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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美國總統大選結束，結果出人意料。選舉後，已有很多評論討論過各種可能解讀，筆者想在本文談的，是如果我們回歸一些基本因素和過往美國大選的政治傳播研究，又可以如何理解今次選舉，以及新聞事件在今次選舉中的影響。
選舉後有人指出，特朗普當選不是完全不能預期的事。事實上，在過去大半年，不少美國政治和經濟學者建立了各種計量經濟模型（econometric model），並估計共和黨候選人可以勝出今次大選。10月初，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邀請了哈佛大學政治學者John Della Volpe來港談選舉民調。在一個午餐會上，Della Volpe也指出，不計算候選人質素，這次選舉本來就是共和黨勝算較高。
選舉結果或早由基本因素決定
要說明這點，先要由政治學者傳統上如何理解美國人的投票行為講起。話說很多美國政治學者都指出，美國選民平時不一定很緊貼時事；到了選舉時，主要是對過去幾年的社會狀况以及現任總統的表現作籠統回顧，從而決定投票給哪一名候選人，而在回顧社會狀况時，經濟狀况尤其重要。另外，不少美國選民都不想同一政黨執政太長時間，希望適當時候有所轉變。
以上觀點，也代表着選舉結果可能早就由一些基本因素決定。所以，學者建立了各種模型，利用幾個代表着「基本因素」的變項來解釋選舉結果。這些變項可以包括選舉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現任總統所屬政黨在國會的議席比例、現任總統在選舉年初時的民望等。這些模型得出的結果，往往跟真正結果差異非常小。例如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n Milwaukee的政治學者Thomas Holbrook在1990年代後期所建構的模型，嘗試只用3個變項解釋執政黨候選人的全國得票率：（1）現任總統在選舉年第二季的支持度；（2）選舉年5月時民眾對自身財務狀况的滿意度；以及（3）現任總統所屬政黨是否已主政超過兩屆。分析發現，用這3個變項來預測執政黨候選人的全國總得票率，預測數值和實際結果之間的差異，在1952至1992年間11次總統選舉中，平均只有0.81%。
今年的美國大選呢？專門進行選舉預測的PollyVote在選舉前總結了由不同學者建立的18個分析模型，預測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全國總得票比率為50.2%對49.8%，截至11月21日的點票結果，兩人的比率為50.5%對49.5%，相差只是0.3個百分點而已。
這並不是說右翼思想冒起等因素完全不存在，但數據顯示，各種獨特於這次選舉的因素（election-specific factors），總計起來其實互相抵消，使結果跟單從「基本因素」預測出來的差不多一模一樣。
選舉工程和新聞有影響 但有限制
不過，筆者想談的，是以上的結果對傳播學的意義是什麼。要留意，那些用來在計量經濟模型中解釋選舉結果的變項，都是投票日前幾個月就有的資訊。如果選舉結果可以在投票日前半年就能被準確預測到，選舉工程還有多大意義？選舉新聞——真新聞也好，假新聞也好——是完全沒有影響嗎？
上面提及的學者Thomas Holbrook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書，就名為Do Campaigns Matter？雖然是20年前的分析，但Holbrook的說法仍很有參考價值。他指出，如果參照滾動民調的結果，選舉工程和選戰期間的重大新聞，的確是對民意有影響的。例如美國選舉有個著名的現象，叫「convention bump」，指民主黨和共和黨在開了全國代表大會後，候選人的支持度都會上升，這顯示由電視直播的黨大會可以影響民情。「convention bump」在今次大選過程中也有出現。
不過，選舉工程和新聞事件的影響有3個主要限制。第一，兩大黨的支持者立場會較堅定，而既定立場會影響人們接收到什麼傳播信息，以及如何詮釋該些信息。傳播學者在大半世紀前已經發現，選舉中政治傳播難以改變選民態度，但可以鞏固選民態度。這代表着能夠被傳播影響的，多是游離票，而游離票比例不太多，所以影響幅度會受到限制。
第二，跟同一候選人相關的選舉工程或正面新聞事件的影響，可能會有「收益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的情况出現。例如剛剛提到，一個政黨開了全國代表大會，支持度會上升，而如果接着再有一件正面新聞事件出現，這事件雖然也可能對該政黨的支持度有幫助，但影響的幅度會比之前小。這是因為能被影響的始終主要是游離票，當一次正面事件發生時，部分游離票被吸納，剩下能再被吸納的游離票就更少，所以再有正面事件時，影響亦會較小。
第三，更基本的，是選舉裏有兩個主要政黨，大家都會各出其謀爭取選民支持，你開全國代表大會，我也開全國代表大會；你有一系列的選舉廣告，我也有；你在我的醜聞上做文章，我也在你的醜聞上做文章。結果，雙方的選舉工程和相關新聞製造出來的效應會傾向互相抵消。到最後，實際選舉結果會回歸基本因素。
傳播可產生有利一名候選人的「淨影響」
如果回看選舉期間的民意調查和主要選舉事件和新聞的關係，其實在是次選戰中，也有以上所說的情况。根據《紐約時報》所進行的民調統合，在9月中，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支持度相差不足3個百分點。9月下旬電視辯論開始，一般認為希拉里表現較佳，而兩人的民調差距亦的確開始拉闊，再加上10月7日爆發的侮辱女性錄音醜聞，在10月中，兩人的差距超過6個百分點。但值得留意，電視辯論加上錄音醜聞，都不過把兩人差距拉開3個百分點多一點而已。而到了10月下旬，「電郵門」又成了主要新聞，兩人的民調差距又再開始收窄，直至選舉前夕，又回到只得3個百分點。
說兩方陣營的選期傳播和相關新聞的影響傾向互相抵消，不等於這種相互抵消一定會很徹底。所有傳播事件、新聞和選舉工程加起來後，傳播是可以產生對其中一名候選人有利的「淨影響」（net effect）的。這「淨影響」一般而言會很小，但作為候選人，自然會寸土必爭，何况在一次異常緊湊的選舉中，很少的「淨影響」，也可能起決定性的作用。所以，Thomas Holbrook對「選舉工程重要嗎」這問題的答案，還是傾向肯定的，只是在一般情况下，選舉工程的整體效果不會很大。選舉背後，最重要的還是跟社會、政治和經濟相關的基本因素。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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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後有人指出，特朗普當選不是完全不能預期的事。事實上，在過去大半年，不少美國政治和經濟學者建立了各種計量經濟模型（econometric model），並估計共和黨候選人可以勝出今次大選。10月初，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邀請了哈佛大學政治學者John Della Volpe來港談選舉民調。在一個午餐會上，Della Volpe也指出，不計算候選人質素，這次選舉本來就是共和黨勝算較高。
選舉結果或早由基本因素決定
要說明這點，先要由政治學者傳統上如何理解美國人的投票行為講起。話說很多美國政治學者都指出，美國選民平時不一定很緊貼時事；到了選舉時，主要是對過去幾年的社會狀况以及現任總統的表現作籠統回顧，從而決定投票給哪一名候選人，而在回顧社會狀况時，經濟狀况尤其重要。另外，不少美國選民都不想同一政黨執政太長時間，希望適當時候有所轉變。
以上觀點，也代表着選舉結果可能早就由一些基本因素決定。所以，學者建立了各種模型，利用幾個代表着「基本因素」的變項來解釋選舉結果。這些變項可以包括選舉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現任總統所屬政黨在國會的議席比例、現任總統在選舉年初時的民望等。這些模型得出的結果，往往跟真正結果差異非常小。例如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n Milwaukee的政治學者Thomas Holbrook在1990年代後期所建構的模型，嘗試只用3個變項解釋執政黨候選人的全國得票率：（1）現任總統在選舉年第二季的支持度；（2）選舉年5月時民眾對自身財務狀况的滿意度；以及（3）現任總統所屬政黨是否已主政超過兩屆。分析發現，用這3個變項來預測執政黨候選人的全國總得票率，預測數值和實際結果之間的差異，在1952至1992年間11次總統選舉中，平均只有0.81%。
今年的美國大選呢？專門進行選舉預測的PollyVote在選舉前總結了由不同學者建立的18個分析模型，預測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全國總得票比率為50.2%對49.8%，截至11月21日的點票結果，兩人的比率為50.5%對49.5%，相差只是0.3個百分點而已。
這並不是說右翼思想冒起等因素完全不存在，但數據顯示，各種獨特於這次選舉的因素（election-specific factors），總計起來其實互相抵消，使結果跟單從「基本因素」預測出來的差不多一模一樣。
選舉工程和新聞有影響 但有限制
不過，筆者想談的，是以上的結果對傳播學的意義是什麼。要留意，那些用來在計量經濟模型中解釋選舉結果的變項，都是投票日前幾個月就有的資訊。如果選舉結果可以在投票日前半年就能被準確預測到，選舉工程還有多大意義？選舉新聞——真新聞也好，假新聞也好——是完全沒有影響嗎？
上面提及的學者Thomas Holbrook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書，就名為Do Campaigns Matter？雖然是20年前的分析，但Holbrook的說法仍很有參考價值。他指出，如果參照滾動民調的結果，選舉工程和選戰期間的重大新聞，的確是對民意有影響的。例如美國選舉有個著名的現象，叫「convention bump」，指民主黨和共和黨在開了全國代表大會後，候選人的支持度都會上升，這顯示由電視直播的黨大會可以影響民情。「convention bump」在今次大選過程中也有出現。
不過，選舉工程和新聞事件的影響有3個主要限制。第一，兩大黨的支持者立場會較堅定，而既定立場會影響人們接收到什麼傳播信息，以及如何詮釋該些信息。傳播學者在大半世紀前已經發現，選舉中政治傳播難以改變選民態度，但可以鞏固選民態度。這代表着能夠被傳播影響的，多是游離票，而游離票比例不太多，所以影響幅度會受到限制。
第二，跟同一候選人相關的選舉工程或正面新聞事件的影響，可能會有「收益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的情况出現。例如剛剛提到，一個政黨開了全國代表大會，支持度會上升，而如果接着再有一件正面新聞事件出現，這事件雖然也可能對該政黨的支持度有幫助，但影響的幅度會比之前小。這是因為能被影響的始終主要是游離票，當一次正面事件發生時，部分游離票被吸納，剩下能再被吸納的游離票就更少，所以再有正面事件時，影響亦會較小。
第三，更基本的，是選舉裏有兩個主要政黨，大家都會各出其謀爭取選民支持，你開全國代表大會，我也開全國代表大會；你有一系列的選舉廣告，我也有；你在我的醜聞上做文章，我也在你的醜聞上做文章。結果，雙方的選舉工程和相關新聞製造出來的效應會傾向互相抵消。到最後，實際選舉結果會回歸基本因素。
傳播可產生有利一名候選人的「淨影響」
如果回看選舉期間的民意調查和主要選舉事件和新聞的關係，其實在是次選戰中，也有以上所說的情况。根據《紐約時報》所進行的民調統合，在9月中，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支持度相差不足3個百分點。9月下旬電視辯論開始，一般認為希拉里表現較佳，而兩人的民調差距亦的確開始拉闊，再加上10月7日爆發的侮辱女性錄音醜聞，在10月中，兩人的差距超過6個百分點。但值得留意，電視辯論加上錄音醜聞，都不過把兩人差距拉開3個百分點多一點而已。而到了10月下旬，「電郵門」又成了主要新聞，兩人的民調差距又再開始收窄，直至選舉前夕，又回到只得3個百分點。
說兩方陣營的選期傳播和相關新聞的影響傾向互相抵消，不等於這種相互抵消一定會很徹底。所有傳播事件、新聞和選舉工程加起來後，傳播是可以產生對其中一名候選人有利的「淨影響」（net effect）的。這「淨影響」一般而言會很小，但作為候選人，自然會寸土必爭，何况在一次異常緊湊的選舉中，很少的「淨影響」，也可能起決定性的作用。所以，Thomas Holbrook對「選舉工程重要嗎」這問題的答案，還是傾向肯定的，只是在一般情况下，選舉工程的整體效果不會很大。選舉背後，最重要的還是跟社會、政治和經濟相關的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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