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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2016年，右翼民粹主義顛覆傳統秩序。英國和美國出現脫歐公投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兩個令傳統專家大跌眼鏡的結果。德國、法國、荷蘭將在今年舉行大選，大家都密切關注這股右翼民粹旋風會否再次發威，選出非主流反建制的激進領袖。
「特朗普驚奇」下的長期趨勢
特朗普在行使總統權力的頭10天，便以急風暴雨的方式簽發連串行政命令。當中引起最大爭議的，當然是美國退出由奧巴馬啟動的環太平洋伙伴協議（TPP）、開始興建美國墨西哥邊境圍牆和暫時禁止7個回教國家旅客入境美國的決定。
特朗普的這些動作，都是事先張揚的。他從初選到大選，都不斷強調他若當選，便會立刻實行這些政策。但當時大家一覺得他不會當選，二認為他當選也會像以前所有勝選總統一樣，一上任便會違背諾言，將政綱中最激進的主張甩掉，移向中間路線。誰不知特朗普是多年來首個認真對待政綱的勝選總統，一當選便雷厲風行、兌現承諾。
美國大選後兩個多月，希拉里團隊和美國很多自由派仍無法接受選舉結果，不是怪罪俄羅斯介入選舉，就是清算奧巴馬助選不力。但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個選舉結果，固然有其偶然性的地方。但這個畢竟不是個別現象，而是與英國的脫歐公投相呼應。特朗普當選背後，當然有不可抗拒的長期趨勢。
資本的解套和民主黨的背叛
1970年代，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有組織勞工（organized labor）勢力大漲，成功爭取到工資的持續增長。工資高增長，乃是1970年代通脹危機的根源。當時很多力量強大的工會爭取到工資增長與通脹掛鈎，所以他們並非通脹的最大受害者。但工資高增長卻令企業利潤下降和放貸者實際利息收入下降。面對這一困境，商界便開始力推自由貿易，讓企業更容易到發展中國家投資，並容許發展中國家的產品更容易進入本國市場。自由貿易，乃是讓企業從本土有組織勞工解套，跑到第三世界僱用當地廉價勞動力，再將產品出口回本土市場的板斧。這便是1980年代列根開始推動全球化的背景。
傾向商界的共和黨一直支持自由貿易。民主黨因為依賴中西部工業州的工會會員選票，所以一直反對自由貿易，以保護美國工人飯碗不被外國勞工威脅為優先。在1992年總統選舉，克林頓便以工人利益代言人的姿態出現，主張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應加入保障墨西哥勞工權利與工資的條款，更主張在每年更新中國享受低關稅最惠國待遇時加入人權條款，如中國人權沒改善，便立刻大幅增加對中國貨的關稅。
但克林頓當選後，即在華爾街和大企業的強力游說下180度改變立場，擁抱自由貿易，通過只有沒殺傷力勞工保障條款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無條件更新中國最惠國待遇，最後還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幫助中國加入世貿。同一時間，英國貝理雅的工黨同樣背棄工會工人，擁抱自由貿易、支持歐盟東擴。東歐、中國和墨西哥同時釋放巨大的廉價勞動力，歐美工序紛紛移到低工資地區。製造業崗位消失，工會在1970年代爭取到的工資增長、福利和保障，忽然間化為烏有。
無主孤魂遇上開放邊境
面對收入和地位急速下滑，有組織勞工唯有走上街頭，造就了1990年代末的反全球化運動。那個時候，在七大工業國峰會、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會議場外，總會見到浩浩蕩蕩的反全球化示威。1999年世界貿易組織在美國西雅圖舉行大會期間，以工會成員為骨幹的反全球化街頭抗爭演變成大規模暴力衝突，可說是美國反全球化運動的高峰。
但高峰過後，工會運動因為製造業的全面外移而消沉，反抗全球化的聲音也逐漸被遏抑。本來站在工會一方反對自由貿易的民主黨，也全面擁抱全球化。在2000年代開始，支持自由貿易成了美國主流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共識。在社會階梯中下流的傳統產業工人，也就成了無政黨代表的孤魂野鬼。
能夠將工序外移的產業擁抱全球化，不能外移的行業如服務業、農業和建造業，則愈來愈依賴從發展中國家來的合法或非法低工資移民。在這些利益的影響下，歐洲國家大舉放寬東歐、北非、中東國家移民的限制。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則對拉美非法移民視若無睹。兩黨歷次嘗試啟動的所謂移民改革，主要都是要讓無證人士獲得合法居留權甚至公民身分的路徑。在偷渡後早晚有一日可獲公民身分的預期下，拉美非法偷渡者不大增才怪。
桑德斯與特朗普的共同基石
如此這般，曾經是歐美社會中流砥柱的工人階級，在全球化和外國廉價勞工湧入的雙重壓力下，只見到一代比一代的生活更絕望更沒保障，更逐漸被主流政客與媒體拋棄。退歐公投和特朗普的競選工程，就是看準了這一群有怨無路訴的選民，動員起他們的憤恨。
民主黨初選時曾一度威脅希拉里的桑德斯的很多競選綱領，包括退出自由貿易協定和加強美墨邊境管制，其實與特朗普的十分相似。不同的是桑德斯以階級政治的左翼語言表述這些綱領，而特朗普則是以明示或暗示「中國人偷了我們工作」、「墨西哥無證人士都是罪犯」、「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等種族語言表述，將工人階級的經濟怨恨與白人至上的身分政治連接。
桑德斯在初選中大挫希拉里的傳統藍領區密歇根州與威斯康辛州，正是希拉里在大選時疏於造訪、特朗普主攻，最後在大選日「由藍轉紅」讓特朗普勝出的重要州份。
工人階級向下流動的怨氣長期累積，終於引爆了右翼民粹大風暴。在放棄了勞動階層和階級政治，卻執迷於「雙性人應該入男廁還是女廁」等身分文化議題、只代表大城市喝拿鐵咖啡的「高竇自由派」（smug liberals）的民主黨（還有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和工黨），應該如何應對，避免泡沫化？怎樣建立左翼的民粹主義？還要擁抱全球化和開放邊境嗎？要找到答案，恐怕不是歇斯底里地高喊幾句反法西斯反新納粹口號便足夠。
延伸閱讀：
（1）Ho-fung Hung & Daniel Thompson. 2016. "Money Supply, Class Power, and Inflation: Monetarism Reassess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81, no.3
（2）Emmett Rensin. 2016. "The Smug Style in American Liberalism." Vox.
（3）William F. Grover & Joseph G. Peschek. 2014. The Unsustainable Presidency: Clinton, Bush, Obama, and Beyond. Palgrave Macmillan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副教授
「特朗普驚奇」下的長期趨勢
特朗普在行使總統權力的頭10天，便以急風暴雨的方式簽發連串行政命令。當中引起最大爭議的，當然是美國退出由奧巴馬啟動的環太平洋伙伴協議（TPP）、開始興建美國墨西哥邊境圍牆和暫時禁止7個回教國家旅客入境美國的決定。
特朗普的這些動作，都是事先張揚的。他從初選到大選，都不斷強調他若當選，便會立刻實行這些政策。但當時大家一覺得他不會當選，二認為他當選也會像以前所有勝選總統一樣，一上任便會違背諾言，將政綱中最激進的主張甩掉，移向中間路線。誰不知特朗普是多年來首個認真對待政綱的勝選總統，一當選便雷厲風行、兌現承諾。
美國大選後兩個多月，希拉里團隊和美國很多自由派仍無法接受選舉結果，不是怪罪俄羅斯介入選舉，就是清算奧巴馬助選不力。但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個選舉結果，固然有其偶然性的地方。但這個畢竟不是個別現象，而是與英國的脫歐公投相呼應。特朗普當選背後，當然有不可抗拒的長期趨勢。
資本的解套和民主黨的背叛
1970年代，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有組織勞工（organized labor）勢力大漲，成功爭取到工資的持續增長。工資高增長，乃是1970年代通脹危機的根源。當時很多力量強大的工會爭取到工資增長與通脹掛鈎，所以他們並非通脹的最大受害者。但工資高增長卻令企業利潤下降和放貸者實際利息收入下降。面對這一困境，商界便開始力推自由貿易，讓企業更容易到發展中國家投資，並容許發展中國家的產品更容易進入本國市場。自由貿易，乃是讓企業從本土有組織勞工解套，跑到第三世界僱用當地廉價勞動力，再將產品出口回本土市場的板斧。這便是1980年代列根開始推動全球化的背景。
傾向商界的共和黨一直支持自由貿易。民主黨因為依賴中西部工業州的工會會員選票，所以一直反對自由貿易，以保護美國工人飯碗不被外國勞工威脅為優先。在1992年總統選舉，克林頓便以工人利益代言人的姿態出現，主張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應加入保障墨西哥勞工權利與工資的條款，更主張在每年更新中國享受低關稅最惠國待遇時加入人權條款，如中國人權沒改善，便立刻大幅增加對中國貨的關稅。
但克林頓當選後，即在華爾街和大企業的強力游說下180度改變立場，擁抱自由貿易，通過只有沒殺傷力勞工保障條款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無條件更新中國最惠國待遇，最後還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幫助中國加入世貿。同一時間，英國貝理雅的工黨同樣背棄工會工人，擁抱自由貿易、支持歐盟東擴。東歐、中國和墨西哥同時釋放巨大的廉價勞動力，歐美工序紛紛移到低工資地區。製造業崗位消失，工會在1970年代爭取到的工資增長、福利和保障，忽然間化為烏有。
無主孤魂遇上開放邊境
面對收入和地位急速下滑，有組織勞工唯有走上街頭，造就了1990年代末的反全球化運動。那個時候，在七大工業國峰會、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會議場外，總會見到浩浩蕩蕩的反全球化示威。1999年世界貿易組織在美國西雅圖舉行大會期間，以工會成員為骨幹的反全球化街頭抗爭演變成大規模暴力衝突，可說是美國反全球化運動的高峰。
但高峰過後，工會運動因為製造業的全面外移而消沉，反抗全球化的聲音也逐漸被遏抑。本來站在工會一方反對自由貿易的民主黨，也全面擁抱全球化。在2000年代開始，支持自由貿易成了美國主流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共識。在社會階梯中下流的傳統產業工人，也就成了無政黨代表的孤魂野鬼。
能夠將工序外移的產業擁抱全球化，不能外移的行業如服務業、農業和建造業，則愈來愈依賴從發展中國家來的合法或非法低工資移民。在這些利益的影響下，歐洲國家大舉放寬東歐、北非、中東國家移民的限制。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則對拉美非法移民視若無睹。兩黨歷次嘗試啟動的所謂移民改革，主要都是要讓無證人士獲得合法居留權甚至公民身分的路徑。在偷渡後早晚有一日可獲公民身分的預期下，拉美非法偷渡者不大增才怪。
桑德斯與特朗普的共同基石
如此這般，曾經是歐美社會中流砥柱的工人階級，在全球化和外國廉價勞工湧入的雙重壓力下，只見到一代比一代的生活更絕望更沒保障，更逐漸被主流政客與媒體拋棄。退歐公投和特朗普的競選工程，就是看準了這一群有怨無路訴的選民，動員起他們的憤恨。
民主黨初選時曾一度威脅希拉里的桑德斯的很多競選綱領，包括退出自由貿易協定和加強美墨邊境管制，其實與特朗普的十分相似。不同的是桑德斯以階級政治的左翼語言表述這些綱領，而特朗普則是以明示或暗示「中國人偷了我們工作」、「墨西哥無證人士都是罪犯」、「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等種族語言表述，將工人階級的經濟怨恨與白人至上的身分政治連接。
桑德斯在初選中大挫希拉里的傳統藍領區密歇根州與威斯康辛州，正是希拉里在大選時疏於造訪、特朗普主攻，最後在大選日「由藍轉紅」讓特朗普勝出的重要州份。
工人階級向下流動的怨氣長期累積，終於引爆了右翼民粹大風暴。在放棄了勞動階層和階級政治，卻執迷於「雙性人應該入男廁還是女廁」等身分文化議題、只代表大城市喝拿鐵咖啡的「高竇自由派」（smug liberals）的民主黨（還有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和工黨），應該如何應對，避免泡沫化？怎樣建立左翼的民粹主義？還要擁抱全球化和開放邊境嗎？要找到答案，恐怕不是歇斯底里地高喊幾句反法西斯反新納粹口號便足夠。
延伸閱讀：
（1）Ho-fung Hung & Daniel Thompson. 2016. "Money Supply, Class Power, and Inflation: Monetarism Reassess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81, no.3
（2）Emmett Rensin. 2016. "The Smug Style in American Liberalism." Vox.
（3）William F. Grover & Joseph G. Peschek. 2014. The Unsustainable Presidency: Clinton, Bush, Obama, and Beyond. Palgrave Macmillan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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