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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周訪港，雖然沒有接觸普通市民，雖然沒有「向群眾學習，多同群眾座談，多到困難和矛盾集中、群眾意見多的地方去，切忌走過場」，雖然沒有「減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不封路、不清場閉館」，雖然沒有以身作則落實自己主催通過的《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但觀其行之餘，我們還要聽其言。習近平的一些「重要講話」香港人還是要留意的，因為這些講話是當面對新一屆特區政府下的指令，講話精神亦可能會寫入秋季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報告之中，正式成為更具體的中央對港方針，影響香港一段時間。
由於傳媒對習近平七一講話（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職）已有不少解讀，筆者倒想討論習近平接見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機構負責人的談話。
首當面要求三權負責人要有國家觀念
在接見特區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機構負責人時，習近平首次當面要求他們要有「國家觀念」和「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之後特別點出三大工作範疇，包括解決經濟民生、青少年國家歷史文化教育、打擊和遏制港獨。
新華社對習有關講話的報道如下：
「不論是行政機構主要官員，還是立法、司法機構負責人，都要有國家觀念，在開展政務活動和處理有關問題的過程中，要善於站在國家的高度來觀察和思考問題，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履行自己對國家的責任。」
「習近平強調，『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創舉，無論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還是務實解決經濟民生方面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困難，無論是加強對青少年國家歷史文化教育，還是依法打擊和遏制『港獨』活動、維護香港社會大局穩定，都需要大家迎難而上，積極作為。」
要求行政、立法、司法的負責人有「國家觀念」，用中共「反話正說」的邏輯，即代表他們沒有或「國家觀念」不夠，特別是司法機構。當三權的負責人都沒有「國家觀念」，那怎可寄望普羅市民會有？此外，當法官在處理案件時，是否不能只看法律，首要還是考慮國家民族大義和主權安全才去判案？這講法和「一國兩制白皮書」要求法官「愛國」如出一轍。
在內地，司法人員有所謂的「三個至上」原則，即「始終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當一個案件出現黨、人民和法律的衝突時，檢察官和法官應以黨的事業為優先考慮，憲法和法律最後才談。希望香港不要搞這一套。
不過，進化版的「三個至上」亦有殺到香港之嫌。今年5月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上明確要求「努力提升管治團隊的國家觀、大局觀和法治觀」。「國家觀」和「大局觀」已經凌駕「法治觀」，「依法治國」的國家法治排最後，講法治不如講政治。
到底法官是否要先談「國家觀念」和「大局觀」？可參考他們的誓言。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司法誓言內容如下：
「我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法官q法人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奉公守法，公正廉潔，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
「三權合作論2.0」
談完「國家觀念」，習近平即談具體工作，依次為經濟民生、教育和打擊港獨。在處理港獨和青少年國家歷史文化教育時，上文強調要有「國家觀念」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自覺，顯示中央和特區政府可能會以「國家觀念」、「國家主權和安全」作為尚方寶劍，從而衝破各種「兩制」和繁文縟節的障礙，以收進一步有效打擊港獨和為青少年「補腦」之效。
另一方面，習近平在2008年同一場合，曾經提出引起香港司法界爭議的「三權合作論」，今次作了一個「2.0」的說法。
2008年，他對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構這樣說：「行政、立法、司法3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共同珍惜我們來之不易的這樣的一個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好局面。」
今次，他如此說：「要自覺維護管治團隊的團結，堅決維護行政長官的權威，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補台，共同維護政府整體的威信和聲譽。」
原本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變成「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補台，共同維護政府整體的威信和聲譽」。由「兩個互相」變成「三個互相」，但強調是「工作上」，沒有說本質上。
如果出現翻版UGL事件，司法機構如何「支持、配合、補台」行政機關的工作？如何「堅決維護特首權威」？是告還是不告？
「警察拉人，法官放人」又是否證明司法和行政「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補台」的先天不足？
這「2.0」的說法到底是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增加了還是相反？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香港行事始終講制度法治
總括而言，行政、立法、司法人員增強「國家觀念」無可厚非，但香港行事始終要講制度和法治，否則香港的「兩制」只會更沉淪。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呂秉權]
由於傳媒對習近平七一講話（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職）已有不少解讀，筆者倒想討論習近平接見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機構負責人的談話。
首當面要求三權負責人要有國家觀念
在接見特區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機構負責人時，習近平首次當面要求他們要有「國家觀念」和「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之後特別點出三大工作範疇，包括解決經濟民生、青少年國家歷史文化教育、打擊和遏制港獨。
新華社對習有關講話的報道如下：
「不論是行政機構主要官員，還是立法、司法機構負責人，都要有國家觀念，在開展政務活動和處理有關問題的過程中，要善於站在國家的高度來觀察和思考問題，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履行自己對國家的責任。」
「習近平強調，『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創舉，無論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還是務實解決經濟民生方面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困難，無論是加強對青少年國家歷史文化教育，還是依法打擊和遏制『港獨』活動、維護香港社會大局穩定，都需要大家迎難而上，積極作為。」
要求行政、立法、司法的負責人有「國家觀念」，用中共「反話正說」的邏輯，即代表他們沒有或「國家觀念」不夠，特別是司法機構。當三權的負責人都沒有「國家觀念」，那怎可寄望普羅市民會有？此外，當法官在處理案件時，是否不能只看法律，首要還是考慮國家民族大義和主權安全才去判案？這講法和「一國兩制白皮書」要求法官「愛國」如出一轍。
在內地，司法人員有所謂的「三個至上」原則，即「始終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當一個案件出現黨、人民和法律的衝突時，檢察官和法官應以黨的事業為優先考慮，憲法和法律最後才談。希望香港不要搞這一套。
不過，進化版的「三個至上」亦有殺到香港之嫌。今年5月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上明確要求「努力提升管治團隊的國家觀、大局觀和法治觀」。「國家觀」和「大局觀」已經凌駕「法治觀」，「依法治國」的國家法治排最後，講法治不如講政治。
到底法官是否要先談「國家觀念」和「大局觀」？可參考他們的誓言。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司法誓言內容如下：
「我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法官q法人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奉公守法，公正廉潔，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
「三權合作論2.0」
談完「國家觀念」，習近平即談具體工作，依次為經濟民生、教育和打擊港獨。在處理港獨和青少年國家歷史文化教育時，上文強調要有「國家觀念」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自覺，顯示中央和特區政府可能會以「國家觀念」、「國家主權和安全」作為尚方寶劍，從而衝破各種「兩制」和繁文縟節的障礙，以收進一步有效打擊港獨和為青少年「補腦」之效。
另一方面，習近平在2008年同一場合，曾經提出引起香港司法界爭議的「三權合作論」，今次作了一個「2.0」的說法。
2008年，他對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構這樣說：「行政、立法、司法3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共同珍惜我們來之不易的這樣的一個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好局面。」
今次，他如此說：「要自覺維護管治團隊的團結，堅決維護行政長官的權威，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補台，共同維護政府整體的威信和聲譽。」
原本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變成「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補台，共同維護政府整體的威信和聲譽」。由「兩個互相」變成「三個互相」，但強調是「工作上」，沒有說本質上。
如果出現翻版UGL事件，司法機構如何「支持、配合、補台」行政機關的工作？如何「堅決維護特首權威」？是告還是不告？
「警察拉人，法官放人」又是否證明司法和行政「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補台」的先天不足？
這「2.0」的說法到底是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增加了還是相反？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香港行事始終講制度法治
總括而言，行政、立法、司法人員增強「國家觀念」無可厚非，但香港行事始終要講制度和法治，否則香港的「兩制」只會更沉淪。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呂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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