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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要理解印尼的軍方為何在該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等領域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其實也不難，主要就是該國當年從荷蘭殖民者手中爭取到的獨立是靠武裝力量打出來（好啦，再加上其「國父」蘇卡諾那把能撼動人心的口才），而不是如馬來亞的獨立般是與英國殖民者融洽地談判回來，因此軍方對其打回來的「江山」當然理直氣壯地認為有一定「話事權」。所以在印尼建國的首20年左右，蘇卡諾即便得以「空談治國」，但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必須與軍方保持一定程度的微妙平衡。一邊蘇卡諾放任軍方勢力坐大，自己也不時全服戎裝地出現在公開場合，以展示他的軍事「資格」；另一邊他卻也在當時發展中國家趕社會主義時髦的大環境下默許印尼共產黨的蓬勃發展。
蘇卡諾大搞國族主義
在當時美蘇東西兩大陣營搞冷戰的氛圍裏，美國深恐東南亞各國會被赤化（成為共產主義主導的國家），故出資出力培訓包括印尼在內的本區域多國軍隊。印尼與泰國、菲律賓等鄰國相似，大部分高級將領都在美國受訓過，讀過什麼美國的炮兵學院、參謀指揮學院等，與美國自身的軍方將領都可能曾是同窗，交往自然甚密。這也造就了印尼以至東南亞其他一些國家的軍方高層一般皆為右派思維濃厚的現實，一看到當政者或社會上出現向左傾斜的趨勢，立時會有義不容辭要即便是粗暴地出來干政以「扶正」的衝動。蘇卡諾那些年來與印共的眉來眼去，甚至默許印共滲入政府裏發展黨組織、動用公共資源（如前述的在大體育場裏辦有蘇卡諾出席的大型紀念活動等）等，看在印尼軍方高層眼裏，也還是不妥當的。
不過更為讓當時的印尼軍方以至周邊各國感到極為不安的，還是蘇卡諾為維持其政權在取消民主選舉後的正當性，而大搞他自身品牌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蘇卡諾據說有個夢想，希望以印尼為基礎，把東南亞裏馬來語系為主的多個島嶼都統一起來，成為一個所謂「大末來瑜國」（Melayu Raya）。這國族思維嘛，各大國有氣魄的領袖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但這一來產生的問題就至少有兩個。第一，蘇卡諾所「心儀」的印尼領土之外的島嶼，包括馬來半島、新加坡還有在（世界第三大島）婆羅洲島北端的沙巴（我的家鄉，舊稱北婆羅洲）與砂勞越等地，當時都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或保護邦，也就是這英國這老牌殖民帝國的勢力範圍。第二，即便這些英國屬地的居民都有強烈想要脫離英國殖民（或半殖民）統治的意願與決心，但他們大多都不是想轉而加入成為一個擴大的印尼的一部分，而是想自行或相互聯合起來尋求獨立。
所以在上世紀60年代初，上述這幾個地區在英國的促成下醞釀攜手聯合成立一個嶄新的國家馬來西亞時，蘇卡諾老羞成怒，竟然下令印尼軍方多次滲入這些地區搞小規模的武裝活動，是為著名的「馬印對抗」（Confrontation），令英國與這些地區的當局與人民皆廣受騷擾，不勝其煩。即便是馬來西亞在1963年正式成立後，蘇卡諾仍不肯罷休，聲稱要「搞碎馬來西亞」（Ganyang Malaysia），繼續武裝對抗。蘇卡諾還很喜歡搞他的形式主義，故意在開派對時播放與馬國國歌相似的一首印尼傳統情歌，還伴隨樂聲與美女翩翩起舞，極盡侮辱馬國之能事。但印尼當時到底國力有限，蘇卡諾所遣派的小支部隊，在馬來西亞各地登陸或陸路入侵後，多被馬國當局悉數撲滅或逮捕，每每鎩羽而歸，不但令他很沒面子，連印尼軍方的面子也很過不去。
而且印尼軍方高層也還是有美國訓練的背景，看到蘇卡諾一方面與印共一起手拉手，另一方面又不切實際、很不必要還成效不高地搞些勞民傷財的什麼「對抗」，也深不是味兒。印共方面呢，眼見這些年來業已在印尼發展迅速，在各個重要崗位裏皆有線眼，便也蠢蠢欲動，想把寬容他們公開運作多年的蘇卡諾取而代之，正式在印尼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軍方與印共這兩股勢不兩立的龐大力量之間的矛盾因此愈來愈嚴重，唯一得以調和彼等糾紛的角色蘇卡諾，在當時又醉心於他的「對抗」。所以在1965年這個「危險地過活的年度」（Tahun Vivere Pericoloso）接近年底時，事態便也演變到一個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印尼在1965年底的政變，可謂是一部現代版的活生生《羅生門》（一部據說也是故事裏事變前因後果各說各話、沒有明確答案的日本電影）。也許最好的簡述方式，還是把主要兩方的基本立場版本都展示出來。印尼軍方以至之後當權的以軍方為基礎的印尼當局的官方說法，是一群受共產主義思維影響的中級軍官，勾結印共的武裝分子，一夜之間把絕大部分高級將領殺害，企圖搞政變奪權；幸好當時還有一名特種部隊司令蘇哈多，倖免其難，果斷地重整軍威，保護蘇卡諾總統，平息了這場大逆不道的政變企圖。而印尼大多左派（未必是印共）分子有關這場政變的說法則與官方版本大相徑庭，謂這根本是一場印尼右派將領自導自演的一場所謂「政變」，把親蘇卡諾的將領「清除」乾淨後，礙於蘇卡諾的「國父」民望，只好挾蘇卡諾而自重。
政變現羅生門 肅共變排華
無論哪一個版本，甚或一個混合的版本更為符合歷史事實，最嚴重的後果是在接下來的數個月至數年裏，政變後掌權的軍方是毫不留情地在印尼各地捕殺印共分子與其同情者，甚至只是左傾思想者。不但軍方本身如是做，全國各地的居民還被鼓勵自行組織起來告密或「執法」，情况應該與當下的菲律賓「肅毒」行動很相似。在全印尼各地，許多被嫌疑者輕者下獄，重者被就地處決的情况層出不窮。
而因為印共的黨員裏也有不少是當地華人，加上當年的印共與中共可謂是隔海相望的兄弟黨，所以在當時極為混亂的形勢下，「有殺錯，無放過」，當地華人再次成為被遷怒的「就手」對象。這「肅共」竟也悄然延伸出另一場「排華」的暴行，再次千千萬萬的當地華人被殺害或逼害。又有一批華人，在如此恐怖氣氛下選擇飄洋過海到祖籍國中國去。然而，彼等回到中國不久，卻也趕上了另一場也是轟轟烈烈地翻天覆地的大浩劫——文化大革命，實在不勝唏噓。
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
[胡逸山]
蘇卡諾大搞國族主義
在當時美蘇東西兩大陣營搞冷戰的氛圍裏，美國深恐東南亞各國會被赤化（成為共產主義主導的國家），故出資出力培訓包括印尼在內的本區域多國軍隊。印尼與泰國、菲律賓等鄰國相似，大部分高級將領都在美國受訓過，讀過什麼美國的炮兵學院、參謀指揮學院等，與美國自身的軍方將領都可能曾是同窗，交往自然甚密。這也造就了印尼以至東南亞其他一些國家的軍方高層一般皆為右派思維濃厚的現實，一看到當政者或社會上出現向左傾斜的趨勢，立時會有義不容辭要即便是粗暴地出來干政以「扶正」的衝動。蘇卡諾那些年來與印共的眉來眼去，甚至默許印共滲入政府裏發展黨組織、動用公共資源（如前述的在大體育場裏辦有蘇卡諾出席的大型紀念活動等）等，看在印尼軍方高層眼裏，也還是不妥當的。
不過更為讓當時的印尼軍方以至周邊各國感到極為不安的，還是蘇卡諾為維持其政權在取消民主選舉後的正當性，而大搞他自身品牌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蘇卡諾據說有個夢想，希望以印尼為基礎，把東南亞裏馬來語系為主的多個島嶼都統一起來，成為一個所謂「大末來瑜國」（Melayu Raya）。這國族思維嘛，各大國有氣魄的領袖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但這一來產生的問題就至少有兩個。第一，蘇卡諾所「心儀」的印尼領土之外的島嶼，包括馬來半島、新加坡還有在（世界第三大島）婆羅洲島北端的沙巴（我的家鄉，舊稱北婆羅洲）與砂勞越等地，當時都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或保護邦，也就是這英國這老牌殖民帝國的勢力範圍。第二，即便這些英國屬地的居民都有強烈想要脫離英國殖民（或半殖民）統治的意願與決心，但他們大多都不是想轉而加入成為一個擴大的印尼的一部分，而是想自行或相互聯合起來尋求獨立。
所以在上世紀60年代初，上述這幾個地區在英國的促成下醞釀攜手聯合成立一個嶄新的國家馬來西亞時，蘇卡諾老羞成怒，竟然下令印尼軍方多次滲入這些地區搞小規模的武裝活動，是為著名的「馬印對抗」（Confrontation），令英國與這些地區的當局與人民皆廣受騷擾，不勝其煩。即便是馬來西亞在1963年正式成立後，蘇卡諾仍不肯罷休，聲稱要「搞碎馬來西亞」（Ganyang Malaysia），繼續武裝對抗。蘇卡諾還很喜歡搞他的形式主義，故意在開派對時播放與馬國國歌相似的一首印尼傳統情歌，還伴隨樂聲與美女翩翩起舞，極盡侮辱馬國之能事。但印尼當時到底國力有限，蘇卡諾所遣派的小支部隊，在馬來西亞各地登陸或陸路入侵後，多被馬國當局悉數撲滅或逮捕，每每鎩羽而歸，不但令他很沒面子，連印尼軍方的面子也很過不去。
而且印尼軍方高層也還是有美國訓練的背景，看到蘇卡諾一方面與印共一起手拉手，另一方面又不切實際、很不必要還成效不高地搞些勞民傷財的什麼「對抗」，也深不是味兒。印共方面呢，眼見這些年來業已在印尼發展迅速，在各個重要崗位裏皆有線眼，便也蠢蠢欲動，想把寬容他們公開運作多年的蘇卡諾取而代之，正式在印尼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軍方與印共這兩股勢不兩立的龐大力量之間的矛盾因此愈來愈嚴重，唯一得以調和彼等糾紛的角色蘇卡諾，在當時又醉心於他的「對抗」。所以在1965年這個「危險地過活的年度」（Tahun Vivere Pericoloso）接近年底時，事態便也演變到一個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印尼在1965年底的政變，可謂是一部現代版的活生生《羅生門》（一部據說也是故事裏事變前因後果各說各話、沒有明確答案的日本電影）。也許最好的簡述方式，還是把主要兩方的基本立場版本都展示出來。印尼軍方以至之後當權的以軍方為基礎的印尼當局的官方說法，是一群受共產主義思維影響的中級軍官，勾結印共的武裝分子，一夜之間把絕大部分高級將領殺害，企圖搞政變奪權；幸好當時還有一名特種部隊司令蘇哈多，倖免其難，果斷地重整軍威，保護蘇卡諾總統，平息了這場大逆不道的政變企圖。而印尼大多左派（未必是印共）分子有關這場政變的說法則與官方版本大相徑庭，謂這根本是一場印尼右派將領自導自演的一場所謂「政變」，把親蘇卡諾的將領「清除」乾淨後，礙於蘇卡諾的「國父」民望，只好挾蘇卡諾而自重。
政變現羅生門 肅共變排華
無論哪一個版本，甚或一個混合的版本更為符合歷史事實，最嚴重的後果是在接下來的數個月至數年裏，政變後掌權的軍方是毫不留情地在印尼各地捕殺印共分子與其同情者，甚至只是左傾思想者。不但軍方本身如是做，全國各地的居民還被鼓勵自行組織起來告密或「執法」，情况應該與當下的菲律賓「肅毒」行動很相似。在全印尼各地，許多被嫌疑者輕者下獄，重者被就地處決的情况層出不窮。
而因為印共的黨員裏也有不少是當地華人，加上當年的印共與中共可謂是隔海相望的兄弟黨，所以在當時極為混亂的形勢下，「有殺錯，無放過」，當地華人再次成為被遷怒的「就手」對象。這「肅共」竟也悄然延伸出另一場「排華」的暴行，再次千千萬萬的當地華人被殺害或逼害。又有一批華人，在如此恐怖氣氛下選擇飄洋過海到祖籍國中國去。然而，彼等回到中國不久，卻也趕上了另一場也是轟轟烈烈地翻天覆地的大浩劫——文化大革命，實在不勝唏噓。
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
[胡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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