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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特朗普當選，對很多人是難以接受的事實。號稱「最大的自由民主國家」，選出一個不少言論立場都違反自由民主精神的人。這其實反映了現代自由民主體制面對的深層危機。而這危機，不光是因為特朗普這個人當選，而是現代西方民主政體的政治精英已經無法應付急速轉變的選民文化，民主體制亦未能承載人民的期望。
「不滿的公民」問題
西方的歷史悠久、發展水平較高的民主國家，近10多年來一直面對所謂「不滿的公民」（disaffected citizens）的問題。隨着人民的教育水平和民主意識提升，公民愈來愈不滿意當權者的民主表現，例如他們覺得民選政客講一套做一套、不能實踐政綱和真正代表民意，以及既得利益操控政府過甚、民選政治領袖都會犧牲和出賣普通民眾的利益、行為往往違背傳統自由民主精神等。「不滿的公民」覺得傳統政黨和枱面上見着的政治人物，不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和價值。為了抗議政治現狀，他們訴諸直接行動（例如佔領）抗議，把票投給「素人」或新生政黨，甚至支持極端或激進政治主張的新力量。他們覺得正常的政黨輪替根本不會帶來真正的改變，於是希望有更「出位」的政治領袖，希望可以「shake things up」。
選民覺得傳統政治找不到出路
在全球化的衝擊下，世上各國受壓迫的人民，10多年前紛紛把票投給左翼的政黨和候選人（最佳例子是拉丁美洲產生不少民選的左翼總統）；到了近年，不少弱勢和不滿的選民把票改投給右翼的、主張排外的政治力量。更多的選民覺得傳統的政治找不到出路，於是愈願意接受「另類」的選擇。
當然，沒有證據顯示右翼當政真的會解決他們的困境和壓迫，因為資本壟斷和既得利益的優勢不會輕易因選舉結果改變，社會上的各種不公和壓迫對民選政治也有極強的抗力。透過民主政治改變公共決策，未必便能抵擋各種全球政治經濟帶來的衝擊。
特朗普在整個選舉過程中有某種話語應該是對不少美國選民很奏效的：他經常說「those in Washington......」（那些在華府的人），利用一般民眾對主流政治和當權者的不滿和厭倦、渴望變遷的心態，鼓動他們投票把非主流的人送進權力中心。相較之下，他個人的道德問題便變得沒那麼致命，因為不少選民覺得長期在華府打滾的人，也不會是什麼好人。
這個情况其實和5年前的香港有點相似。有不少人當年支持梁振英，因為他們希望帶來改變，因為他們相信當時香港的狀况已經爛透，而應該只會蕭規曹隨、一直處於建制權力中心的唐英年一定不會帶來改變，於是心理上支持梁振英「博一博」。5年後的今天，他們當然可以清楚看到梁振英帶來的改變了。
政黨失選民信任 傳媒與民意脫節
前陣子在看一本書，是《衛報》前記者格雷活（Glenn Greenwald）寫有關他採訪斯諾登「吹哨」的經過。斯諾登執意要找英國（或者非美國）的傳媒作泄密，因為他覺得美國的所有主流傳媒都和華府太熟、關係太密切，找他們的話可能未揭密他的人就消失了（而斯諾登說揀香港發布，主要原因之一是希望身處的地方，是一個其人民與他同樣珍惜政治價值的地方，他的印象是香港雖然受中國的高壓統治，但卻努力奮鬥維護某些基本政治自由）。
特朗普當選暴露的危機，是現在美國的主流政治和政黨，已經慢慢流失選民的信任和支持。而主流傳媒更和新的民意走向有脫節現象。這種趨勢在不少西方國家已經出現一段時間，英國的兩黨壟斷輪替在2010年已經結束，脫歐公投充分反映政治精英無力掌握民意走向，只是這次美國總統選舉以全球注目的相當戲劇性的方式表達出來而已。
各國政治精英似已找不到應付方案
在網絡世代，選民的觀感變得相當快，快過主流傳媒和政治精英可以掌握的速度。各種社會的主要建制，都已經變得「離地」而無法掌握和管理這種極快轉變的選民情緒。於是民選上台的朴槿惠可以民望跌至5%，然後網上謠傳她辭職，很多人即時便會相信、轉發。問題是：當這種快來快去的民意找不到有效的載體，要持續推動建制改革，其實是相當困難的。結果是周而復始的失望而再找尋出路，而主流政治和群眾愈走愈遠，無法掌握民意也就無法以政策回應。
格雷活的書，以這段作結：
「即使最堅決的活躍分子往往也會陷入失敗主義。現有的體制似乎太強大、難以挑戰；正統似乎根深柢固、難以撼動；似乎有許多既得利益者努力要維持現狀。但是，我們要在怎樣的世界生活，不應是由一小撮精英黑箱作業決定，而是由我們人類集體來決定。吹哨揭密、政治採訪和各種運動，正是為了推進人類思考和做決定的能力。」
這段看似很合香港人用的東西，說的可是美國呢。這是一個熱愛民主自由的批判公民（critical citizen）對現今民主建制的評價。在很多公認民主體制較成熟的歐美民主國家，他們的民主表現已經滿足不了人民的期望了。對民主要求很高的公民，對各種常規的政治參與程序不存厚望，覺得代議制度和政黨政治只是某種「必要的惡」。但各國的政治精英，似乎已經找不到應付方案。
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各國右翼抬頭，看來只是這種危機的前奏。反民主制度邏輯的政治變遷，恐怕會陸續有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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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的公民」問題
西方的歷史悠久、發展水平較高的民主國家，近10多年來一直面對所謂「不滿的公民」（disaffected citizens）的問題。隨着人民的教育水平和民主意識提升，公民愈來愈不滿意當權者的民主表現，例如他們覺得民選政客講一套做一套、不能實踐政綱和真正代表民意，以及既得利益操控政府過甚、民選政治領袖都會犧牲和出賣普通民眾的利益、行為往往違背傳統自由民主精神等。「不滿的公民」覺得傳統政黨和枱面上見着的政治人物，不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和價值。為了抗議政治現狀，他們訴諸直接行動（例如佔領）抗議，把票投給「素人」或新生政黨，甚至支持極端或激進政治主張的新力量。他們覺得正常的政黨輪替根本不會帶來真正的改變，於是希望有更「出位」的政治領袖，希望可以「shake things up」。
選民覺得傳統政治找不到出路
在全球化的衝擊下，世上各國受壓迫的人民，10多年前紛紛把票投給左翼的政黨和候選人（最佳例子是拉丁美洲產生不少民選的左翼總統）；到了近年，不少弱勢和不滿的選民把票改投給右翼的、主張排外的政治力量。更多的選民覺得傳統的政治找不到出路，於是愈願意接受「另類」的選擇。
當然，沒有證據顯示右翼當政真的會解決他們的困境和壓迫，因為資本壟斷和既得利益的優勢不會輕易因選舉結果改變，社會上的各種不公和壓迫對民選政治也有極強的抗力。透過民主政治改變公共決策，未必便能抵擋各種全球政治經濟帶來的衝擊。
特朗普在整個選舉過程中有某種話語應該是對不少美國選民很奏效的：他經常說「those in Washington......」（那些在華府的人），利用一般民眾對主流政治和當權者的不滿和厭倦、渴望變遷的心態，鼓動他們投票把非主流的人送進權力中心。相較之下，他個人的道德問題便變得沒那麼致命，因為不少選民覺得長期在華府打滾的人，也不會是什麼好人。
這個情况其實和5年前的香港有點相似。有不少人當年支持梁振英，因為他們希望帶來改變，因為他們相信當時香港的狀况已經爛透，而應該只會蕭規曹隨、一直處於建制權力中心的唐英年一定不會帶來改變，於是心理上支持梁振英「博一博」。5年後的今天，他們當然可以清楚看到梁振英帶來的改變了。
政黨失選民信任 傳媒與民意脫節
前陣子在看一本書，是《衛報》前記者格雷活（Glenn Greenwald）寫有關他採訪斯諾登「吹哨」的經過。斯諾登執意要找英國（或者非美國）的傳媒作泄密，因為他覺得美國的所有主流傳媒都和華府太熟、關係太密切，找他們的話可能未揭密他的人就消失了（而斯諾登說揀香港發布，主要原因之一是希望身處的地方，是一個其人民與他同樣珍惜政治價值的地方，他的印象是香港雖然受中國的高壓統治，但卻努力奮鬥維護某些基本政治自由）。
特朗普當選暴露的危機，是現在美國的主流政治和政黨，已經慢慢流失選民的信任和支持。而主流傳媒更和新的民意走向有脫節現象。這種趨勢在不少西方國家已經出現一段時間，英國的兩黨壟斷輪替在2010年已經結束，脫歐公投充分反映政治精英無力掌握民意走向，只是這次美國總統選舉以全球注目的相當戲劇性的方式表達出來而已。
各國政治精英似已找不到應付方案
在網絡世代，選民的觀感變得相當快，快過主流傳媒和政治精英可以掌握的速度。各種社會的主要建制，都已經變得「離地」而無法掌握和管理這種極快轉變的選民情緒。於是民選上台的朴槿惠可以民望跌至5%，然後網上謠傳她辭職，很多人即時便會相信、轉發。問題是：當這種快來快去的民意找不到有效的載體，要持續推動建制改革，其實是相當困難的。結果是周而復始的失望而再找尋出路，而主流政治和群眾愈走愈遠，無法掌握民意也就無法以政策回應。
格雷活的書，以這段作結：
「即使最堅決的活躍分子往往也會陷入失敗主義。現有的體制似乎太強大、難以挑戰；正統似乎根深柢固、難以撼動；似乎有許多既得利益者努力要維持現狀。但是，我們要在怎樣的世界生活，不應是由一小撮精英黑箱作業決定，而是由我們人類集體來決定。吹哨揭密、政治採訪和各種運動，正是為了推進人類思考和做決定的能力。」
這段看似很合香港人用的東西，說的可是美國呢。這是一個熱愛民主自由的批判公民（critical citizen）對現今民主建制的評價。在很多公認民主體制較成熟的歐美民主國家，他們的民主表現已經滿足不了人民的期望了。對民主要求很高的公民，對各種常規的政治參與程序不存厚望，覺得代議制度和政黨政治只是某種「必要的惡」。但各國的政治精英，似乎已經找不到應付方案。
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各國右翼抬頭，看來只是這種危機的前奏。反民主制度邏輯的政治變遷，恐怕會陸續有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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