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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立法會調查行政長官梁振英UGL事件橫生枝節，專責委員會副主席、民建聯議員周浩鼎就委員會的研究範圍，提出修訂建議，惟有關文件原來曾由特首辦修改。細觀特首辦修訂前後的文本，雖然未有實質收窄委員會的研究範圍，然而特首辦若對研究範圍有意見，理應光明正大向委員會提出，而不是私下接觸議員，至於周浩鼎容許特首辦「代勞」修改其建議文件，就更是奇乎怪哉，令人對委員會的獨立性產生不必要的懷疑，特首辦和周浩鼎有必要合理交代。
允特首辦代改文件
周浩鼎難自圓其說
去年底，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接受非建制派議員的呈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梁振英上任前與澳洲企業UGL簽訂協議收取400萬英鎊一事，惟專責委員會沒有權力傳召重要證人，只能邀請相關人士自願出席作供。之前委員會3次會議均是公開進行，討論調查範圍、方向及操作方式，昨天的會議卻突然改為閉門進行。會上披露，立法會秘書處發現周浩鼎向委員會提交的研究範圍建議文件，原來曾經交由特首辦修改。文件電子版本清楚顯示修改者為「CEO_CE」，亦即特首辦的英文簡稱，至於修改日期則是上月底周浩鼎首次提交文件前4天。會後周浩鼎和委員會主席謝偉俊均表示，鑑於周三將再舉行閉門會議，現階段不便評論。
今次調查UGL事件的專責委員會，並非跨黨派協商產生，而是28名非建制派議員聯手，根據議事規則，以呈請方式要立法會主席將事件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未獲建制派議員支持，注定委員會內建制與非建制陣營一開始便存在猜忌懷疑，今次風波勢令雙方更難合作。據悉，會上周浩鼎承認是特首辦主動接觸他，提出修訂意見，惟強調「從來沒有隱瞞」云云。有關處理手法，明顯存在問題。周浩鼎有權諮詢其他人的意見，就調查範圍提出修訂，然而梁振英是委員會的調查對象，即使法律上未有明文禁止，周浩鼎身為委員會副主席，亦應當有基本的政治敏感度，知所避忌，若知悉特首辦對調查範圍有意見，大可建議對方經由公開渠道反映，沒理由私了，更沒可能像學生交功課般，索性把文件先交給特首辦「批改」後再呈交。周浩鼎堅稱沒有隱瞞，惟事前沒有向委員會主動提及接觸過特首辦，實在很難自圓其說。
比較文件修改前後的版本，特首辦提出的改動，大致可分為三類，當中最主要的，是先釐清澳洲傳媒披露UGL協議內容的完整性及真偽，以及研究UGL公開聲明的真偽及可信性；其次是建議委員會研究《基本法》第47條有關特首就任申報財產的「原意」；最後一類則屬於「技術修改」，諸如刪減個別字眼和標點符號，未有影響原文大意。
受查對象可陳己見
遵慣例免干涉嫌疑
調查範圍的設定，確有可能影響委員會未來的工作方向甚至是最終結論。有非建制派議員關注，修訂版將焦點放在澳洲傳媒所公開的UGL協議內容之上，會否意味存在一些未公開的文件，不過有關揣測暫時未見多少憑據。法律界方面的看法亦言人人殊，有人認為梁振英希望減少調查範圍的灰色地帶，亦有人認為相關修訂與原本文件性質大致相同。減少「灰色地帶」，理論上應不會對調查工作核心造成影響。專責委員會的成立，目的是弄清事實，釐清資料真偽完整性，並無不妥；至於研究申報財產「原意」，委員會主席謝偉俊和民主派委員都擔心耗費大量時間，拖慢進度，惟有關建議也未至於對調查構成實質重大妨礙。如果特首辦覺得建議合情合理，就應光明正大向委員會反映意見，而不是私下聯絡周浩鼎。
有委員會成員以2009年立法會前議員甘乃威涉嫌無理解僱女助理為例，指出當年立法會調查事件，過程中確會諮詢調查對象的意見，惟事前必會先徵得專責委員會的同意，任何形式的私下交流，均非一貫做法。梁振英表示，立法會正擬定研究範圍，他身為受查對象，有需要亦有權利去表達自己的看法，令調查更完整。這原則並無不妥，然而恰當的做法，應當是將專責委員會視作一個整體，進行溝通接觸，經委員會商討後再邀請他給予意見，而不是越俎代庖直接「幫」周浩鼎修改文本，徒惹「特首辦干涉立法會調查」的嫌疑。周浩鼎亦應盡快交代事件始末，回應外界的諸般質疑。
■歡迎回應editorial@mingpao.com
允特首辦代改文件
周浩鼎難自圓其說
去年底，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接受非建制派議員的呈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梁振英上任前與澳洲企業UGL簽訂協議收取400萬英鎊一事，惟專責委員會沒有權力傳召重要證人，只能邀請相關人士自願出席作供。之前委員會3次會議均是公開進行，討論調查範圍、方向及操作方式，昨天的會議卻突然改為閉門進行。會上披露，立法會秘書處發現周浩鼎向委員會提交的研究範圍建議文件，原來曾經交由特首辦修改。文件電子版本清楚顯示修改者為「CEO_CE」，亦即特首辦的英文簡稱，至於修改日期則是上月底周浩鼎首次提交文件前4天。會後周浩鼎和委員會主席謝偉俊均表示，鑑於周三將再舉行閉門會議，現階段不便評論。
今次調查UGL事件的專責委員會，並非跨黨派協商產生，而是28名非建制派議員聯手，根據議事規則，以呈請方式要立法會主席將事件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未獲建制派議員支持，注定委員會內建制與非建制陣營一開始便存在猜忌懷疑，今次風波勢令雙方更難合作。據悉，會上周浩鼎承認是特首辦主動接觸他，提出修訂意見，惟強調「從來沒有隱瞞」云云。有關處理手法，明顯存在問題。周浩鼎有權諮詢其他人的意見，就調查範圍提出修訂，然而梁振英是委員會的調查對象，即使法律上未有明文禁止，周浩鼎身為委員會副主席，亦應當有基本的政治敏感度，知所避忌，若知悉特首辦對調查範圍有意見，大可建議對方經由公開渠道反映，沒理由私了，更沒可能像學生交功課般，索性把文件先交給特首辦「批改」後再呈交。周浩鼎堅稱沒有隱瞞，惟事前沒有向委員會主動提及接觸過特首辦，實在很難自圓其說。
比較文件修改前後的版本，特首辦提出的改動，大致可分為三類，當中最主要的，是先釐清澳洲傳媒披露UGL協議內容的完整性及真偽，以及研究UGL公開聲明的真偽及可信性；其次是建議委員會研究《基本法》第47條有關特首就任申報財產的「原意」；最後一類則屬於「技術修改」，諸如刪減個別字眼和標點符號，未有影響原文大意。
受查對象可陳己見
遵慣例免干涉嫌疑
調查範圍的設定，確有可能影響委員會未來的工作方向甚至是最終結論。有非建制派議員關注，修訂版將焦點放在澳洲傳媒所公開的UGL協議內容之上，會否意味存在一些未公開的文件，不過有關揣測暫時未見多少憑據。法律界方面的看法亦言人人殊，有人認為梁振英希望減少調查範圍的灰色地帶，亦有人認為相關修訂與原本文件性質大致相同。減少「灰色地帶」，理論上應不會對調查工作核心造成影響。專責委員會的成立，目的是弄清事實，釐清資料真偽完整性，並無不妥；至於研究申報財產「原意」，委員會主席謝偉俊和民主派委員都擔心耗費大量時間，拖慢進度，惟有關建議也未至於對調查構成實質重大妨礙。如果特首辦覺得建議合情合理，就應光明正大向委員會反映意見，而不是私下聯絡周浩鼎。
有委員會成員以2009年立法會前議員甘乃威涉嫌無理解僱女助理為例，指出當年立法會調查事件，過程中確會諮詢調查對象的意見，惟事前必會先徵得專責委員會的同意，任何形式的私下交流，均非一貫做法。梁振英表示，立法會正擬定研究範圍，他身為受查對象，有需要亦有權利去表達自己的看法，令調查更完整。這原則並無不妥，然而恰當的做法，應當是將專責委員會視作一個整體，進行溝通接觸，經委員會商討後再邀請他給予意見，而不是越俎代庖直接「幫」周浩鼎修改文本，徒惹「特首辦干涉立法會調查」的嫌疑。周浩鼎亦應盡快交代事件始末，回應外界的諸般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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