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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自立志當時事評論員開始，已較少就法律案例作評論。近期在研究「夫妾關係」的現代意義，2016年的較近期案例「葉錦祥訴甘炳光」（[2017] 2 HKC 195），確有現實意義。
筆者在前幾年，於本欄曾經講過，中國傳統婚姻法律，應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而非粵語長片常述的「三妻四妾」。至於另一個常被問及的「浸豬籠」刑罰，筆者亦指出並非《大清律例》內所指明的刑罰，也沒有必要將電影的刑具當真實。閒話休提，葉錦祥案件究竟要處理什麼事呢？
案件不複雜，都是爭產。原告人，即是葉錦祥，聲稱死者甘氏是他父親一名妾侍，所以，他是甘氏的子嗣，應是甘氏遺產繼承人之一。至於被告人甘炳光則否認甘氏是妾侍，所以她是獨身，未有子嗣。由於甘炳光是甘氏的親弟，所以有權繼承遺產。於是，甘氏是否葉錦祥父親的妾，成了關鍵。
本來，香港法律的「夫妾關係」定義，《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已經寫得很清楚，需要有3個元素：其一，雙方有共同意願成為夫妾；其二，妾獲得正室（妻子）接納；其三，妾的身分獲夫的家人承認。這3個元素之中，第二點是關鍵，因為怎樣是「妻之接納」呢？香港案例及專家趙冰博士所言，有所謂「入宮」（Yap Kung）。例如陳兆愷法官在Kwan Chui Kwok-ying v Tao Wai-chun（1995）1 HKC 371一案中，詳細道出「入宮」的過程：夫與妾邀請親朋戚友出席有關一場公開宴會，而妾亦會向正妻跪下，向正妻奉茶，而正妻亦給妾送上利市。
然而，既然法律已有明確規定，夫妾關係的元素需要有「入宮」之過程，為何仍有爭議呢？其一，翻查民國初年的最高法院，即大理院的案例，沒有提過「入宮」是一個必要的過程。不要忘記，民國初年，百廢待興，法律未予齊全，仍沿用1910年《大清現行刑律》的民事有效部分處理家庭法律的糾紛，而1910年的相關刑法大抵都是抄襲《大清律例》。其二，在日治時期的台灣高等法院之《覆核．最高法院的判例》，以及由官方《台灣私法》內的相關討論，亦未見有「入宮」之習俗。其三，在英國海峽殖民地的家事法律的訴訟之中，也沒有「入宮」之要求。因此，這個「入宮」的要求，顯然並非一個全中國皆有的民事習俗，也可能只是存在於香港（或某些鄰近地區）的一種習慣。
問題是，終審法院法官苗禮治在Suen Toi Lee v Yau Yee Ping [2002] 1 HKLRD 197一案中，在妾需要正妻的同意一句之中，加了兩個字——「if any」，就令定義複雜了。一來，苗禮治用了「if any」一字，中文可以譯作「若有」，換言之，妾需不需要「入宮」，似乎不是必要的元素。二來，苗禮治只是引用了海峽殖民地的判辭等來作裁決，顯然沒有提到《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的定義。究竟是他故意遺漏此法例的定義，還是想推翻香港法例的一貫原則，判辭內沒有說清楚。
中國民事習慣有現實作用
所以，單是夫妾關係是否需要經過「入宮」，法律與判例好似出現了分歧。很多人會說，這些法律討論，在現實中有何意義？別忘了，在《新界條例》之中，仍明文規定，法官在處理新界土地訴訟時，必須應用中國傳統習慣法律。故此，假如有關於涉及土地的訴訟，當中有關土地之家庭成員的身分糾紛，例如妻、妾的地位，自然會影響業權之繼承。又例如有知名富豪的伴侶們，若在1971年前在港成婚，是妻是妾，直接影響死後遺產的分配。因此，中國民事習慣，不一定是學究的「象牙塔」討論，也有其現實的作用。
作者是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助理教授
[王慧麟]
筆者在前幾年，於本欄曾經講過，中國傳統婚姻法律，應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而非粵語長片常述的「三妻四妾」。至於另一個常被問及的「浸豬籠」刑罰，筆者亦指出並非《大清律例》內所指明的刑罰，也沒有必要將電影的刑具當真實。閒話休提，葉錦祥案件究竟要處理什麼事呢？
案件不複雜，都是爭產。原告人，即是葉錦祥，聲稱死者甘氏是他父親一名妾侍，所以，他是甘氏的子嗣，應是甘氏遺產繼承人之一。至於被告人甘炳光則否認甘氏是妾侍，所以她是獨身，未有子嗣。由於甘炳光是甘氏的親弟，所以有權繼承遺產。於是，甘氏是否葉錦祥父親的妾，成了關鍵。
本來，香港法律的「夫妾關係」定義，《無遺囑者遺產條例》已經寫得很清楚，需要有3個元素：其一，雙方有共同意願成為夫妾；其二，妾獲得正室（妻子）接納；其三，妾的身分獲夫的家人承認。這3個元素之中，第二點是關鍵，因為怎樣是「妻之接納」呢？香港案例及專家趙冰博士所言，有所謂「入宮」（Yap Kung）。例如陳兆愷法官在Kwan Chui Kwok-ying v Tao Wai-chun（1995）1 HKC 371一案中，詳細道出「入宮」的過程：夫與妾邀請親朋戚友出席有關一場公開宴會，而妾亦會向正妻跪下，向正妻奉茶，而正妻亦給妾送上利市。
然而，既然法律已有明確規定，夫妾關係的元素需要有「入宮」之過程，為何仍有爭議呢？其一，翻查民國初年的最高法院，即大理院的案例，沒有提過「入宮」是一個必要的過程。不要忘記，民國初年，百廢待興，法律未予齊全，仍沿用1910年《大清現行刑律》的民事有效部分處理家庭法律的糾紛，而1910年的相關刑法大抵都是抄襲《大清律例》。其二，在日治時期的台灣高等法院之《覆核．最高法院的判例》，以及由官方《台灣私法》內的相關討論，亦未見有「入宮」之習俗。其三，在英國海峽殖民地的家事法律的訴訟之中，也沒有「入宮」之要求。因此，這個「入宮」的要求，顯然並非一個全中國皆有的民事習俗，也可能只是存在於香港（或某些鄰近地區）的一種習慣。
問題是，終審法院法官苗禮治在Suen Toi Lee v Yau Yee Ping [2002] 1 HKLRD 197一案中，在妾需要正妻的同意一句之中，加了兩個字——「if any」，就令定義複雜了。一來，苗禮治用了「if any」一字，中文可以譯作「若有」，換言之，妾需不需要「入宮」，似乎不是必要的元素。二來，苗禮治只是引用了海峽殖民地的判辭等來作裁決，顯然沒有提到《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的定義。究竟是他故意遺漏此法例的定義，還是想推翻香港法例的一貫原則，判辭內沒有說清楚。
中國民事習慣有現實作用
所以，單是夫妾關係是否需要經過「入宮」，法律與判例好似出現了分歧。很多人會說，這些法律討論，在現實中有何意義？別忘了，在《新界條例》之中，仍明文規定，法官在處理新界土地訴訟時，必須應用中國傳統習慣法律。故此，假如有關於涉及土地的訴訟，當中有關土地之家庭成員的身分糾紛，例如妻、妾的地位，自然會影響業權之繼承。又例如有知名富豪的伴侶們，若在1971年前在港成婚，是妻是妾，直接影響死後遺產的分配。因此，中國民事習慣，不一定是學究的「象牙塔」討論，也有其現實的作用。
作者是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助理教授
[王慧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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