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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隨着特首選舉之日臨近，各參選人各出奇招、各抒己見，為未來的香港謀出路。對廣大香港市民而言，最關心的還是衣食住行的民生問題。據去年樂施會發布的《香港貧窮狀况報告（2011-2015年）》顯示，香港有超過18萬戶在職貧窮戶，貧窮人口超過115萬。伴隨着人口老齡化問題負效應的不斷加劇，在職家庭成員的供養壓力十分繁重。儘管近5年來，政府推出多項政策試圖緩解社會貧窮現象，2016年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但成功申請的人數遠遠低於預期，究竟是申請程序過於複雜，還是真正有需要的人沒有那麼多？政府在2016/17年度預算社會福利開銷達662億元，福利使用多了，究竟能否真正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抑或是製造更多社會受助人士？是否有深入探討福利開支的成本效益（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高昂的開支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結構性貧窮這一深層次的問題，也沒有看到香港基層百姓生活得到明顯改善，那麼如何在經濟持續發展中，最大效用地均衡分配社會利益，實現資源和利益的共享，才是政府在民生問題上的首要關注點。
自由市場帶來富裕 也帶來分配不均
過去10年，香港經濟並沒有停止發展，人均GDP（本地生產總值）有逾46%的增長，但收入增長只有約12%。香港經濟發展面對嚴重傾斜不平衡，收入最高的20%人士享受經濟發展成果，但收入最低的20%則入不敷出。香港一直未能擺脫既定模式，過分依賴房地產支持經濟發展，樓價與物價居高不下，加大了商家成本，從而制約了香港經濟持續增長和個人發展；若不伺機找到突破口，則很有可能陷入未來的「迷失10年」。自1980年香港英殖時期港督麥理浩政府內擔任財政司的夏鼎基提出「積極不干預」施政理念以來，香港經濟的騰飛可謂得益於此。「自由市場」成為香港「城市名片」，甚至成為香港為之自豪的信仰。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自由市場的「無形之手」在帶來繁榮和富裕的同時，也帶來了資源及獲益分配不均。新移民的補充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供應，但他們在勞動市場沒有很大議價能力；一些僱主享受廉價勞工，缺乏社會承擔，使得社會朝着嚴重兩極分化發展。當利益持份者只着眼於自身的既得利益時，弱勢社群不能保護自己，就需要政府政策的介入。有效的政策是能夠有力地創造空間給沒有太大議價能力的工人，使工作得到合理的薪資和保障。
香港經濟發展不能惠及全民
2014年貧窮人口降至96萬，創6年來新低，單從數字上來看，政府扶貧政策有效果。但事實是僅僅確定貧窮線是遠遠不夠的，真正切實有效的扶貧辦法才是重中之重。似乎政府更關注「業績」，而忽略了其本質是改善市民生活水平，平衡經濟利益分配的天秤，使經濟增長帶來的效益得到普遍共享。2016年10月，最低工資委員會勞資雙方達成共識，將最低工資時薪調至34.5元，該調整將惠及15.4萬社會基層打工人士，主要為零售、飲食、保安、清潔等行業。但時薪的上調真的可以落實到百姓身上嗎？根據過去兩年通脹率分別約為2%，累計兩年後物價水平約為4%，本次加幅為6%超過累計兩年的通脹。但就過往經驗來看，最低工資調整始終落後於通脹，名義上收入有所提升，但實際購買力卻不升反跌。香港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全球最長，儘管社會平均購買力和人均GDP都較高，但收入分配相當不平等，也從側面反映出香港經濟的發展並不能惠及全體市民。無論是現任政策制訂者，還是特首參選人，應對亟待解決的貧窮、利益分配不均衡的問題，在提高本港競爭力、尋找新的經濟定位方面，力求經濟發展對大多數人改善生活素質，才是治標及治本的方法。
市民盼見政策制訂者有具體行動
近來有參選人建議引入「負入息稅」（上世紀60年代自由經濟學大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提出），港人普遍拒絕「養懶人」，即在滿足每周最低工作時數後才獲取政府輔助，相比較實施該計劃的美國、英國、以色列等國門檻更為嚴格。該計劃可帶來大量廉價勞動力，促進本地勞動力參與率，當然這是在本地就業崗位增加的基礎之上。但該計劃也可導致僱主缺乏社會責任感、惡意壓低薪酬，遏制最低工資的增長。又有其他人建議「累進式利得稅」，即企業的稅務負擔與其盈利成正比，有助減輕中小型企業的稅務負擔，鼓勵創業。無論是哪種方案，市民希望看到的是政策制訂者有具體有效的行動，因為政府修正力度趕不上貧富惡化的速度。當所謂的「公平」與「平等」已然化為社會發展中邊緣人群的焦慮和無助，人們不再相信奮鬥可以改變命運，誠實勤奮的勞動所帶來的收益微不足道，隨之而來無法避免就是社會道德的崩塌，人們將無所不用其極地成為那「1%」（社會最富有者）。我們企盼的是更多機遇、更平衡發展、更公平分配、更友好的社會環境，一個共享經濟成果的大同社會。我們期望下屆政府能聽到社會的聲音，給出堅定不移的回答。
作者葉兆輝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人口健康講座教授，單海玥是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研究員
自由市場帶來富裕 也帶來分配不均
過去10年，香港經濟並沒有停止發展，人均GDP（本地生產總值）有逾46%的增長，但收入增長只有約12%。香港經濟發展面對嚴重傾斜不平衡，收入最高的20%人士享受經濟發展成果，但收入最低的20%則入不敷出。香港一直未能擺脫既定模式，過分依賴房地產支持經濟發展，樓價與物價居高不下，加大了商家成本，從而制約了香港經濟持續增長和個人發展；若不伺機找到突破口，則很有可能陷入未來的「迷失10年」。自1980年香港英殖時期港督麥理浩政府內擔任財政司的夏鼎基提出「積極不干預」施政理念以來，香港經濟的騰飛可謂得益於此。「自由市場」成為香港「城市名片」，甚至成為香港為之自豪的信仰。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自由市場的「無形之手」在帶來繁榮和富裕的同時，也帶來了資源及獲益分配不均。新移民的補充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供應，但他們在勞動市場沒有很大議價能力；一些僱主享受廉價勞工，缺乏社會承擔，使得社會朝着嚴重兩極分化發展。當利益持份者只着眼於自身的既得利益時，弱勢社群不能保護自己，就需要政府政策的介入。有效的政策是能夠有力地創造空間給沒有太大議價能力的工人，使工作得到合理的薪資和保障。
香港經濟發展不能惠及全民
2014年貧窮人口降至96萬，創6年來新低，單從數字上來看，政府扶貧政策有效果。但事實是僅僅確定貧窮線是遠遠不夠的，真正切實有效的扶貧辦法才是重中之重。似乎政府更關注「業績」，而忽略了其本質是改善市民生活水平，平衡經濟利益分配的天秤，使經濟增長帶來的效益得到普遍共享。2016年10月，最低工資委員會勞資雙方達成共識，將最低工資時薪調至34.5元，該調整將惠及15.4萬社會基層打工人士，主要為零售、飲食、保安、清潔等行業。但時薪的上調真的可以落實到百姓身上嗎？根據過去兩年通脹率分別約為2%，累計兩年後物價水平約為4%，本次加幅為6%超過累計兩年的通脹。但就過往經驗來看，最低工資調整始終落後於通脹，名義上收入有所提升，但實際購買力卻不升反跌。香港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全球最長，儘管社會平均購買力和人均GDP都較高，但收入分配相當不平等，也從側面反映出香港經濟的發展並不能惠及全體市民。無論是現任政策制訂者，還是特首參選人，應對亟待解決的貧窮、利益分配不均衡的問題，在提高本港競爭力、尋找新的經濟定位方面，力求經濟發展對大多數人改善生活素質，才是治標及治本的方法。
市民盼見政策制訂者有具體行動
近來有參選人建議引入「負入息稅」（上世紀60年代自由經濟學大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提出），港人普遍拒絕「養懶人」，即在滿足每周最低工作時數後才獲取政府輔助，相比較實施該計劃的美國、英國、以色列等國門檻更為嚴格。該計劃可帶來大量廉價勞動力，促進本地勞動力參與率，當然這是在本地就業崗位增加的基礎之上。但該計劃也可導致僱主缺乏社會責任感、惡意壓低薪酬，遏制最低工資的增長。又有其他人建議「累進式利得稅」，即企業的稅務負擔與其盈利成正比，有助減輕中小型企業的稅務負擔，鼓勵創業。無論是哪種方案，市民希望看到的是政策制訂者有具體有效的行動，因為政府修正力度趕不上貧富惡化的速度。當所謂的「公平」與「平等」已然化為社會發展中邊緣人群的焦慮和無助，人們不再相信奮鬥可以改變命運，誠實勤奮的勞動所帶來的收益微不足道，隨之而來無法避免就是社會道德的崩塌，人們將無所不用其極地成為那「1%」（社會最富有者）。我們企盼的是更多機遇、更平衡發展、更公平分配、更友好的社會環境，一個共享經濟成果的大同社會。我們期望下屆政府能聽到社會的聲音，給出堅定不移的回答。
作者葉兆輝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人口健康講座教授，單海玥是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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