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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早前蔡子強及陳雋文一系列文章，羅列應屆立法會選舉的數據，印證香港大部分青年人傾向支持標榜本土及激烈抗爭的政團或候選人，一些政團更極之依賴青年票源。正如作者所言，這很可能意味着香港政治的範式轉移。同時，他們的觀察牽引出另一個問題：對不同選民來說，投票的意義是什麼？
最基本的答案：投票是公民責任，是建立一個有認受性議會的必須過程。這個想法，在已經有幾十年選舉經驗的香港社會，植根極深，政府也視鼓勵投票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不過，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下，投票除了是公民責任之外，也有不少人視為民主運動以至抗爭行動的一部分。無論他們期待民主派守住「關鍵三分之一」，抑或希望有人在議會適時拉布，投票對他們來說，都已經超出了純粹的公民責任。不過，如果投票可以視為政治抗爭的其中一種方式，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會認為議會作為運動或抗爭平台已經失效，乾脆不去投票，直接參與抗爭。畢竟，無論投票目的為何，這或多或少意味着對議會的角色或作用仍然抱有信念，也認同投票是公民責任。如果他們連這種信念、認同都失去了，「不投票，只抗爭」其實有可能。
「自我實踐公民」出現
隨着青年人接觸資訊、討論政治的方式轉變，有學者討論到，一些青年人對公民身分的看法也正在演化，除了傳統的「責任公民」（dutiful citizenship），亦出現了「自我實踐公民」（self-actualizing citizenship）。由着重公民責任的公民實踐（例如投票），趨向自己界定何謂「公民實踐」，再付諸行動。抗爭示威、公民抗命等傳統上不會被視為公民責任的行為，在「自我實踐公民」下，也有可能包括其中，反而投票之類的傳統公民實踐則有可能被否定。換言之，隨着「自我實踐公民」出現，以往界定公民身分及公民實踐的規範元素，會愈來愈薄弱。
從這個脈絡分析投票與抗爭行動的關係，概念上有4種可能：（1）不活躍，即不投票也不參與抗爭行動；（2）只投票，不參與抗爭行動；（3）只抗爭，不投票；（4）全面參與，即既投票又參與抗爭行動。這4種情况分別代表4種對政治制度、抗爭行動及公民實踐的態度。當中，「不活躍」最容易理解，就是對政治事務普遍冷漠。「只投票」的原因比較多，可能是他們認為沒有切身的議題，可能是參與抗爭的成本比較高，又或者該選民立場親政府等等，但整體上可以預計他們較傾向只視投票為實踐公民責任。「只抗爭」則較接近「自我實踐公民」，他們很大機會對立法會的角色已經失去信念，亦不認為投票是公民責任，因此傾向體制外的政治參與。最後，「全面參與」則是上段所講，把投票視為抗爭行動的一部分，從體制內外向政權施壓。
為了解這4種政治參與形態，我們引用香港中文大學青年研究中心於去年11月進行電話問卷調查的數據加以分析。問卷原來的受訪對象為15至29歲的香港青年，扣除18歲以下未能登記做選民的樣本，18至29歲的受訪者共有664人，然後以「有沒有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投票」及「過去一年有沒有參與遊行示威等抗議活動」為兩軸，得出上述4個類別的青年人（表1）：27%「不活躍」，24%「只投票」，11%「只抗爭」，37%「全面參與」。當中，「只抗爭」的比例最低是意料之內，始終大部分情况下，參與示威抗爭的成本比投票高。「全面參與」佔最大部分或許令人有點意外，不過亦符合社會對青年人政治意識日趨上升的整體觀察。
「只抗爭」青年較年輕 有鮮明階級特徵
正如之前所講，4個類別的青年意味着4種對公民實踐及政治參與的態度。表2比較4組青年人在年齡、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社交媒介應用方面的差異，有幾點值得留意：
（1）「只抗爭」組別整體上最年輕，18至19歲的青年佔當中三成，比其他組別都高。
（2）「不活躍」及「只抗爭」兩組學歷較低，超過一半都不能入讀學士課程，跟「只投票」及「全面參與」恰好相反。
（3）「只抗爭」整體上家庭收入不算高，只有四分之一人家庭月入超過5萬元。至於「全面參與」則是較富裕的組別，有一半人家庭收入超過5萬元，家庭月入少於3萬元的百分比是各組最低。
（4）社交媒介應用方面，16%「只抗爭」青年主要用社交媒介接收新聞資訊，是4個組別中最低；「全面參與」則最高，有36%。
綜合以上觀察，有兩點值得討論。首先，雖然投票及參與示威抗爭同被視為廣義的政治參與，但選擇兩者都做，抑或只做其中之一，當中有具體差異，並非純粹多與少。表2的數字反映出，「只抗爭」的青年，相對「只投票」及「全面參與」，除了整體上較年輕之外，也有鮮明的階級特徵（未能入讀學士課程、家庭收入較低）。這種階級特徵，是否導致他們對政治制度失去信念以致「只抗爭，不投票」，是十分需要重視的情况，然而我們手上的數據未足夠進一步闡釋。
第二，「只抗爭」組別比其他組別較少以社交媒介來接觸新聞資訊，或者有點意料之外。但從另一方面看，這意味着他們接觸新聞資訊的方式較不受傳統的新聞框架及議程影響，較容易對投票、議會政治等傳統新聞十分重視的議題產生質疑；但他們實際上如何使用社交媒介、如何在網上討論政治，從而「只抗爭，不投票」，我們仍然需要更多資料進一步了解。
需探討青年多大程度對代議制度失信念
以上是關於香港青年政治參與及公民實踐的初步觀察。雖然「只抗爭，不投票」的青年仍是少數，但如果放到「自我實踐公民」的出現作為背景，香港青年有幾大程度上對傳統的公民實踐以至代議制度失去了信念，或對主流政治人物的抗爭力量失去了信心，是很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尤其是，「只抗爭」組別大部分是20歲上下的青年人，他們對政治參與及公民實踐的態度是否會延續下去，抑或會隨年紀轉變，是另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如果是前者，這意味着香港建立不易的代議制度（儘管影響力十分有限）對基層青年來說，會逐漸失去正當性。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青年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鄧鍵一]
最基本的答案：投票是公民責任，是建立一個有認受性議會的必須過程。這個想法，在已經有幾十年選舉經驗的香港社會，植根極深，政府也視鼓勵投票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不過，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下，投票除了是公民責任之外，也有不少人視為民主運動以至抗爭行動的一部分。無論他們期待民主派守住「關鍵三分之一」，抑或希望有人在議會適時拉布，投票對他們來說，都已經超出了純粹的公民責任。不過，如果投票可以視為政治抗爭的其中一種方式，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會認為議會作為運動或抗爭平台已經失效，乾脆不去投票，直接參與抗爭。畢竟，無論投票目的為何，這或多或少意味着對議會的角色或作用仍然抱有信念，也認同投票是公民責任。如果他們連這種信念、認同都失去了，「不投票，只抗爭」其實有可能。
「自我實踐公民」出現
隨着青年人接觸資訊、討論政治的方式轉變，有學者討論到，一些青年人對公民身分的看法也正在演化，除了傳統的「責任公民」（dutiful citizenship），亦出現了「自我實踐公民」（self-actualizing citizenship）。由着重公民責任的公民實踐（例如投票），趨向自己界定何謂「公民實踐」，再付諸行動。抗爭示威、公民抗命等傳統上不會被視為公民責任的行為，在「自我實踐公民」下，也有可能包括其中，反而投票之類的傳統公民實踐則有可能被否定。換言之，隨着「自我實踐公民」出現，以往界定公民身分及公民實踐的規範元素，會愈來愈薄弱。
從這個脈絡分析投票與抗爭行動的關係，概念上有4種可能：（1）不活躍，即不投票也不參與抗爭行動；（2）只投票，不參與抗爭行動；（3）只抗爭，不投票；（4）全面參與，即既投票又參與抗爭行動。這4種情况分別代表4種對政治制度、抗爭行動及公民實踐的態度。當中，「不活躍」最容易理解，就是對政治事務普遍冷漠。「只投票」的原因比較多，可能是他們認為沒有切身的議題，可能是參與抗爭的成本比較高，又或者該選民立場親政府等等，但整體上可以預計他們較傾向只視投票為實踐公民責任。「只抗爭」則較接近「自我實踐公民」，他們很大機會對立法會的角色已經失去信念，亦不認為投票是公民責任，因此傾向體制外的政治參與。最後，「全面參與」則是上段所講，把投票視為抗爭行動的一部分，從體制內外向政權施壓。
為了解這4種政治參與形態，我們引用香港中文大學青年研究中心於去年11月進行電話問卷調查的數據加以分析。問卷原來的受訪對象為15至29歲的香港青年，扣除18歲以下未能登記做選民的樣本，18至29歲的受訪者共有664人，然後以「有沒有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投票」及「過去一年有沒有參與遊行示威等抗議活動」為兩軸，得出上述4個類別的青年人（表1）：27%「不活躍」，24%「只投票」，11%「只抗爭」，37%「全面參與」。當中，「只抗爭」的比例最低是意料之內，始終大部分情况下，參與示威抗爭的成本比投票高。「全面參與」佔最大部分或許令人有點意外，不過亦符合社會對青年人政治意識日趨上升的整體觀察。
「只抗爭」青年較年輕 有鮮明階級特徵
正如之前所講，4個類別的青年意味着4種對公民實踐及政治參與的態度。表2比較4組青年人在年齡、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社交媒介應用方面的差異，有幾點值得留意：
（1）「只抗爭」組別整體上最年輕，18至19歲的青年佔當中三成，比其他組別都高。
（2）「不活躍」及「只抗爭」兩組學歷較低，超過一半都不能入讀學士課程，跟「只投票」及「全面參與」恰好相反。
（3）「只抗爭」整體上家庭收入不算高，只有四分之一人家庭月入超過5萬元。至於「全面參與」則是較富裕的組別，有一半人家庭收入超過5萬元，家庭月入少於3萬元的百分比是各組最低。
（4）社交媒介應用方面，16%「只抗爭」青年主要用社交媒介接收新聞資訊，是4個組別中最低；「全面參與」則最高，有36%。
綜合以上觀察，有兩點值得討論。首先，雖然投票及參與示威抗爭同被視為廣義的政治參與，但選擇兩者都做，抑或只做其中之一，當中有具體差異，並非純粹多與少。表2的數字反映出，「只抗爭」的青年，相對「只投票」及「全面參與」，除了整體上較年輕之外，也有鮮明的階級特徵（未能入讀學士課程、家庭收入較低）。這種階級特徵，是否導致他們對政治制度失去信念以致「只抗爭，不投票」，是十分需要重視的情况，然而我們手上的數據未足夠進一步闡釋。
第二，「只抗爭」組別比其他組別較少以社交媒介來接觸新聞資訊，或者有點意料之外。但從另一方面看，這意味着他們接觸新聞資訊的方式較不受傳統的新聞框架及議程影響，較容易對投票、議會政治等傳統新聞十分重視的議題產生質疑；但他們實際上如何使用社交媒介、如何在網上討論政治，從而「只抗爭，不投票」，我們仍然需要更多資料進一步了解。
需探討青年多大程度對代議制度失信念
以上是關於香港青年政治參與及公民實踐的初步觀察。雖然「只抗爭，不投票」的青年仍是少數，但如果放到「自我實踐公民」的出現作為背景，香港青年有幾大程度上對傳統的公民實踐以至代議制度失去了信念，或對主流政治人物的抗爭力量失去了信心，是很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尤其是，「只抗爭」組別大部分是20歲上下的青年人，他們對政治參與及公民實踐的態度是否會延續下去，抑或會隨年紀轉變，是另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如果是前者，這意味着香港建立不易的代議制度（儘管影響力十分有限）對基層青年來說，會逐漸失去正當性。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青年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鄧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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