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社評】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最後一次立法會答問會，大談任內施政成績。回顧梁振英在任5年，並非沒有遠見，在扶貧安老、改善民生方面亦確實下了不少苦功，然而與泛民關係水火不容，成為他的致命傷。一個好的政治領袖，必須善於聆聽、接受不同意見，而非自以為是，認為「解決難題捨我其誰」。梁振英胸懷大志卻缺乏人和，施政不得其法，縱有願景良策，難逃事倍功半，當中教訓值得記取。
梁振英泛民水火不容
不重團結改革路艱難
梁振英總結5年施政成果，表示香港在發展經濟、推動基建、改善民生、維持治安，擴展對內對外關係都取得進展，通脹和失業率皆處於低水平，貧窮人口連續3年下跌，降至100萬人以下，領取綜援數字亦是15年新低，教育經常開支較現屆政府上任時增加三成。誠然，梁振英部分競選承諾並未貫徹落實，取消強積金對冲、訂立標準工時和退休保障安排等，要麼未能趕及任內落實，要麼就是大幅走樣，不過現屆政府確有積極作為，例如民生方面制定了首條官方貧窮線，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和長者生活津貼，支援弱勢社群；房屋方面，儘管當局的需求管理措施未能阻止樓價屢見新高，可是現屆政府也確實一改前任弊端，大力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預計未來數年會落成逾18萬個公私營住宅單位。
姑勿論香港現實情况是否一如梁振英描繪般亮麗，然而他總算是一位願意迎難而上的特首，可是與泛民關係惡劣，卻令變革事倍功半。梁振英在答問會重提現屆政府致力設立創科局，惟因立法會議員拉布阻撓，直到兩年前才得以成立。梁振英任內立法會拉布變本加厲，其實只是現象表徵，歸根究柢是梁振英與泛民缺乏最起碼的信任。答問會上，泛民議員與梁振英不時口出惡言、反唇相稽，「貪得無厭」、「人渣」一類措辭響徹議事堂，反映雙方關係水火不容，對人不對事，什麼狠毒話也說得出口。
回顧前特首董建華和曾蔭權，與泛民關係雖然不佳，起碼未差至如斯田地。梁振英批評泛民拉布，令民生及社會發展項目一拖再拖，不過一隻手掌拍不響，行政立法關係惡劣，問題不可能是單方面。梁振英的個人風格，顯然也是重要因素。過去數年，一些建制派人士也批評，梁振英過於自信，剛愎自用，不重團結合作，希望他多聽意見，多作讓步。泛民畢竟是全港其中一股主要政治力量，民意基礎強大。梁振英希望改革香港，卻不理會如何修補與泛民關係，形同搬石頭砸自己的腳，令革興除弊的工作舉步維艱。
虛耗政治能量誤大事
拒聽異見易成致命傷
政治領導力（political leadership）是不少學者熱中研究的課題。很多人以為羅斯福、丘吉爾、戴卓爾夫人等領袖敢於主導決策，力排眾議，是真正成功的政治強人，不過英國牛津學者布朗（Archie Brown）直言這其實是一種迷思。布朗指出，憑一己之力改寫國家命運的政治領袖，僅屬極少數，現實中真正能留下深遠影響的，更多是一些願意聆聽合作的領袖；一位出色的政治領袖，不一定是一般人眼中的「政治強人」，反而一些自詡「政治強人」的領袖，往往容易犯下自以為是、漠視批評的毛病。當愈來愈多決策都是由「政治強人」拍板，他能好好掌握每一政策利弊的時間必然愈少，其效果必然不及群策群力。布朗以英國前首相張伯倫和貝理雅為例，指出兩人都強調自己是政治強人，主導決策過程，無視閣員、黨人意見乃至外界的批評聲音，例如1938年張伯倫跟希特勒磋商慕尼黑協議時，便拒絕讓一眾曾經批評其外交政策的官僚和專家隨行參與；貝理雅力促出兵伊拉克時，也是完全不理反對意見。結果兩人都犯下彌天大錯，埋下失敗禍根。
改革者總相信自己已認清問題癥結，也找到對症下藥的方法，只差落實執行。這一類從政者最易出現的問題，就是拒聽不同意見。北宋宰相王安石胸懷大志，發動熙寧變法，可惜他為人剛愎自用，未能與司馬光、歐陽修等重臣溝通合作，疏導分歧，「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結果兩派勢成水火，朝廷無日安寧，變法最終失敗。推動深層次改革，無可避免要挑戰既得利益，主事者應當設法減少政治阻力，避免不必要地樹敵，否則難望有充足政治能量，去跟既得利益集團周旋。梁振英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樹敵太多，虛耗政治能量，妨礙成就大事。
梁振英在任5年，推動多項經濟民生改革，既有天時，亦有地利。世界經濟復蘇、中國經濟有望中高速平穩增長，加上一帶一路倡議等，均為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營造良好外在環境，有利政府利用香港獨特地理優勢，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梁振英的問題，不是沒有遠見，也不是志大才疏，而是欠缺人和。好領袖需要的不僅是政治魄力和高瞻遠矚，更需要懂得團結合作，廣納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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