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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據聞中共負責香港事務的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率領大隊人馬到深圳傳達中央精神；有媒體更引述張德江說，支持一名參選人的做法並非「欽點」。其實，從主觀或者客觀上看，「欽點」都不大可能，因為中共已經從革命黨轉變成執政黨。至於這個轉變對香港有多大的影響，則值得探討。
首先必須確定的是，香港的行政長官人選從來都是外來因素影響：回歸前是英國殖民地部和外交部單方決定，回歸以後是中共中央負責香港事務的專責小組在操作，但形式上必須經過選舉產生。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只有高度自治的權利，行政長官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自然也得履行中央政府交代的任務，同時配合國家發展的大方向。
但是，香港與中央的關係並非簡單的中央與地方關係，而是在一國兩制安排下的特殊關係。中央對其他省市的人事任命是有絕對的權力，也有其他行政與經濟手段作為配套，比如中央的撥款、優惠政策的傾斜、稅收的返還等等；同時一個省的核心權力機關的部分成員也是由中央任命，以期達到某種制衡作用。反觀香港，香港的行政長官經選舉產生最後由中央任命、主要官員由行政長官推薦報請中央任命、香港對中央沒有財政上繳的義務，這就是一國兩制的核心所在。
中共成立96年來，從未間斷過對香港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從中共自身的變化角度看，中共在內地的執政手段，已經在主觀和客觀上出現變化；而對香港，以至對香港特首選舉，不可能沒有相應的變化。
中共在全面奪取政權之前是革命黨，最大的目標是推翻現政權而成為新政權的執政黨，其所採取的手段是暴力革命，其組織的形式有公開的軍事對抗以及秘密的地下鬥爭，其運用的方式是以運動的手法鼓動群眾廣泛參與和支持。這種做法在全面取得政權之後，應該有所改變，但由於新成立的政權需要在短時間內完成工業化與現代化等舉國任務，並且在先是美國後來是蘇聯大軍壓境之下完成，所以毛澤東鼓吹「繼續革命論」，在治國方面還是採取革命的目標，中共也就延續了革命黨的各種做法。
「執政黨」的說法，早在鄧小平年代已經提出，但作為在正式會議上述及，則是在2002年舉行的中共十六大由胡錦濤論述。理論上說是由於執政的基礎改變，即中共並非只代表工農大眾，而是包括資本家等不同利益階層，其具體的任務是維持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促進經濟繁榮和保障國家安全。由於最基本的性質已經改變，其採取的手段與方法也同樣需要產生相應的變化，比如不能採取運動的方式鼓動群眾廣泛參與，而是接受群眾自發的組織，用法律的手段規範這些民間組織的運作，以達到共同參與的社會管理模式。當然這只是理論層面的說法，實際的操作跟目標還有很大的差異。
中共作為執政黨，近年提出不能以經濟發展水準作為單一的目標，還要達到社會和諧和與自然界之間的和諧，這對執政的手段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以此看對香港的治理目標，也不能以經濟繁榮作為單一指標，還要達到社會穩定，對於行政長官自然也會有不同的要求。
中共作為革命黨在奪取政權之前，香港被利用為掩護的基地，香港的黨組織是配合奪取政權的單位。1949年之後，中國受到西方封鎖，香港作為對外的一扇窗口，承擔着各種特殊任務以配合國家發展，而香港仍然由英國管治，香港的黨組織還有「對敵鬥爭」的任務。
中共只能舉薦一人
回歸以後，香港作為一個國家之內，在促進國家經濟發展方面還有很大的任務，但應該已經沒有「對敵鬥爭」的任務。所以應該跟隨內地的角色變換，中共由革命黨轉化成執政黨，按照這種做法， 在特首選舉問題上也應該轉變。然而，無論是革命黨還是執政黨的角色，由於香港特首在承擔國家的任務、帶領香港整體自身發展以及配合國家的發展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中共必須舉薦一個能最好完成上述任務的人選作為特首；由於選舉的方式，也只能舉薦一人。
從執政黨的角色看，中共應該是以拉票為主要手段，以說服的方式爭取香港市民的支援，這樣才能達到社會和諧、全民支持舉國任務。這次張德江到深圳，也是採取這種方式。然而，香港目前還處於特殊的情况，一是並非全民認同中共的歷史與執政地位，還有部分組織以推翻中共政權作為目的，近年更出現了以「香港獨立」為目標的組織；二是香港仍然是中國與西方角力的前沿基地，西方對香港施加的影響矛頭不但對準香港，還要以此輻射全國；三是香港的成敗對中共在國際和國內的形象上有很大的影響，小事也可影響全域。總的來說，香港目前對特首參選人的民調結果，也是對中央的意見所作出的反應，並非真的對不同參選人的政綱的回應。而林鄭月娥的得票率，由於是中共舉薦的唯一一人，所以也變成了中共執行力的具體表現。
無可避免要採革命黨手段
基於上述的因素，中共在香港主觀上和客觀上以及在特殊情况的支配下，無可避免還要採取一些革命黨才會使用的手段來影響特首選舉。這些本來是有違執政黨應該採取的手段，但可能只有等到客觀情况有所改變之後，才能導致中共在香港完全摒棄革命黨的做法。
阮紀宏
資深傳媒人
首先必須確定的是，香港的行政長官人選從來都是外來因素影響：回歸前是英國殖民地部和外交部單方決定，回歸以後是中共中央負責香港事務的專責小組在操作，但形式上必須經過選舉產生。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只有高度自治的權利，行政長官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自然也得履行中央政府交代的任務，同時配合國家發展的大方向。
但是，香港與中央的關係並非簡單的中央與地方關係，而是在一國兩制安排下的特殊關係。中央對其他省市的人事任命是有絕對的權力，也有其他行政與經濟手段作為配套，比如中央的撥款、優惠政策的傾斜、稅收的返還等等；同時一個省的核心權力機關的部分成員也是由中央任命，以期達到某種制衡作用。反觀香港，香港的行政長官經選舉產生最後由中央任命、主要官員由行政長官推薦報請中央任命、香港對中央沒有財政上繳的義務，這就是一國兩制的核心所在。
中共成立96年來，從未間斷過對香港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從中共自身的變化角度看，中共在內地的執政手段，已經在主觀和客觀上出現變化；而對香港，以至對香港特首選舉，不可能沒有相應的變化。
中共在全面奪取政權之前是革命黨，最大的目標是推翻現政權而成為新政權的執政黨，其所採取的手段是暴力革命，其組織的形式有公開的軍事對抗以及秘密的地下鬥爭，其運用的方式是以運動的手法鼓動群眾廣泛參與和支持。這種做法在全面取得政權之後，應該有所改變，但由於新成立的政權需要在短時間內完成工業化與現代化等舉國任務，並且在先是美國後來是蘇聯大軍壓境之下完成，所以毛澤東鼓吹「繼續革命論」，在治國方面還是採取革命的目標，中共也就延續了革命黨的各種做法。
「執政黨」的說法，早在鄧小平年代已經提出，但作為在正式會議上述及，則是在2002年舉行的中共十六大由胡錦濤論述。理論上說是由於執政的基礎改變，即中共並非只代表工農大眾，而是包括資本家等不同利益階層，其具體的任務是維持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促進經濟繁榮和保障國家安全。由於最基本的性質已經改變，其採取的手段與方法也同樣需要產生相應的變化，比如不能採取運動的方式鼓動群眾廣泛參與，而是接受群眾自發的組織，用法律的手段規範這些民間組織的運作，以達到共同參與的社會管理模式。當然這只是理論層面的說法，實際的操作跟目標還有很大的差異。
中共作為執政黨，近年提出不能以經濟發展水準作為單一的目標，還要達到社會和諧和與自然界之間的和諧，這對執政的手段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以此看對香港的治理目標，也不能以經濟繁榮作為單一指標，還要達到社會穩定，對於行政長官自然也會有不同的要求。
中共作為革命黨在奪取政權之前，香港被利用為掩護的基地，香港的黨組織是配合奪取政權的單位。1949年之後，中國受到西方封鎖，香港作為對外的一扇窗口，承擔着各種特殊任務以配合國家發展，而香港仍然由英國管治，香港的黨組織還有「對敵鬥爭」的任務。
中共只能舉薦一人
回歸以後，香港作為一個國家之內，在促進國家經濟發展方面還有很大的任務，但應該已經沒有「對敵鬥爭」的任務。所以應該跟隨內地的角色變換，中共由革命黨轉化成執政黨，按照這種做法， 在特首選舉問題上也應該轉變。然而，無論是革命黨還是執政黨的角色，由於香港特首在承擔國家的任務、帶領香港整體自身發展以及配合國家的發展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中共必須舉薦一個能最好完成上述任務的人選作為特首；由於選舉的方式，也只能舉薦一人。
從執政黨的角色看，中共應該是以拉票為主要手段，以說服的方式爭取香港市民的支援，這樣才能達到社會和諧、全民支持舉國任務。這次張德江到深圳，也是採取這種方式。然而，香港目前還處於特殊的情况，一是並非全民認同中共的歷史與執政地位，還有部分組織以推翻中共政權作為目的，近年更出現了以「香港獨立」為目標的組織；二是香港仍然是中國與西方角力的前沿基地，西方對香港施加的影響矛頭不但對準香港，還要以此輻射全國；三是香港的成敗對中共在國際和國內的形象上有很大的影響，小事也可影響全域。總的來說，香港目前對特首參選人的民調結果，也是對中央的意見所作出的反應，並非真的對不同參選人的政綱的回應。而林鄭月娥的得票率，由於是中共舉薦的唯一一人，所以也變成了中共執行力的具體表現。
無可避免要採革命黨手段
基於上述的因素，中共在香港主觀上和客觀上以及在特殊情况的支配下，無可避免還要採取一些革命黨才會使用的手段來影響特首選舉。這些本來是有違執政黨應該採取的手段，但可能只有等到客觀情况有所改變之後，才能導致中共在香港完全摒棄革命黨的做法。
阮紀宏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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