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明報文章】1月26日，年廿九，我參加了西九當局就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辦的諮詢會。文化議題的官式論壇久違了，但會場內那種無奈和反智的感覺卻是似曾相識，完全沒變。
「每人3分鐘」諮詢制度已到末路
首先，這不是市民可隨便走進去聽聽的諮詢會，場內只有特邀文化藝術界人士。控制了誰可出席後，西九當局還要「帶頭盔行騎樓底」：一排穿上西裝一臉嚴肅的人守着出入口；參加者不能直接提問，要先寫下名字和問題，放進箱子，等候抽籤，主持人抽中名字後才有發言機會；最後，每人只能講3分鐘。場內的主流意見是：意念很好，快些啟動上馬，我們等不及了。明白的，發言的都是中老年人和退休官員，全場最年輕的是區議員楊雪盈。但故宮是為香港的未來而建，那中學生和大學生在哪裏？
本文不是評論故宮和西九，我只想藉這次西九諮詢會說明，這種「每人3分鐘」的諮詢制度已走到末路。在這個死胡同內，就算是官民有機會搏擊，或建制與非建制可相互揶揄，也改變不了其本質的無聊，結果也不會對政府決策有影響。諮詢過後，民間憂慮的問題沒解決、市民的不信任感提升，年輕人唯有在社交媒體訕笑決策者；但就算有幾百個「讚」，過後仍是揮之不去的無力感。
我想請特首參選人闡明：諮詢，究竟是為了什麼？下屆政府如何跳出恐懼和過分自我保護的框框，認真鼓勵公眾參與，開明地與民共議，願意放下身段，敢於聆聽不同聲音，接納多元觀點？
「諮詢」一詞背後的精英心態，不符知識科技型社會在公共領域講求的「共創」價值。現時慣用的諮詢是單向的，由政府主導，官員生怕市民太早否定議題，或覺得市民不懂，於是待米已成炊，才敷衍提出兩三個方案、ABC餐，把諮詢鎖定在某範圍，市民表達意見也只能三揀一，甚至無得揀。如此設限，是適得其反。
我知道公務員對諮詢有許多困惑，他們覺得聽來聽去都是差不多的意見，都是街坊或烽煙節目式的點評和發泄兩句，未能對他們帶來新的啟發和觀點。另邊廂，為了交貨，他們唯有用盡方法拖延，例如近年的諮詢流行「分階段」：標準工時的諮詢，講完又講，到第二階段又提出4個方案，再要求社會給予意見；經過近3年諮詢，仍是原地踏步，勞資雙方分歧沒有收窄。
我們應如何設計有意義的公眾參與過程？二元對立是偽命題，公眾參與應具啟發性，而官員也不會感到泄氣和難受，大前提是政府必須花更多時間做好研究，放低「自己最叻」的氣燄，不動輒否定民間提出的數據，願意求同存異，在複雜的社會議題上共議共創。
當然，公眾諮詢只是市民理解和介入政策的首階段。我想再問特首參選人：恆常的諮詢組織應如何改革，讓其反映社會上的多元政治光譜和價值觀？
在每個範疇常設的諮詢或法定組織，是殖民年代的「行政吸納」，但在局長問責制下，這類架構除了可向支持者「派餅仔」，已失去其功能。過去5年，諮詢架構的委任以建制派為主，偶有一名「淺黃」人物配襯；局長也不能自行決定人選，要先把推薦名單交予中央政策組發落。
如此花瓶式架構，絕非21世紀的方法。諮詢架構可怎樣改革？其他城市的決策者都在思考管治的創新，例如在光譜兩端的公民組織可在諮詢架構擁有一定席位，派代表參與。在英國某些公共文化機構如博物館，更歡迎市民自薦成為委員。在丹麥，曾有部長嘗試在面書（facebook）尋找年輕影子部長，招攬有意深入認識文化政策的年輕人當影子部長，與部長定期見面，提供意見。
諮詢架構能否變身政策孵化器？
若恆常的諮詢委員會及法定組織繼續存在，要吸納的應是年輕人的聲音，不是建制中年（還有是太多男士，性別比例嚴重不均），要改變的也是操作模式：諮詢架構能否變身「政策孵化器」，到各區聆聽不同人士的夢想和困境？「孵化器」應是試點工程，稍為把程序鬆綁，例如大膽地為再推出租管進行試驗，或改變工廈用途，讓初創的文化社會科技企業更容易經營。
被動的諮詢，要成為主動和創意的公眾參與，市民和政府更需要建立信任的持續對話平台，才能減少社會撕裂，讓政策更平衡，讓所有香港人特別年輕一代，對香港仍抱着信心和希望。
作者是文化評論人、教育工作者
◆給特首參選人的試卷——特首選舉政綱評析系列
◆問特首參選人：諮詢究竟是為了什麼？下屆政府如何跳出恐懼和過分自我保護的框框，認真鼓勵公眾參與，開明地與民共議，願意放下身段，敢於聆聽不同聲音，接納多元觀點？
「每人3分鐘」諮詢制度已到末路
首先，這不是市民可隨便走進去聽聽的諮詢會，場內只有特邀文化藝術界人士。控制了誰可出席後，西九當局還要「帶頭盔行騎樓底」：一排穿上西裝一臉嚴肅的人守着出入口；參加者不能直接提問，要先寫下名字和問題，放進箱子，等候抽籤，主持人抽中名字後才有發言機會；最後，每人只能講3分鐘。場內的主流意見是：意念很好，快些啟動上馬，我們等不及了。明白的，發言的都是中老年人和退休官員，全場最年輕的是區議員楊雪盈。但故宮是為香港的未來而建，那中學生和大學生在哪裏？
本文不是評論故宮和西九，我只想藉這次西九諮詢會說明，這種「每人3分鐘」的諮詢制度已走到末路。在這個死胡同內，就算是官民有機會搏擊，或建制與非建制可相互揶揄，也改變不了其本質的無聊，結果也不會對政府決策有影響。諮詢過後，民間憂慮的問題沒解決、市民的不信任感提升，年輕人唯有在社交媒體訕笑決策者；但就算有幾百個「讚」，過後仍是揮之不去的無力感。
我想請特首參選人闡明：諮詢，究竟是為了什麼？下屆政府如何跳出恐懼和過分自我保護的框框，認真鼓勵公眾參與，開明地與民共議，願意放下身段，敢於聆聽不同聲音，接納多元觀點？
「諮詢」一詞背後的精英心態，不符知識科技型社會在公共領域講求的「共創」價值。現時慣用的諮詢是單向的，由政府主導，官員生怕市民太早否定議題，或覺得市民不懂，於是待米已成炊，才敷衍提出兩三個方案、ABC餐，把諮詢鎖定在某範圍，市民表達意見也只能三揀一，甚至無得揀。如此設限，是適得其反。
我知道公務員對諮詢有許多困惑，他們覺得聽來聽去都是差不多的意見，都是街坊或烽煙節目式的點評和發泄兩句，未能對他們帶來新的啟發和觀點。另邊廂，為了交貨，他們唯有用盡方法拖延，例如近年的諮詢流行「分階段」：標準工時的諮詢，講完又講，到第二階段又提出4個方案，再要求社會給予意見；經過近3年諮詢，仍是原地踏步，勞資雙方分歧沒有收窄。
我們應如何設計有意義的公眾參與過程？二元對立是偽命題，公眾參與應具啟發性，而官員也不會感到泄氣和難受，大前提是政府必須花更多時間做好研究，放低「自己最叻」的氣燄，不動輒否定民間提出的數據，願意求同存異，在複雜的社會議題上共議共創。
當然，公眾諮詢只是市民理解和介入政策的首階段。我想再問特首參選人：恆常的諮詢組織應如何改革，讓其反映社會上的多元政治光譜和價值觀？
在每個範疇常設的諮詢或法定組織，是殖民年代的「行政吸納」，但在局長問責制下，這類架構除了可向支持者「派餅仔」，已失去其功能。過去5年，諮詢架構的委任以建制派為主，偶有一名「淺黃」人物配襯；局長也不能自行決定人選，要先把推薦名單交予中央政策組發落。
如此花瓶式架構，絕非21世紀的方法。諮詢架構可怎樣改革？其他城市的決策者都在思考管治的創新，例如在光譜兩端的公民組織可在諮詢架構擁有一定席位，派代表參與。在英國某些公共文化機構如博物館，更歡迎市民自薦成為委員。在丹麥，曾有部長嘗試在面書（facebook）尋找年輕影子部長，招攬有意深入認識文化政策的年輕人當影子部長，與部長定期見面，提供意見。
諮詢架構能否變身政策孵化器？
若恆常的諮詢委員會及法定組織繼續存在，要吸納的應是年輕人的聲音，不是建制中年（還有是太多男士，性別比例嚴重不均），要改變的也是操作模式：諮詢架構能否變身「政策孵化器」，到各區聆聽不同人士的夢想和困境？「孵化器」應是試點工程，稍為把程序鬆綁，例如大膽地為再推出租管進行試驗，或改變工廈用途，讓初創的文化社會科技企業更容易經營。
被動的諮詢，要成為主動和創意的公眾參與，市民和政府更需要建立信任的持續對話平台，才能減少社會撕裂，讓政策更平衡，讓所有香港人特別年輕一代，對香港仍抱着信心和希望。
作者是文化評論人、教育工作者
◆給特首參選人的試卷——特首選舉政綱評析系列
◆問特首參選人：諮詢究竟是為了什麼？下屆政府如何跳出恐懼和過分自我保護的框框，認真鼓勵公眾參與，開明地與民共議，願意放下身段，敢於聆聽不同聲音，接納多元觀點？
留言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