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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窗外陽光普照，照得Kenneth Nicolson（Ken）的辦公室格外耀眼。
最後一個在港大鈕魯詩樓的工作天，Ken幾乎已把辦公室所有物件搬回老家蘇格蘭。
他是我的老師，也是大師兄，千禧年，他與香港一同跳進保育洪流，以四十歲之齡成為港大建築文物保護課程學部第一屆學生，取得博士學位後，一直留在薄扶林山上做教授，是香港第一個提出「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的人——這個從自然保育借來的概念，強調建築保育不止着眼於建築，而是要從它的所在之處，考慮它的脈絡、肌理，整個歷史地理環境，都是重點。走遍香港，見證林鄭曾經為保育帶來希望，至今天梁振英以解決房屋問題之名開發郊野公園，十六年後，他說自己告老還鄉陪伴年老的母親，退休後會學駕飛機、養蜜蜂，總之不再做保育的事。
至於香港，他未感到絕望，只是一切都得看人事。
重點，在於人。
一顆匠心 中學讀金工
Ken走遍香港，也帶我們走遍香港，身體力行告訴我們，香港其實還有好多具歷史價值的地方。第一次，在跑馬地香港墳場——除了看什麼重要人物葬在這裏，還看這裏的建築材料，「這裏是香港其中一個有歷史又有最多石結構的地方」，於是我們繞着上百年的墓碑上課，仔細端詳石碑上的裂痕，又看墓邊的鐵欄如何生鏽。第二次，在九龍的聖安德烈教堂——Ken自二○○四年起為教堂展開保育工作，復修教堂的紅磚、彩色玻璃，因此獲得五次獎項，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他說，三十年前，他就在聖安德烈教堂跟太太結婚。
五十七歲便退休的Ken出生於蘇格蘭第三大城巿格拉斯哥（Glasgow），家有一哥哥一姊姊。中學時代，Ken已喜歡工匠的科目，曾經修讀過木工，高考時轉修金工。「在公布全國考試時間表前，當局會詢問所有學校，有沒有學生出現科目重疊考試時間的情况，我的老師發現有問題，就通報當局，當局最後的回覆是，原來我是全國唯一一個同時選修西班牙文與金工的人。」那一年高考，全國考試時間表因Ken而微調，「西班牙文和金工，我想這種組合原來很古怪，哈哈。我是個每個範疇都有興趣的人，報考的科目，同時還有英文、數學、歷史、地理、經濟、藝術。金工是因為我要有一個科目可以抵抗其他科目的壓力，動動手做創作。」
我是香港主流教育制度下成長的學生，對能夠以金工作為一個決定將來入大學資格的科目很好奇，英國的家長，不會認為讀金工沒出路嗎？「我的老師說得很好，金工其實是可以訓練紀律的科目，think twice、cut once。平時的學科，寫錯了答案可以塗去再寫，但金屬不可以，鋸了就是鋸了，不能回頭，所以要先把做法、過程、可能有的後果重覆思考，才動手。」三十多年前的記憶未模糊，他記得考試有兩部分，一是筆試，考關於金屬的知識，二是實戰考試，每人有一張製成圖和一包物料，利用場內的各種工具，把物料變成製成品就行。最後，他拿了個A，沒有去做金工，但選擇了在格拉斯哥大學讀城巿規劃系。
重建築也重人 建纜車 兼顧村民感受
「我都說過我的興趣很廣泛，根本沒法下決定，城巿規劃就最好了，需要政治、地理、歷史、生態、公共設計，perfect﹗」數年大學，他還未清楚看見自己的未來，直至最後一年的一課「地景設計」（Landscape Design），他突然知道這就是他想要走的路。「做了規劃後，一直是在學習如何宏觀地計劃一個地方，但我其實放棄了自己喜歡的技能，我喜歡動手去設計。」於是，他考進愛丁堡大學做地景建築的碩士研究生。所謂地景設計，考慮的不止是一幢樓、一條橋，而是把建築與環境看成一個整體，人在當中如何才生活得好；他負責的範圍可以很廣，小至一般住屋的庭園配置，大至國家公園的規劃。所以在昂坪計劃建纜車時，Ken受委託時要做的不止是纜車經過的地方會受什麼影響，還花了幾星期行走圍繞纜車四方八面的山頭，逐村考察，考慮纜車會否為村民帶來視覺上的不安，尤其鄉郊村民着重山勢風水。
放手一博 八十年代來港打工
讀碩士期間，他遇到來自香港的女孩，與她談戀愛；畢業後，他們沒有選擇留在蘇格蘭，而是來到香港。「那是一九八四年，英國的經濟狀况很差，失業率幾乎有百分之十五。她本來是個公務員，獲得政府資助到地景建築方面有名的愛丁堡進修，條件是畢業後要回港留在政府至少五年。既然英國環境不好，而香港看來對這方面有需求和發展空間，於是我賣了自己的財產，才夠買一張單程機票去香港，和僅夠一星期的生活費。」來到香港，他找到當時非常廉宜的水手旅舍，足夠他住上一個月，然後他開始寄出求職信。「香港只有數間會聘請landscape architect的建築師樓，在一個月生活費差不多用完之時，有一天，其中一間約見我，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見工，主管跟我說，他們本來要聘請兩個職位，一個是地景建築師，一個是規劃師，但資金有限，只能二聘一。我來求職正合時，因為我兩者都是﹗」
想當年 「填山」大計政府都批
Ken在這公司一做就是十年，他形容，那十年可以說是香港地景建築的黃金期，可以發揮的空間很大。「就用公園來做例子，往時設計一個公園，可以加入很多未嘗試過的方式，這樣反而可以就着每個地方的位置環境做設計，但現在的公園，好像都有一條方程式，把所有應有的元素都嵌進去就完成，噴水池、涼亭，加一條石春路，這樣錯的機會最小，但最後每個公園都一式一樣。」。大約在九○年代，他接了一個工程，要把沙田圓洲角重新規劃成公園。圓洲角本來是個小島，在沙田要發展新巿鎮時，圓洲角被填成大片土地之中的一個小山丘，新巿鎮大規模起高樓，當時的圓洲角山丘成了運輸建材的阻礙，於是工程人員把山丘的一部分割走夷為平地，成為山中的一條平坦通道，可讓泥頭車直穿山丘來往無阻。新巿鎮落成，山丘被荒廢十多年，直至Ken接手了。「最正路的做法，是把通道兩邊的大斜坡鞏固後，把它修飾一下，但我覺得這對圓洲角來說實在是個很大的缺陷，山中間被粗暴地割走了，這樣做出來的公園也不會好看吧。我知道未必可行，但可以把這個被割走的部分填回嗎？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牽涉的工程費好大。那時候與我接洽的官員聽了，沒有反對，說我即管在工程清單裏加這一項，整份項目過了關的話，就當是批准了。最後，居然真的通過了。」Ken形容，這在現今的香港好難發生，項目怎樣給你，你就按照要求做，地景建築師的工作總是美化斜坡，誰想到要把它填回、重新復修成一座山。「我初來香港的時候，這裏是充滿前瞻性的，很有冒險精神，合作的官員會願意與你一起嘗試新做法。但現在是非常保守，他們傾向不試新事物，跟恆常做法就夠，不要把他們牽涉太多。如果我要用一幅圖去歸納現在的香港政府，我會用申訴專員公署的海報，一個穿著西裝的人打太極。香港政府就是這樣。」
栽進建築保育 嘆政府活化後繼無人
千禧年，他從朋友得知，港大建築系開設新的碩士課程，範圍是建築保育。他突然想起，雖然自己在蘇格蘭早就學過相關知識，來香港十多年原來沒有實踐過，於是報名成為第一屆學生。「我們到過好多地方考察，廟宇、宗祠等，建築一座接一座，但花園呢？環境呢？整個背景脈絡呢？村落、風水林，都是理解一座廟宇的一部分，為什麼要建在這裏？但不論是老師抑或同學，都沒有人注意到。」差不多同一時間，Ken的太太在新加坡一個國際會議上，聽到前聯合國亞洲總部首長演講時提到Cultural Landscape的概念，Ken知道後，突然叮一聲明白了。「這正是我追求的答案，在自然保育中，我們有landscape的概念，而建築是人在landscape之上建的，它影響人如何決定建築物要建在什麼地點，而建築物往後也影響地景，成為它的一部分，兩者一起隨時間進化。」最後，他以香港墳場為個案，寫成論文，以優異等級畢業。然後，他再考取了博士，在港大建築保育學部負責教授建築材料、文化地景等學科，至今十五年。
在此期間，他偶爾會擔任個別項目的保育顧問，但主要專注的是聖安德烈堂。他說，香港在建築保育起步較遲，可以接的工程其實不多。「林鄭月娥曾經是一道曙光，她在二○○八年推行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確把燈射在建築保育這事上，但現在已完成了。這計劃已逐漸乾涸，如果你是一個保育建築師，你最好有第二份工作以維持生計。」他認為，香港的問題在於人人是過客，視這城巿為踏腳石，「這裏讓人們落腳、工作、賺錢，然後若有可能，人們會向其他地方前進。於是，你根本不會有把這個地方保存下來的渴望」。不過，即使這是香港人的心態，作為一個沒有腳、不會離開香港的政府，它不該有這種過客心態吧？「沒錯，你說得對。活化計劃起初效果不錯，但好像只是一次性，沒有持續下去。那時候，林鄭月娥在發展局，保育是一個熱門題目，話題性地推出一些措施後，她便也去了其他位置，她也有其他事業上的計劃。」是的，政府紮根香港，然而，有過客心態的，是政府裏的官員。
林鄭月娥離開發展局後，Ken認為活化計劃後繼無人，沒人把計劃延續下去。「這需要持續的，要有持續的金錢投資和持續的政策，令它繼續下去。」
在香港談可持續？
欠缺持續性，是香港的另一個問題。「曾蔭權是特首時，經常說香港要有『可持續發展』，但他的說法其實是誤導人的。他所指的可持續發展，是讓經濟可以持續發展下去，所以他主張什麼呢，建鐵路、建公路，而不是可持續發展本來的意思——在不耗盡地球資源的情况下發展，讓發展可以持續下去。這完全是兩回事。人，生存有三大基本需要，水、食物、房屋。香港食水有八成從中國入口；食物，比食水的情况更嚴重，香港本地生產的食物，大概只有個位數的百分比；而房屋，香港已經不像以前，沒有可以建築的原材料了，石屎、鐵筋，全都靠進口，我們是這星球上最不可持續發展的城巿！然後我們有梁振英，常強調要解決住屋問題。對於住屋問題，我的確為年輕人感到很痛心，但這時候他提出要研究開發郊野公園？他不是認真的吧？郊野公園是香港唯一在保育方面做對的事，是香港好重要的資產。」
政府山已支離破碎
Ken的保育事業，與香港在保育上的覺醒差不多同時起步，一同成長十多年，Ken眼看香港建築保育本來有個好開始，如今回歸寂靜，難免無奈。他說，香港雖小，但能說香港故事的建築其實並不少。「一百五十年，從漁村發展成金融貿易港，這就是香港故事，沒錯是有建築留下來，但我們現在有的，只已支離破碎，散落在不同角落，喪失了整體性。香港也有不少地方，有條件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像中環的政府山，有政府大樓、法院、聖約翰大座堂、動植物公園，再連到皇后大道、添馬艦，它擁有世界文化遺產的條件。但現在有些相關建築物已不見了，建了高樓大廈，整體性沒有了，這是很令我感到惋惜的。我作為建築保育者，其中一個最大的目標，就是希望可以帶出一個信息，歷史建築的連貫性，是很重要的，這樣才能讓它們說一個連貫的香港故事。」訪問後幾天，Ken就回到了蘇格蘭，至於香港保育的路該如何走下去，他說他並未感到絕望，不過還是要看林鄭會否記起保育的事，「在香港，要有合適的人在合適的時候做合適的事，事情才可以有推進」。他的說話，反而讓我擔憂，香港看來始終回歸到人治的時候了。
文﹕陳嘉文
圖﹕陳嘉文、資料圖片
編輯﹕屈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最後一個在港大鈕魯詩樓的工作天，Ken幾乎已把辦公室所有物件搬回老家蘇格蘭。
他是我的老師，也是大師兄，千禧年，他與香港一同跳進保育洪流，以四十歲之齡成為港大建築文物保護課程學部第一屆學生，取得博士學位後，一直留在薄扶林山上做教授，是香港第一個提出「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的人——這個從自然保育借來的概念，強調建築保育不止着眼於建築，而是要從它的所在之處，考慮它的脈絡、肌理，整個歷史地理環境，都是重點。走遍香港，見證林鄭曾經為保育帶來希望，至今天梁振英以解決房屋問題之名開發郊野公園，十六年後，他說自己告老還鄉陪伴年老的母親，退休後會學駕飛機、養蜜蜂，總之不再做保育的事。
至於香港，他未感到絕望，只是一切都得看人事。
重點，在於人。
一顆匠心 中學讀金工
Ken走遍香港，也帶我們走遍香港，身體力行告訴我們，香港其實還有好多具歷史價值的地方。第一次，在跑馬地香港墳場——除了看什麼重要人物葬在這裏，還看這裏的建築材料，「這裏是香港其中一個有歷史又有最多石結構的地方」，於是我們繞着上百年的墓碑上課，仔細端詳石碑上的裂痕，又看墓邊的鐵欄如何生鏽。第二次，在九龍的聖安德烈教堂——Ken自二○○四年起為教堂展開保育工作，復修教堂的紅磚、彩色玻璃，因此獲得五次獎項，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他說，三十年前，他就在聖安德烈教堂跟太太結婚。
五十七歲便退休的Ken出生於蘇格蘭第三大城巿格拉斯哥（Glasgow），家有一哥哥一姊姊。中學時代，Ken已喜歡工匠的科目，曾經修讀過木工，高考時轉修金工。「在公布全國考試時間表前，當局會詢問所有學校，有沒有學生出現科目重疊考試時間的情况，我的老師發現有問題，就通報當局，當局最後的回覆是，原來我是全國唯一一個同時選修西班牙文與金工的人。」那一年高考，全國考試時間表因Ken而微調，「西班牙文和金工，我想這種組合原來很古怪，哈哈。我是個每個範疇都有興趣的人，報考的科目，同時還有英文、數學、歷史、地理、經濟、藝術。金工是因為我要有一個科目可以抵抗其他科目的壓力，動動手做創作。」
我是香港主流教育制度下成長的學生，對能夠以金工作為一個決定將來入大學資格的科目很好奇，英國的家長，不會認為讀金工沒出路嗎？「我的老師說得很好，金工其實是可以訓練紀律的科目，think twice、cut once。平時的學科，寫錯了答案可以塗去再寫，但金屬不可以，鋸了就是鋸了，不能回頭，所以要先把做法、過程、可能有的後果重覆思考，才動手。」三十多年前的記憶未模糊，他記得考試有兩部分，一是筆試，考關於金屬的知識，二是實戰考試，每人有一張製成圖和一包物料，利用場內的各種工具，把物料變成製成品就行。最後，他拿了個A，沒有去做金工，但選擇了在格拉斯哥大學讀城巿規劃系。
重建築也重人 建纜車 兼顧村民感受
「我都說過我的興趣很廣泛，根本沒法下決定，城巿規劃就最好了，需要政治、地理、歷史、生態、公共設計，perfect﹗」數年大學，他還未清楚看見自己的未來，直至最後一年的一課「地景設計」（Landscape Design），他突然知道這就是他想要走的路。「做了規劃後，一直是在學習如何宏觀地計劃一個地方，但我其實放棄了自己喜歡的技能，我喜歡動手去設計。」於是，他考進愛丁堡大學做地景建築的碩士研究生。所謂地景設計，考慮的不止是一幢樓、一條橋，而是把建築與環境看成一個整體，人在當中如何才生活得好；他負責的範圍可以很廣，小至一般住屋的庭園配置，大至國家公園的規劃。所以在昂坪計劃建纜車時，Ken受委託時要做的不止是纜車經過的地方會受什麼影響，還花了幾星期行走圍繞纜車四方八面的山頭，逐村考察，考慮纜車會否為村民帶來視覺上的不安，尤其鄉郊村民着重山勢風水。
放手一博 八十年代來港打工
讀碩士期間，他遇到來自香港的女孩，與她談戀愛；畢業後，他們沒有選擇留在蘇格蘭，而是來到香港。「那是一九八四年，英國的經濟狀况很差，失業率幾乎有百分之十五。她本來是個公務員，獲得政府資助到地景建築方面有名的愛丁堡進修，條件是畢業後要回港留在政府至少五年。既然英國環境不好，而香港看來對這方面有需求和發展空間，於是我賣了自己的財產，才夠買一張單程機票去香港，和僅夠一星期的生活費。」來到香港，他找到當時非常廉宜的水手旅舍，足夠他住上一個月，然後他開始寄出求職信。「香港只有數間會聘請landscape architect的建築師樓，在一個月生活費差不多用完之時，有一天，其中一間約見我，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見工，主管跟我說，他們本來要聘請兩個職位，一個是地景建築師，一個是規劃師，但資金有限，只能二聘一。我來求職正合時，因為我兩者都是﹗」
想當年 「填山」大計政府都批
Ken在這公司一做就是十年，他形容，那十年可以說是香港地景建築的黃金期，可以發揮的空間很大。「就用公園來做例子，往時設計一個公園，可以加入很多未嘗試過的方式，這樣反而可以就着每個地方的位置環境做設計，但現在的公園，好像都有一條方程式，把所有應有的元素都嵌進去就完成，噴水池、涼亭，加一條石春路，這樣錯的機會最小，但最後每個公園都一式一樣。」。大約在九○年代，他接了一個工程，要把沙田圓洲角重新規劃成公園。圓洲角本來是個小島，在沙田要發展新巿鎮時，圓洲角被填成大片土地之中的一個小山丘，新巿鎮大規模起高樓，當時的圓洲角山丘成了運輸建材的阻礙，於是工程人員把山丘的一部分割走夷為平地，成為山中的一條平坦通道，可讓泥頭車直穿山丘來往無阻。新巿鎮落成，山丘被荒廢十多年，直至Ken接手了。「最正路的做法，是把通道兩邊的大斜坡鞏固後，把它修飾一下，但我覺得這對圓洲角來說實在是個很大的缺陷，山中間被粗暴地割走了，這樣做出來的公園也不會好看吧。我知道未必可行，但可以把這個被割走的部分填回嗎？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牽涉的工程費好大。那時候與我接洽的官員聽了，沒有反對，說我即管在工程清單裏加這一項，整份項目過了關的話，就當是批准了。最後，居然真的通過了。」Ken形容，這在現今的香港好難發生，項目怎樣給你，你就按照要求做，地景建築師的工作總是美化斜坡，誰想到要把它填回、重新復修成一座山。「我初來香港的時候，這裏是充滿前瞻性的，很有冒險精神，合作的官員會願意與你一起嘗試新做法。但現在是非常保守，他們傾向不試新事物，跟恆常做法就夠，不要把他們牽涉太多。如果我要用一幅圖去歸納現在的香港政府，我會用申訴專員公署的海報，一個穿著西裝的人打太極。香港政府就是這樣。」
栽進建築保育 嘆政府活化後繼無人
千禧年，他從朋友得知，港大建築系開設新的碩士課程，範圍是建築保育。他突然想起，雖然自己在蘇格蘭早就學過相關知識，來香港十多年原來沒有實踐過，於是報名成為第一屆學生。「我們到過好多地方考察，廟宇、宗祠等，建築一座接一座，但花園呢？環境呢？整個背景脈絡呢？村落、風水林，都是理解一座廟宇的一部分，為什麼要建在這裏？但不論是老師抑或同學，都沒有人注意到。」差不多同一時間，Ken的太太在新加坡一個國際會議上，聽到前聯合國亞洲總部首長演講時提到Cultural Landscape的概念，Ken知道後，突然叮一聲明白了。「這正是我追求的答案，在自然保育中，我們有landscape的概念，而建築是人在landscape之上建的，它影響人如何決定建築物要建在什麼地點，而建築物往後也影響地景，成為它的一部分，兩者一起隨時間進化。」最後，他以香港墳場為個案，寫成論文，以優異等級畢業。然後，他再考取了博士，在港大建築保育學部負責教授建築材料、文化地景等學科，至今十五年。
在此期間，他偶爾會擔任個別項目的保育顧問，但主要專注的是聖安德烈堂。他說，香港在建築保育起步較遲，可以接的工程其實不多。「林鄭月娥曾經是一道曙光，她在二○○八年推行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確把燈射在建築保育這事上，但現在已完成了。這計劃已逐漸乾涸，如果你是一個保育建築師，你最好有第二份工作以維持生計。」他認為，香港的問題在於人人是過客，視這城巿為踏腳石，「這裏讓人們落腳、工作、賺錢，然後若有可能，人們會向其他地方前進。於是，你根本不會有把這個地方保存下來的渴望」。不過，即使這是香港人的心態，作為一個沒有腳、不會離開香港的政府，它不該有這種過客心態吧？「沒錯，你說得對。活化計劃起初效果不錯，但好像只是一次性，沒有持續下去。那時候，林鄭月娥在發展局，保育是一個熱門題目，話題性地推出一些措施後，她便也去了其他位置，她也有其他事業上的計劃。」是的，政府紮根香港，然而，有過客心態的，是政府裏的官員。
林鄭月娥離開發展局後，Ken認為活化計劃後繼無人，沒人把計劃延續下去。「這需要持續的，要有持續的金錢投資和持續的政策，令它繼續下去。」
在香港談可持續？
欠缺持續性，是香港的另一個問題。「曾蔭權是特首時，經常說香港要有『可持續發展』，但他的說法其實是誤導人的。他所指的可持續發展，是讓經濟可以持續發展下去，所以他主張什麼呢，建鐵路、建公路，而不是可持續發展本來的意思——在不耗盡地球資源的情况下發展，讓發展可以持續下去。這完全是兩回事。人，生存有三大基本需要，水、食物、房屋。香港食水有八成從中國入口；食物，比食水的情况更嚴重，香港本地生產的食物，大概只有個位數的百分比；而房屋，香港已經不像以前，沒有可以建築的原材料了，石屎、鐵筋，全都靠進口，我們是這星球上最不可持續發展的城巿！然後我們有梁振英，常強調要解決住屋問題。對於住屋問題，我的確為年輕人感到很痛心，但這時候他提出要研究開發郊野公園？他不是認真的吧？郊野公園是香港唯一在保育方面做對的事，是香港好重要的資產。」
政府山已支離破碎
Ken的保育事業，與香港在保育上的覺醒差不多同時起步，一同成長十多年，Ken眼看香港建築保育本來有個好開始，如今回歸寂靜，難免無奈。他說，香港雖小，但能說香港故事的建築其實並不少。「一百五十年，從漁村發展成金融貿易港，這就是香港故事，沒錯是有建築留下來，但我們現在有的，只已支離破碎，散落在不同角落，喪失了整體性。香港也有不少地方，有條件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像中環的政府山，有政府大樓、法院、聖約翰大座堂、動植物公園，再連到皇后大道、添馬艦，它擁有世界文化遺產的條件。但現在有些相關建築物已不見了，建了高樓大廈，整體性沒有了，這是很令我感到惋惜的。我作為建築保育者，其中一個最大的目標，就是希望可以帶出一個信息，歷史建築的連貫性，是很重要的，這樣才能讓它們說一個連貫的香港故事。」訪問後幾天，Ken就回到了蘇格蘭，至於香港保育的路該如何走下去，他說他並未感到絕望，不過還是要看林鄭會否記起保育的事，「在香港，要有合適的人在合適的時候做合適的事，事情才可以有推進」。他的說話，反而讓我擔憂，香港看來始終回歸到人治的時候了。
文﹕陳嘉文
圖﹕陳嘉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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