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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律政司計劃提出司法覆核，把立法會議員劉小麗的宣誓是否有效的爭議提上法庭。劉小麗質疑這是特首梁振英把反對聲音逐一擊破的政治迫害。在立法會宣誓風波、特首選戰、以及持續了好幾年的中港矛盾下，香港「赤化」的焦慮已遍佈各社會階層。關心政治的香港人，慨嘆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不保；就算不關心政治、只求餬口生活的市民，大約也從水貨客爭議、遊客迫爆鬧市，以至是內地民眾跟香港人於公共交通或公眾地方的衝突，感受到所謂「赤化」的危機感。
除了政治及社會衝突外，傳媒近來亦多了有關香港經濟「赤化」的報道：中資背景的財團以高價在香港投地、香港股票市場「A股化」，以至是中資力量正在香港各行各業大展拳腳。香港素來以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自居。不過在「赤化」的焦慮下，看來連這些植根於港英年代的傳統智慧，也安撫不了人心。
赤化焦慮由來已久
香港社會對「赤化」的焦慮，由來已久。二戰後，中國易幟，國府遷台，大量內地移民南下香港，使這港英殖民地的人口驟然大增。及後1950至1970年代，大陸爆發一連串的政治鬥爭，加上全國大饑荒，使內地民眾持續南逃來港。隨後內地局勢於1970年代後期穩定下來，香港亦漸漸收緊入境政策，中港雙方隨後慢慢規範兩地的人員往來。這幾批南遷而來的內地民眾，便成為香港二戰後的第一代香港人。
這批二戰後的第一代香港人，心繫家鄉，並不懷疑自己是中國人的身分，甚至未必對「香港人」這3個字有強烈的認同感。不過，由於在大陸飽歷劫難、目睹親朋蒙難、親歷「三反五反」、「大躍進」變作「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歷史場面，故此恐共疑共之情油然而生。香港之於他們，未必是理想中的家園；港英之於他們，更難以是效忠的對象；不過，港英的殖民旗幟及邊界，使香港成為了隔離中國共產黨管治的棲身之所，則於願足矣。
是故九七主權移交於香港社會來說，充滿了複雜情緒──高舉中國民族主義大旗者有之，但恐共疑共、要求英國不要放棄香港者，亦大有人在。而土生土長的第二代香港人，雖然未必有生活於中共管治下的經驗，但卻經歷了香港社會經濟起飛、大陸相對動盪落後的文化感覺。這份文化感覺，使香港社會對大陸社會產生了負面想像──人民質素未成熟、罪惡問題橫行等，亦使恐共疑共的社會焦慮持續下去。而及後的六四事件，更成為這一代香港人恐共疑共的集體回憶，並燃起「民主抗共」的思潮──透過政制民主化，阻止中共操控香港。
大陸自1990年代起經濟開始起飛，為香港提供了大量商機；而九七主權移交後，中港兩地交往頻繁，增進了香港人對中國現代化的文化感覺。中港關係亦於回歸初期，經歷過一段蜜月期。及後2003年的國家安全立法爭議和七一大遊行，改變了中央對港政策，由回歸初期的「積極不干預」漸漸變為「積極有為」：善用香港的國際地位和產業優勢（例如內地企業透過香港作為踏上國際金融界的平台、以香港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試點）、把香港納入國家的五年規劃中、以及全面介入香港的政治爭議──於2004年發動「愛國論」的爭議，重奪香港普選討論的話語權，並透過多次的人大釋法及決定，盡用《基本法》條文中有利於北京控制香港的詮釋空間，以確保香港的普選方案不會「走樣」，中聯辦亦被指多次介入香港選舉。另一方面，隨着大量內地人士於利用自由行政策訪港，兩地之間的文化差異亦於香港社會浮現，並成為民間熱話。
社會焦慮威力較恐懼感更大更深遠
在這背景下，存在香港多年的恐共疑共情緒亦持續發酵，成為如今街知巷聞的赤化爭議。恐共疑共，針對的是中共執政集團；但赤化的社會焦慮，則是連中國內地的民眾，亦成為引發社會焦慮的藥引。「雙非」人士使用香港社會服務、水貨客問題、內地部分人士於香港公共地方的行為所引發的文化差異爭議，所針對的已不單是中共當權者，而是對深圳河以北的國度的一種負面文化想像。這種負面的文化想像，成為香港深入民心的都市傳說。其中最為人知的，便是拐子佬的消息。即使香港警方一次又一次地澄清香港未發現有關拐子佬確實證據，但相關的傳聞及消息仍於香港民間不脛而走。為何？內地社會的拐子佬新聞不斷，配以香港的赤化情緒，便成為這都市傳說的土壤。這些對內地社會充滿負面文化想像的都市傳說，往往口耳相傳，反過來成為赤化危機感的助燃料。
此外，恐共疑共的恐懼感，目標明確──就是中共執政集團。而社會對赤化的焦慮，則是一種目標不明、但卻讓人無時無刻都惴惴不安的危機感。這種焦慮可以投射在特首梁振英身上，可以投射在任何一個建制派及內地官員身上，可以投射在所有看不順眼的內地民眾身上，甚至投射在任何的政敵身上──只要對方做了一些不順心的事，便指他「投共了」。所以，社會焦慮的政治及社會威力，往往較恐懼感更大、更深遠。
焦慮經幾代發酵 難以政治批鬥平息
香港社會的赤化焦慮，已經成為政治光譜的一股力量。即使北京如何收緊《基本法》的詮釋空間、如何規限香港公職人員宣誓的方式、建制派如何「喊打喊殺」，亦無法消除這股已於香港成形的赤化焦慮。而且北京及建制派更應明白，香港社會這一股赤化焦慮，是由香港社會過往所經歷的恐共疑共情緒所累積下來。這股由幾代香港人所發酵而來的赤化焦慮，是難以透過政治批鬥平息的。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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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及社會衝突外，傳媒近來亦多了有關香港經濟「赤化」的報道：中資背景的財團以高價在香港投地、香港股票市場「A股化」，以至是中資力量正在香港各行各業大展拳腳。香港素來以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自居。不過在「赤化」的焦慮下，看來連這些植根於港英年代的傳統智慧，也安撫不了人心。
赤化焦慮由來已久
香港社會對「赤化」的焦慮，由來已久。二戰後，中國易幟，國府遷台，大量內地移民南下香港，使這港英殖民地的人口驟然大增。及後1950至1970年代，大陸爆發一連串的政治鬥爭，加上全國大饑荒，使內地民眾持續南逃來港。隨後內地局勢於1970年代後期穩定下來，香港亦漸漸收緊入境政策，中港雙方隨後慢慢規範兩地的人員往來。這幾批南遷而來的內地民眾，便成為香港二戰後的第一代香港人。
這批二戰後的第一代香港人，心繫家鄉，並不懷疑自己是中國人的身分，甚至未必對「香港人」這3個字有強烈的認同感。不過，由於在大陸飽歷劫難、目睹親朋蒙難、親歷「三反五反」、「大躍進」變作「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歷史場面，故此恐共疑共之情油然而生。香港之於他們，未必是理想中的家園；港英之於他們，更難以是效忠的對象；不過，港英的殖民旗幟及邊界，使香港成為了隔離中國共產黨管治的棲身之所，則於願足矣。
是故九七主權移交於香港社會來說，充滿了複雜情緒──高舉中國民族主義大旗者有之，但恐共疑共、要求英國不要放棄香港者，亦大有人在。而土生土長的第二代香港人，雖然未必有生活於中共管治下的經驗，但卻經歷了香港社會經濟起飛、大陸相對動盪落後的文化感覺。這份文化感覺，使香港社會對大陸社會產生了負面想像──人民質素未成熟、罪惡問題橫行等，亦使恐共疑共的社會焦慮持續下去。而及後的六四事件，更成為這一代香港人恐共疑共的集體回憶，並燃起「民主抗共」的思潮──透過政制民主化，阻止中共操控香港。
大陸自1990年代起經濟開始起飛，為香港提供了大量商機；而九七主權移交後，中港兩地交往頻繁，增進了香港人對中國現代化的文化感覺。中港關係亦於回歸初期，經歷過一段蜜月期。及後2003年的國家安全立法爭議和七一大遊行，改變了中央對港政策，由回歸初期的「積極不干預」漸漸變為「積極有為」：善用香港的國際地位和產業優勢（例如內地企業透過香港作為踏上國際金融界的平台、以香港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試點）、把香港納入國家的五年規劃中、以及全面介入香港的政治爭議──於2004年發動「愛國論」的爭議，重奪香港普選討論的話語權，並透過多次的人大釋法及決定，盡用《基本法》條文中有利於北京控制香港的詮釋空間，以確保香港的普選方案不會「走樣」，中聯辦亦被指多次介入香港選舉。另一方面，隨着大量內地人士於利用自由行政策訪港，兩地之間的文化差異亦於香港社會浮現，並成為民間熱話。
社會焦慮威力較恐懼感更大更深遠
在這背景下，存在香港多年的恐共疑共情緒亦持續發酵，成為如今街知巷聞的赤化爭議。恐共疑共，針對的是中共執政集團；但赤化的社會焦慮，則是連中國內地的民眾，亦成為引發社會焦慮的藥引。「雙非」人士使用香港社會服務、水貨客問題、內地部分人士於香港公共地方的行為所引發的文化差異爭議，所針對的已不單是中共當權者，而是對深圳河以北的國度的一種負面文化想像。這種負面的文化想像，成為香港深入民心的都市傳說。其中最為人知的，便是拐子佬的消息。即使香港警方一次又一次地澄清香港未發現有關拐子佬確實證據，但相關的傳聞及消息仍於香港民間不脛而走。為何？內地社會的拐子佬新聞不斷，配以香港的赤化情緒，便成為這都市傳說的土壤。這些對內地社會充滿負面文化想像的都市傳說，往往口耳相傳，反過來成為赤化危機感的助燃料。
此外，恐共疑共的恐懼感，目標明確──就是中共執政集團。而社會對赤化的焦慮，則是一種目標不明、但卻讓人無時無刻都惴惴不安的危機感。這種焦慮可以投射在特首梁振英身上，可以投射在任何一個建制派及內地官員身上，可以投射在所有看不順眼的內地民眾身上，甚至投射在任何的政敵身上──只要對方做了一些不順心的事，便指他「投共了」。所以，社會焦慮的政治及社會威力，往往較恐懼感更大、更深遠。
焦慮經幾代發酵 難以政治批鬥平息
香港社會的赤化焦慮，已經成為政治光譜的一股力量。即使北京如何收緊《基本法》的詮釋空間、如何規限香港公職人員宣誓的方式、建制派如何「喊打喊殺」，亦無法消除這股已於香港成形的赤化焦慮。而且北京及建制派更應明白，香港社會這一股赤化焦慮，是由香港社會過往所經歷的恐共疑共情緒所累積下來。這股由幾代香港人所發酵而來的赤化焦慮，是難以透過政治批鬥平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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