不了太多。」
籲港人抗爭 別無他選
他認為香港人只有抗爭，沒有別的選擇。「和中國大陸覺醒的公民、維權人士、維權律師一起抗爭，是唯一出路，把共產黨送走，把共產黨掃進歷史。我以前訪問台灣時候就說過，香港如果不用香港的自由來影響大陸，中共專制政權就會影響香港。這個一點都沒有懷疑，沒有擦邊球好打。你不要想着僥倖，有甚麼其他可能，都沒有。就像狼要吃人一樣，你跑他會吃你，你不跑他也會吃你，你唯一想法就是反擊。你不要想：我到底是跑好呢？還是待在這好呢？看起來，我待在這，好像牠還沒有急於要過來咬我，我一跑，牠是不是更要咬我？不要那樣想，你就是要想辦法回擊，不回擊就會淪陷，會被中共變成一個村子。」
他說很早以前，仔細把共產黨對待香港和對待中國的一些地方做對比，驚奇發現，中共現在對待香港的辦法跟對待中國大陸農村選舉，是一樣的辦法。若香港人還覺得中共會守法，他認為這是太天真了。
「共產黨現在把管理中國農村村民選舉的那一套，放在香港去，幾乎都是照搬的，你回去做一下對比。名單他要控制，選誰不選誰，在中國也是可以這樣啊，先把名單印到選票上，我印上在裏邊，你選他吧，究竟是誰，大家都不知道，所以這一套是差不多。」
他說寫過一篇文章談這個事情，認為共產黨就是把香港當成一個村來看。香港的中聯辦實際上就是中共香港黨委，香港所謂的特首，已經和中國村長差不多水平，「比如說縣裏有縣長，有縣務書記，因為你老老實實聽書記的，省長省委書記，市長、市委書記，一樣的關係啊。」他認為如果沒有本質的改變，他覺得香港真的危險。「如果香港短時間內，這種反擊的力量不夠強大，或者說，民間和中國國內民間的維權運動不能緊密結合起來，就不能達到一個釜底抽薪的作用。釜底抽薪非常重要，香港人現在就是讓中共自顧不暇。你不要非得表面講理，在一個野蠻的叢林社會狀態下，你是沒有辦法按照文明社會的標準來行事的。」
文明社會的法理與野蠻狀態下，都講利益，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他說自己試過跟共產黨講了很多年的道理，家裏擺放那麼多的法律文書、書籍，最終被他用幾個袋裝起拿走，「你說你去跟他講道理，你去跟他講法律？」
盲人維權律師，曾經想用法律跟內地政權對簿。他的處境，他幫助的人、幫助他的人，從來都不容易。書裏記錄，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六年前是這樣勸他離開大使館的：「在我們的艱辛談判裏，我們可以感覺坐在桌子對面的一些人敬重你。因此，中國需要你，我們擔負不起把你邊緣化或讓人把你遺忘，你必須離開，你必須鬥爭。你的生命不是要在安靜的世界裏過活，你需要走出去鬥爭。」
陳光誠意志力驚人，但思想有柔軟的一面。了解他的故事，應該了解包括他身邊的人，一幅大圖畫。他國內的三哥曾因他被囚禁監裏，現在腰身以下情況都很不好，獨自一人在家居住。美國女繙譯Danica在電郵中回覆記者提問，這樣概括陳光誠美國六年生活，「I don't think a day has gone by since he left China that he has not worked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worried about friends and colleagues there, and I know he would not stop his work, no matter where he was.」Danica看到的，正是那個從寧靜裏走出去鬥爭的陳光誠。
記者在充滿不公平、痛苦與危難的書頁裏看到陳光誠，在平靜平淡的天主教大學找到陳光誠。一個人願意做甚麼樣的事情，就會置身甚麼樣的境地。「我認為他來美國，是一個很正確的決定。」Danica這說法，不是總結，希望是陳光誠一個全新故事的開始。
特約記者：冼麗婷
攝影：曾漢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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