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香港人應該對7月1日開始執政的新班子抱多大期望？我的忠告是：不要屏息以待（don't hold your breath）。這並非對林鄭月娥及其幕僚的能力投不信任票，只是特區政府的管治困難甚至管治危機有其結構性原因。結構不變、底層的關係原封不動，再努力嘗試解決問題也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從林鄭的政綱、管治理念和組班過程可見，她對這些結構性問題認知不足，更遑論有解決問題的決心。
造成今日香港難以管治的原因錯綜複雜，包括行政長官的產生方法令行政主導無法落實、香港的殖民地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經濟發展成果分配不公，以及一國兩制作為權宜之計的內置缺陷和固有風險。可是，其中一個問題政府最有能力處理，卻一直視而不見。
大陸學者金觀濤與劉青峰在《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一書指出，中國的傳統社會由3個子結構組成，分別是意識形態結構、政治結構及經濟結構。在正常情况下，子結構會如有機物那樣面對不同環境自動調節和作出適應；然而若變化太大，子結構的穩定性甚至「超穩定性」就會變成「停滯性」，阻礙社會應對挑戰和向前發展。最後，舊系統無法維持下去，就會崩潰。
回歸後，香港在一夜之間由被英國統治155年的殖民地變成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由英國政府委任、派駐的總督管治變成港人治港。與其說這是「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倒不如說是翻天覆地的「地殼變動」（seismic shift）。
這根本就是改朝換代，香港的意識形態、政治和經濟結構必須適應和調節。可是，很可惜，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保證模糊了香港不得不作出結構性改變的事實。在香港，「維持現狀」，就像在大陸「維持穩定」一樣，成為壓倒一切的最高目標。
這是香港回歸後社會矛盾急劇惡化的深層原因。作為子結構的16萬人公務員隊伍，專業和效率舉世聞名；但政府部門的抱殘守缺和官場文化的不思進取，與香港已經大變的政治環境和市民期望嚴重脫節。結果他們可以介入現實和影響大局的能力江河日下，有時甚至墮入「無關痛癢、不知所措」的狀態（descent into irrelevance）。
新聞處職能未與時並進
一年多前，我在這裏批評政府新聞處「不知人間何世」：當一場又一場的「公關災難」接踵而至，它仍然若無其事地在網上發布新聞資訊，致力「促進政府與工商界、學界和社會各界人士之間進行交流」。今次再用新聞處做例子不是有心針對，只是它的角色明確、工作範圍清晰，在芸芸政府部門中，最能彰顯當公務員無法有效履行職責，政府必然無法有效管治的因果關係。
關於政府新聞處擔當的角色，社會從來沒有爭議，新聞處自己對此的認知也沒有偏差，那就是做政府的公共關係顧問。事實上當部門在1951年成立的時候，它的名稱正是「政府公共關係處」。
問題是在一個充滿敵意、有計劃、有組織地煽動公眾和打擊執政者管治威信的媒體環境中，新聞處該怎樣發揮它的功能，才可以幫助公信力不足、動輒得咎和長期處於弱勢的特區政府趨吉避凶、轉危為安。
首先，新聞處要為政府推銷的政策、面對的爭議和處理的危機制訂一套媒體策略（media strategy），找出在事件當中最重要的持份者——不止是支持者、盟友和立場中立的市民，還有與政府為敵的對頭人；更重要的，是評估反對者會採取的行動並設定應對策略。
很明顯，以上描述的並非新聞處一貫的思考方法和運作模式。在今日反權威、「微權力」抬頭和社交媒體當家作主的年代，新聞處還天真地以為公關工作就是發新聞稿和與傳媒茶敘的例行公事。
新聞處缺乏的不是資源和人手，而是對自己的職能一種與時俱進的策略性理解（strategic understanding）。這個政府公關認為最重要的工作，是向市民提供資訊，而非塑造民意、影響輿論和說服市民。
這是大錯特錯。自回歸以來，特區政府一直被認受性不足的問題困擾，有傳媒更以抹黑和找政府錯處為己任，再加上與政府對着幹的反對派，幾十萬人上街的前車之可鑑和佔中、旺角暴亂的歷歷在目，政府要有效管治，便必須為其施政取得一定程度的民意授權（public mandate）。在這樣的環境下，特區政府的管治，本質上應該是一種試圖說服公眾的工作（an exercise in public persuasion）。新聞處卻視自己的工作為向公眾提供資訊。結果政府處處碰壁、事事不順，「公關災難」不斷。這當然不是新聞處一個部門的責任，但它可以置身事外嗎？
民心思變 政府難思變
在「維持現狀」壓倒一切的大前提下，公務員被視為一股穩定社會的力量（stabilizing force），而不是改革的使者（change agent）。林鄭無疑有服務港人的熱情，但我們很難期望她可以重新思考公務員的角色，因為她本人就是一個在政府工作了幾十年的career bureaucrat。特區政府已成一龐大的官僚系統，而官僚系統的本能就是自保和按本子辦事。民心會思變，但政府很難思變，原因在此。
專欄作家
[林沛理]
新聞類別
港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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