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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特首梁振英控告立法會議員梁繼昌誹謗，指他日前公開聲稱「梁振英遭香港和外國的稅務局調查」，與事實不符。泛民議員批評，特首向立法會議員提出民事訴訟，開了很壞的先例，有議員更稱，若梁振英夠膽就控告所有民主派議員，呼籲市民與梁繼昌站在同一陣線。純從法律角度來看，這場誹謗官司並非無憑無據，香港也不應走上只求鞏固偏見、不講事實證據的「後真相政治」，然而梁振英身為行政長官，即使自掏腰包以個人名義入稟，難免惹來以法律手段要別人收聲的質疑，加深社會對立，在政治上並不好看，興訟是否明智，值得商榷。
特首控告議員誹謗
是否明智值得商榷
梁振英2011年底為競選特首，將戴德梁行售予澳洲公司UGL，梁振英收取UGL合共400萬鎊酬金，他強調有關款項只涉及未當特首前提供的服務，毋須申報，惟泛民議員質疑梁振英瞞稅，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違反行政會議利益申報規定等，立法會早前更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梁繼昌是委員之一。
今次誹謗官司的導火線，是梁繼昌本月初在立法會議事廳外向記者表示，26名民主派議員去信政協主席俞正聲，反對梁振英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的入稟狀，不滿梁繼昌聲稱梁振英「關於UGL收受400萬英鎊事件，是仍然接受緊廉署的調查，甚至是香港和外國的稅務局的調查」。梁振英指說法不實，曾發出律師信要求梁繼昌澄清無果，遂入稟控告梁繼昌誹謗，要求法院頒令禁止梁繼昌及其他人再發表有關言論。正如法律學者張達明所言，梁振英這次興訟，不能說沒有法律基礎。梁繼昌未有收回言論或作出澄清，當然可以理解為他堅持有關說法正確。由於梁繼昌是在議事廳外發表相關言論，不受《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保障，梁振英有權自費提出誹謗訴訟，梁繼昌亦有責任在法庭舉證解釋。不過有權興訟是否等於應當這樣做，則是另一層次的問題。
談到高官誹謗訴訟，不少人都會聯想到新加坡。李光耀時代，新加坡當局多次提出誹謗訴訟，令一些反對派人士和媒體傾家蕩產，產生「寒蟬效應」。平情而論，不少奉行民主政治的地方，偶爾也有官員控告傳媒和議員誹謗。以台灣為例，前總統陳水扁曾控告台北市議員李慶元2000年大選期間與李敖著書，聲稱陳水扁有外遇，官司糾纏逾10年；另一前總統馬英九則在任內控告傳媒人周玉蔻和吳子嘉，不滿兩人誹謗他收受政治獻金。在美國，懷俄明州一名前任民選教育專員，去年控告當地一名州議員誹謗；2012年，艾奧瓦州一名州參議員控告電視競選廣告誹謗得直，獲賠逾23萬美元。
美國誹謗法例對政治言論的保障相當大，惟並非全沒界線，不過公眾人物要贏誹謗官司亦非易事，原因是法官會假定原訟人選擇成為公眾人物，就應有心理預備面對公眾指指點點。根據聯邦最高法院案例，法官處理這類誹謗案要考慮兩大問題：一是當事人所言是否虛假失實，二是當事人是否明知有關言論虛假，又或蓄意罔顧說法真偽，意圖傷害對方。除非兩者答案皆為「是」，否則誹謗罪很難成立。官員提出誹謗控訴，容易予人「以大欺小」之感，惟輕易拿來跟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相提並論，也未必適合。問題的關鍵，是政府官員有否經常濫用誹謗官司打壓異見，以及司法制度能否扮演恰當的制衡角色。
今次梁振英入稟，開了特首控告立法會議員誹謗的先例，設若特區首長和官員未來動輒指控有人誹謗，當然可能產生寒蟬效應，往後情况如何值得留意。有議員質疑梁振英意圖向專責委員會施壓，惟從目前來看，今次誹謗案至少不會影響立法會UGL事件專責委員會，皆因議員在會議內的發言仍獲特權法保障，何况香港還有優良的司法制度。既然梁繼昌也相信本港司法制度公平公正，不妨先讓「司法問題司法解決」，泛民現在發起政治動員，可能給法院帶來不必要政治壓力。
立場為先不顧事實
後真相政治成隱憂
過去一年，英國公投脫歐及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引起所謂「後真相政治」的討論，不少論者皆以「立場決定是非、意見重於事實」為憂，關注從政者發表不顧事實言論，但求鞏固目標群眾的偏見，換取共鳴與支持。誹謗官司或許可以澄清事實，惟不能解開政治鬥爭死結，在健康政治氣氛下，也根本沒必要靠法律手段去解決口舌之爭。香港社會上下並不希望見到官員濫控誹謗，但是也不希望見到「後真相政治」當道，不再重視事實證據。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特首控告議員誹謗
是否明智值得商榷
梁振英2011年底為競選特首，將戴德梁行售予澳洲公司UGL，梁振英收取UGL合共400萬鎊酬金，他強調有關款項只涉及未當特首前提供的服務，毋須申報，惟泛民議員質疑梁振英瞞稅，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違反行政會議利益申報規定等，立法會早前更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梁繼昌是委員之一。
今次誹謗官司的導火線，是梁繼昌本月初在立法會議事廳外向記者表示，26名民主派議員去信政協主席俞正聲，反對梁振英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的入稟狀，不滿梁繼昌聲稱梁振英「關於UGL收受400萬英鎊事件，是仍然接受緊廉署的調查，甚至是香港和外國的稅務局的調查」。梁振英指說法不實，曾發出律師信要求梁繼昌澄清無果，遂入稟控告梁繼昌誹謗，要求法院頒令禁止梁繼昌及其他人再發表有關言論。正如法律學者張達明所言，梁振英這次興訟，不能說沒有法律基礎。梁繼昌未有收回言論或作出澄清，當然可以理解為他堅持有關說法正確。由於梁繼昌是在議事廳外發表相關言論，不受《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保障，梁振英有權自費提出誹謗訴訟，梁繼昌亦有責任在法庭舉證解釋。不過有權興訟是否等於應當這樣做，則是另一層次的問題。
談到高官誹謗訴訟，不少人都會聯想到新加坡。李光耀時代，新加坡當局多次提出誹謗訴訟，令一些反對派人士和媒體傾家蕩產，產生「寒蟬效應」。平情而論，不少奉行民主政治的地方，偶爾也有官員控告傳媒和議員誹謗。以台灣為例，前總統陳水扁曾控告台北市議員李慶元2000年大選期間與李敖著書，聲稱陳水扁有外遇，官司糾纏逾10年；另一前總統馬英九則在任內控告傳媒人周玉蔻和吳子嘉，不滿兩人誹謗他收受政治獻金。在美國，懷俄明州一名前任民選教育專員，去年控告當地一名州議員誹謗；2012年，艾奧瓦州一名州參議員控告電視競選廣告誹謗得直，獲賠逾23萬美元。
美國誹謗法例對政治言論的保障相當大，惟並非全沒界線，不過公眾人物要贏誹謗官司亦非易事，原因是法官會假定原訟人選擇成為公眾人物，就應有心理預備面對公眾指指點點。根據聯邦最高法院案例，法官處理這類誹謗案要考慮兩大問題：一是當事人所言是否虛假失實，二是當事人是否明知有關言論虛假，又或蓄意罔顧說法真偽，意圖傷害對方。除非兩者答案皆為「是」，否則誹謗罪很難成立。官員提出誹謗控訴，容易予人「以大欺小」之感，惟輕易拿來跟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相提並論，也未必適合。問題的關鍵，是政府官員有否經常濫用誹謗官司打壓異見，以及司法制度能否扮演恰當的制衡角色。
今次梁振英入稟，開了特首控告立法會議員誹謗的先例，設若特區首長和官員未來動輒指控有人誹謗，當然可能產生寒蟬效應，往後情况如何值得留意。有議員質疑梁振英意圖向專責委員會施壓，惟從目前來看，今次誹謗案至少不會影響立法會UGL事件專責委員會，皆因議員在會議內的發言仍獲特權法保障，何况香港還有優良的司法制度。既然梁繼昌也相信本港司法制度公平公正，不妨先讓「司法問題司法解決」，泛民現在發起政治動員，可能給法院帶來不必要政治壓力。
立場為先不顧事實
後真相政治成隱憂
過去一年，英國公投脫歐及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引起所謂「後真相政治」的討論，不少論者皆以「立場決定是非、意見重於事實」為憂，關注從政者發表不顧事實言論，但求鞏固目標群眾的偏見，換取共鳴與支持。誹謗官司或許可以澄清事實，惟不能解開政治鬥爭死結，在健康政治氣氛下，也根本沒必要靠法律手段去解決口舌之爭。香港社會上下並不希望見到官員濫控誹謗，但是也不希望見到「後真相政治」當道，不再重視事實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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