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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如果歐亞民粹政治的出現反映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下調的話，「民粹民主」便同時是危機和轉機。危機當然是美國過去一個世紀的全球霸主地位已出現過分伸展，國家支出和債務已遠超國內經濟增長和稅務收入，政黨政治內耗和政府財政的捉襟見肘，民眾所累積對精英的不滿才透過民粹主義表達出來。如果美國突然大幅度調整政策到孤立主義，由於中、俄和新興國家尚未有能力去填補美國收回全球伸展的空缺，恐怕未來世界秩序只會更趨各走極端、更不穩定。
未來發展可能
中國須小心行事，不要着眼跟美國爭一日之長短去貿然填補空缺，更要防止因「有所作為」而致的過度伸展和被捲入無必要競爭。畢竟，西方民粹抬頭並不代表西方的必然衰敗，它只不過給予西方國家機器和跨國資本重新部署和探討新合作框架的機遇。
由於特朗普已決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PP），他已間接否定了以往共和黨重視自由貿易的自由主義外交政策。如果將共和黨以往沿用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外交政策中的自由主義部分減弱，剩下的便是現實主義部分。那麼特朗普的現實主義跟奥巴馬的現實主義有什麼分別？我想可以從以下方向去觀測事態發展：
有分析指，特朗普或將沿用奧巴馬的部分能源政策，特別是將繼續支持開採頁岩油氣的政策，減低對能源工業的管制，使美國能達到「能源獨立」（energy independence）。特朗普已提名對伊斯蘭世界持較負面、強硬和對抗性看法的退休將領Lieutenant General Michael Flynn為國家安全顧問、參議員Jeff Sessions為總檢察長和國會議員Mike Pompeo為中央情報局長。Flynn除了認為「伊斯蘭國」為首要敵人之外，也包括了伊朗、北韓、中國、俄羅斯、委內瑞拉和古巴等，看來美國對中東和伊斯蘭世界的介入將加強，也會強化間接牽制中國在北非、中東和印太地區（印度洋——太平洋）的能源供應線的效果。
特朗普已在他7點振興美國經濟計劃中提出3點針對中國的措施：（1）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2）將任命貿易代表和透過WTO（世界貿易組織）去控告中國的貿易補貼行為、（3）將使用增加關稅和總統法令等手段去處理涉中國的貿易糾紛。有評論便指中美貿易戰將出現。於是，中國已有一段時間將人民幣貶值，為的可能是要盡量推低未來與美國談判時的匯率起點，談判時再以「美債最大持有人」的身分去與特朗普討價還價。
特朗普的商人背景或影響他將管治國家看成一盤生意。他除了要平衡維持世界秩序的對外開支和國家經濟收入發展之外，為了減低美國過度伸展的可能，或有長遠需要連結其他西方執政者和民粹領袖去研究如何改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管治體系，才可使它們更有能力去回應另類全球化所帶來的內外挑戰。
作者是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與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未來發展可能
中國須小心行事，不要着眼跟美國爭一日之長短去貿然填補空缺，更要防止因「有所作為」而致的過度伸展和被捲入無必要競爭。畢竟，西方民粹抬頭並不代表西方的必然衰敗，它只不過給予西方國家機器和跨國資本重新部署和探討新合作框架的機遇。
由於特朗普已決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PP），他已間接否定了以往共和黨重視自由貿易的自由主義外交政策。如果將共和黨以往沿用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外交政策中的自由主義部分減弱，剩下的便是現實主義部分。那麼特朗普的現實主義跟奥巴馬的現實主義有什麼分別？我想可以從以下方向去觀測事態發展：
有分析指，特朗普或將沿用奧巴馬的部分能源政策，特別是將繼續支持開採頁岩油氣的政策，減低對能源工業的管制，使美國能達到「能源獨立」（energy independence）。特朗普已提名對伊斯蘭世界持較負面、強硬和對抗性看法的退休將領Lieutenant General Michael Flynn為國家安全顧問、參議員Jeff Sessions為總檢察長和國會議員Mike Pompeo為中央情報局長。Flynn除了認為「伊斯蘭國」為首要敵人之外，也包括了伊朗、北韓、中國、俄羅斯、委內瑞拉和古巴等，看來美國對中東和伊斯蘭世界的介入將加強，也會強化間接牽制中國在北非、中東和印太地區（印度洋——太平洋）的能源供應線的效果。
特朗普已在他7點振興美國經濟計劃中提出3點針對中國的措施：（1）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2）將任命貿易代表和透過WTO（世界貿易組織）去控告中國的貿易補貼行為、（3）將使用增加關稅和總統法令等手段去處理涉中國的貿易糾紛。有評論便指中美貿易戰將出現。於是，中國已有一段時間將人民幣貶值，為的可能是要盡量推低未來與美國談判時的匯率起點，談判時再以「美債最大持有人」的身分去與特朗普討價還價。
特朗普的商人背景或影響他將管治國家看成一盤生意。他除了要平衡維持世界秩序的對外開支和國家經濟收入發展之外，為了減低美國過度伸展的可能，或有長遠需要連結其他西方執政者和民粹領袖去研究如何改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管治體系，才可使它們更有能力去回應另類全球化所帶來的內外挑戰。
作者是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與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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