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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近月社會人士就如何協助精神病患者各有表述；4月18日政府發表了詳細的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報告，將討論進一步推上高峰。隨着候任特首林鄭月娥開始籌組新班子，我們期望新一屆政府能展現新思維和大氣魄，為港人之精神健康認真把脈、對症下藥。
研究顯示，本港人口中有一成三的成年人（16至75歲）受到普遍精神疾病如焦慮和抑鬱症等困擾，情况令人憂慮。今次報告屬檢討性質，提出多達40項建議，包括增加精神科醫生訓練和人手等，值得欣賞；然而當中有部分是舊酒新瓶，對精神健康政策的論述更是不足。
我們嘗試從這方面入手，希望在闡明相關概念之餘，進一步引發討論、集思廣益。
不少外國文獻指出，精神健康並非單指「沒有患上精神疾病」那麼簡單。它是一個涵蓋面廣泛的概念，是指個體能享受生活和面對挑戰。研究亦發現，一個精神健康良好的公民會擁有某些心理和環境條件，當中包括自尊心、多元的社會角色、感到生命有價值、就業機會和穩定居所、經濟得到保障、作息時間充足、對社區有歸屬感、人權受到保護等等。
偏偏近年香港社會陷入多事之秋。學童（甚至大學生）自殺的消息不絕於耳；年輕人因社會以及政治紛爭而對前景感到幻滅；樓價長年高企令很多新一代的家庭如「無殼蝸牛」；貧富懸殊更是市民不快樂的主因！
透過一些科學量度工具客觀分析，我們發現港人之精神健康實在難言理想。如按最新發布的聯合國「幸福指數」（其6個指標是健康狀况、醫療保障、家庭關係、就職保障、政治自由和政府腐敗），香港在155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71，遠遠落後於同區的新加坡（排名26）和台灣（排名33）。而由嶺南大學進行的「快樂指數」調查則指出，香港人過去一年的快樂指數明顯下降，而當中跌幅以30歲以下的年輕組群最顯著。
精神健康不等同經濟發展
過去差不多半個世紀，經濟增長都是香港人念茲在茲的核心價值。求學就是求分數、讀大學為搵好工、打好工的目的是買樓，然後假日一家大小外出購物或旅遊。
這種以不斷累積財富為快樂的價值觀、以持續提升個人競爭力為目標的做人態度，令很多港人誤以為把自己的時間表塞得滿滿便是「成功」的人生。更甚者很多人以工作和財富衡量自己和他人的生存價值，令社會充斥一片「要不斷生產或置富才是有用的人」的風氣，令所有市民（包括長者和學童）也被迫得喘不過氣來，惶惶不可終日以致感到生活失卻意義，嚴重者甚至選擇輕生。
以上論點或許曲高和寡，卻是我們在香港生活多年後的切膚之痛與肺腑之言，希望香港人認真反思。為了經濟增長，我們多年來把自己當作「不斷增值的八達通」，結果在精神健康方面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價！
事實上，愈來愈多人意識到本地生產總值（GDP）指標的局限。人要活得健康快樂，不能只靠麵包。由是國際間近年有學者提倡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4個部分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指標，作為發展規劃和社會政策的參考。該指標在聯合國引起很大迴響，認為有助社會在物質發展和精神生活之間取得平衡，值得本地決策者細心研究。
關注精神健康 由今天開始
以下是我們的兩點建議：
（1）政府應提倡全民精神健康的概念，投放資源引發公眾討論，繼而制訂全方位和長遠的全民精神健康政策，並在教育、就業、住屋和醫療等多個範疇上有效結連，為市民的精神健康創造最有利的條件。多年來政府的宣傳偏向流於表面，如舉辦「嘉年華會式」的社區活動，或在媒體上推廣「心靈雞湯式」的正向心理學。這都是蜻蜓點水式的介入，缺乏跨系統的深層次結連，效果治標不治本。
（2）香港教育以考試為本，對培養學生的內在修養並不關心。所謂「修養」，是指對他人表達關心和同理心，並相信不論貧富或所謂「成就」高低，生命自有其價值和意義。目前本港的教育制度可謂千瘡百孔，如何在常規課程中注入人本和人文的元素，是起死回生的關鍵。
沒有人是孤島。精神健康不分年齡和階層，是所有市民的事。我們要精神健康政策，而非只針對精神病患者的福利和醫療措施。期盼新一屆政府能開展制訂長遠的精神健康政策，令香港社會再次精神煥發，轉危為機。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為何香港需要精神健康政策」）
作者謝樹基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精神健康及社會政策小組召集人，劉頡偉是社會工作者，莊臻寧（Dr. Janice Johnston）是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莊日昶（Professor Richard Fielding）是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
[謝樹基、劉頡偉、莊臻寧、莊日昶]
研究顯示，本港人口中有一成三的成年人（16至75歲）受到普遍精神疾病如焦慮和抑鬱症等困擾，情况令人憂慮。今次報告屬檢討性質，提出多達40項建議，包括增加精神科醫生訓練和人手等，值得欣賞；然而當中有部分是舊酒新瓶，對精神健康政策的論述更是不足。
我們嘗試從這方面入手，希望在闡明相關概念之餘，進一步引發討論、集思廣益。
不少外國文獻指出，精神健康並非單指「沒有患上精神疾病」那麼簡單。它是一個涵蓋面廣泛的概念，是指個體能享受生活和面對挑戰。研究亦發現，一個精神健康良好的公民會擁有某些心理和環境條件，當中包括自尊心、多元的社會角色、感到生命有價值、就業機會和穩定居所、經濟得到保障、作息時間充足、對社區有歸屬感、人權受到保護等等。
偏偏近年香港社會陷入多事之秋。學童（甚至大學生）自殺的消息不絕於耳；年輕人因社會以及政治紛爭而對前景感到幻滅；樓價長年高企令很多新一代的家庭如「無殼蝸牛」；貧富懸殊更是市民不快樂的主因！
透過一些科學量度工具客觀分析，我們發現港人之精神健康實在難言理想。如按最新發布的聯合國「幸福指數」（其6個指標是健康狀况、醫療保障、家庭關係、就職保障、政治自由和政府腐敗），香港在155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71，遠遠落後於同區的新加坡（排名26）和台灣（排名33）。而由嶺南大學進行的「快樂指數」調查則指出，香港人過去一年的快樂指數明顯下降，而當中跌幅以30歲以下的年輕組群最顯著。
精神健康不等同經濟發展
過去差不多半個世紀，經濟增長都是香港人念茲在茲的核心價值。求學就是求分數、讀大學為搵好工、打好工的目的是買樓，然後假日一家大小外出購物或旅遊。
這種以不斷累積財富為快樂的價值觀、以持續提升個人競爭力為目標的做人態度，令很多港人誤以為把自己的時間表塞得滿滿便是「成功」的人生。更甚者很多人以工作和財富衡量自己和他人的生存價值，令社會充斥一片「要不斷生產或置富才是有用的人」的風氣，令所有市民（包括長者和學童）也被迫得喘不過氣來，惶惶不可終日以致感到生活失卻意義，嚴重者甚至選擇輕生。
以上論點或許曲高和寡，卻是我們在香港生活多年後的切膚之痛與肺腑之言，希望香港人認真反思。為了經濟增長，我們多年來把自己當作「不斷增值的八達通」，結果在精神健康方面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價！
事實上，愈來愈多人意識到本地生產總值（GDP）指標的局限。人要活得健康快樂，不能只靠麵包。由是國際間近年有學者提倡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4個部分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指標，作為發展規劃和社會政策的參考。該指標在聯合國引起很大迴響，認為有助社會在物質發展和精神生活之間取得平衡，值得本地決策者細心研究。
關注精神健康 由今天開始
以下是我們的兩點建議：
（1）政府應提倡全民精神健康的概念，投放資源引發公眾討論，繼而制訂全方位和長遠的全民精神健康政策，並在教育、就業、住屋和醫療等多個範疇上有效結連，為市民的精神健康創造最有利的條件。多年來政府的宣傳偏向流於表面，如舉辦「嘉年華會式」的社區活動，或在媒體上推廣「心靈雞湯式」的正向心理學。這都是蜻蜓點水式的介入，缺乏跨系統的深層次結連，效果治標不治本。
（2）香港教育以考試為本，對培養學生的內在修養並不關心。所謂「修養」，是指對他人表達關心和同理心，並相信不論貧富或所謂「成就」高低，生命自有其價值和意義。目前本港的教育制度可謂千瘡百孔，如何在常規課程中注入人本和人文的元素，是起死回生的關鍵。
沒有人是孤島。精神健康不分年齡和階層，是所有市民的事。我們要精神健康政策，而非只針對精神病患者的福利和醫療措施。期盼新一屆政府能開展制訂長遠的精神健康政策，令香港社會再次精神煥發，轉危為機。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為何香港需要精神健康政策」）
作者謝樹基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精神健康及社會政策小組召集人，劉頡偉是社會工作者，莊臻寧（Dr. Janice Johnston）是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莊日昶（Professor Richard Fielding）是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
[謝樹基、劉頡偉、莊臻寧、莊日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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