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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行政會議接納獨立委員會建議，明年7月起上調問責局長薪酬12.4%，並訂立機制，由下屆政府開始，按通脹調整每年問責官員薪酬。政府解釋今次問責官員薪酬增幅，相當於2012至2016年的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累積變動，屬合理水平。縱觀國際社會，特區問責官員薪酬水平已很高，加薪逾一成，即便說是追回通脹，亦難免惹來市民質疑。政府已有高薪不一定養廉的例子，在當前社會氣氛下，也未必能夠吸引優秀人才加入政府這個熱廚房。
美國務卿財長薪酬
僅及問責官員四成
檢討問責官員薪酬待遇，成了政府換屆前的慣例。根據新方案，除局長薪酬調高12.4%，各司長與副局長亦同步調整薪酬，平均加薪約2萬至4萬元，司長與局長的薪酬差距維持現時3.5%水平，副局長薪酬定在局長薪酬的65%至75%。按推算，目前月薪約33萬元的政務司長，加薪後超過37萬元；局長月薪近30萬元，加薪後達33.5萬元；副局長現月薪約19萬至22萬元，加薪後達約21萬至25萬元。非建制派和建制派議員對此皆有保留。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稱，現時問責官員薪酬仍維持在2002年水平，強調今次薪酬調整「合理」。此說法技術上也許成立，但恐怕不是市民普遍觀感。2009年，特區問責官員因應金融海嘯，自願減薪5.38%，與當年高級公務員減薪幅度相若。2012年，獨立委員會建議司長局長加薪8.1%，立法會反對，結果梁振英宣布「凍薪」，擱置加薪計劃。直至去年，政府「解凍」問責官員薪酬，「重回2002年水平」，但看在市民眼裏，實為變相加薪5.38%。今次政府提出上調局長薪酬逾一成，市民的觀感是「兩年兩度顯著加薪」，出現牴觸情緒，可以理解。
撇開市民觀感不談，特區問責官員薪金水平雖不及新加坡，但放諸國際社會，算得上偏高。美國國務卿克里和財政部長杰克盧，每月薪金不過是 17,141美元（13.37萬港元），只及特區局長薪酬四成多；台灣一名內閣部長全年薪酬（包括年終獎金）更只得257萬台幣（62.8萬港元），平均每月薪酬是5.2萬港元，不及特區局長兩成。香港過去一直信奉高薪養廉，惟前政務司長許仕仁捲入貪腐等案件，已重挫這個說法。問責官員薪酬水平應如何釐定，值得重新思考。
2002年，顧問機構Hay Group報告建議主要問責官員薪酬，相當於私人機構總裁薪酬水平40%至45%，局長月入超過30萬元，司長月入超過35萬元。今次加薪方案，政府認為問責官員薪酬仍維持在2002年水平，已落後於公私營機構，有必要定出按年調整機制，確保薪酬能跟隨通脹調整，否則兩三年後局長屬下的高級公務員，現金薪酬有機會超越局長，不利吸引高級公務員考慮轉為政治任命官員，云云。
政治生態官不聊生
有能者不入熱廚房
現今司長局長的薪酬，或許比不上一些公私營機構，例如醫管局總裁年薪就高達500萬元，只是，為何不是這些「總裁」的薪酬偏高了？另外，環顧世界各地，部長級官員與私人機構高層薪酬，並無必然掛鈎或成比例。至於問責局長被屬下的常任秘書長等高級公務員趕過，也不見得一定有問題；美國聯儲局長耶倫位高權重，年薪只有20.17萬美元（約157萬港元），比聯儲局總部內過百名最高薪僱員的平均年薪24.65萬美元還要低。
出任公職，目的應為服務社會，非為高薪厚祿。去年政府「解凍」問責官員薪酬引發爭議，食衛局長高永文說不會計較薪酬多少，相信問責官員願意放下個人專業，加入政府，都是希望服務社會。過去數年，部分問責官員的表現未如理想，遭市民質疑力有不逮，勤政不足，令人關注高薪不代表勤政，也不一定能夠招攬賢能之士。當前特區政府延攬人才困難重重，問題不在於薪酬不夠高，而在於社會撕裂，黨同伐異，政治紛爭不休，事事政治化，理性討論擱一旁，加上特首由小圈子選舉產生，認受性不足，結果問責官員常淪為箭靶，令有能者卻步，不願加入政府這個熱廚房，影響特區政府團隊的管治能力。施政不周，倒過來又令政府遭受更多責難，形成惡性循環，這才是特區政府當前的困局。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美國務卿財長薪酬
僅及問責官員四成
檢討問責官員薪酬待遇，成了政府換屆前的慣例。根據新方案，除局長薪酬調高12.4%，各司長與副局長亦同步調整薪酬，平均加薪約2萬至4萬元，司長與局長的薪酬差距維持現時3.5%水平，副局長薪酬定在局長薪酬的65%至75%。按推算，目前月薪約33萬元的政務司長，加薪後超過37萬元；局長月薪近30萬元，加薪後達33.5萬元；副局長現月薪約19萬至22萬元，加薪後達約21萬至25萬元。非建制派和建制派議員對此皆有保留。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稱，現時問責官員薪酬仍維持在2002年水平，強調今次薪酬調整「合理」。此說法技術上也許成立，但恐怕不是市民普遍觀感。2009年，特區問責官員因應金融海嘯，自願減薪5.38%，與當年高級公務員減薪幅度相若。2012年，獨立委員會建議司長局長加薪8.1%，立法會反對，結果梁振英宣布「凍薪」，擱置加薪計劃。直至去年，政府「解凍」問責官員薪酬，「重回2002年水平」，但看在市民眼裏，實為變相加薪5.38%。今次政府提出上調局長薪酬逾一成，市民的觀感是「兩年兩度顯著加薪」，出現牴觸情緒，可以理解。
撇開市民觀感不談，特區問責官員薪金水平雖不及新加坡，但放諸國際社會，算得上偏高。美國國務卿克里和財政部長杰克盧，每月薪金不過是 17,141美元（13.37萬港元），只及特區局長薪酬四成多；台灣一名內閣部長全年薪酬（包括年終獎金）更只得257萬台幣（62.8萬港元），平均每月薪酬是5.2萬港元，不及特區局長兩成。香港過去一直信奉高薪養廉，惟前政務司長許仕仁捲入貪腐等案件，已重挫這個說法。問責官員薪酬水平應如何釐定，值得重新思考。
2002年，顧問機構Hay Group報告建議主要問責官員薪酬，相當於私人機構總裁薪酬水平40%至45%，局長月入超過30萬元，司長月入超過35萬元。今次加薪方案，政府認為問責官員薪酬仍維持在2002年水平，已落後於公私營機構，有必要定出按年調整機制，確保薪酬能跟隨通脹調整，否則兩三年後局長屬下的高級公務員，現金薪酬有機會超越局長，不利吸引高級公務員考慮轉為政治任命官員，云云。
政治生態官不聊生
有能者不入熱廚房
現今司長局長的薪酬，或許比不上一些公私營機構，例如醫管局總裁年薪就高達500萬元，只是，為何不是這些「總裁」的薪酬偏高了？另外，環顧世界各地，部長級官員與私人機構高層薪酬，並無必然掛鈎或成比例。至於問責局長被屬下的常任秘書長等高級公務員趕過，也不見得一定有問題；美國聯儲局長耶倫位高權重，年薪只有20.17萬美元（約157萬港元），比聯儲局總部內過百名最高薪僱員的平均年薪24.65萬美元還要低。
出任公職，目的應為服務社會，非為高薪厚祿。去年政府「解凍」問責官員薪酬引發爭議，食衛局長高永文說不會計較薪酬多少，相信問責官員願意放下個人專業，加入政府，都是希望服務社會。過去數年，部分問責官員的表現未如理想，遭市民質疑力有不逮，勤政不足，令人關注高薪不代表勤政，也不一定能夠招攬賢能之士。當前特區政府延攬人才困難重重，問題不在於薪酬不夠高，而在於社會撕裂，黨同伐異，政治紛爭不休，事事政治化，理性討論擱一旁，加上特首由小圈子選舉產生，認受性不足，結果問責官員常淪為箭靶，令有能者卻步，不願加入政府這個熱廚房，影響特區政府團隊的管治能力。施政不周，倒過來又令政府遭受更多責難，形成惡性循環，這才是特區政府當前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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