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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香港回歸中國，理應悉力消除過去因各豎屏障而產生的隔閡，加強彼此交流，藉此提升協同效應。「一國兩制」的構思，是希望在融合和強化兩地人民關係的同時，維持一定區分，用鄧小平的話是保持「10億同2000萬（台灣）和550萬（香港）的關係」（註1），讓香港繼續發揮獨特優勢。但是，隨着日子推移，我們似乎忽略了融合進程有其資源局限的內部邏輯：當資源仍未充分運用時，增加融合可產生更多邊際效益；但當資源已充分利用後，進一步融合則會超出其承擔能力，產生更多邊際成本，帶來更多矛盾與問題。當前兩地融合碰到不少棘手問題，原因之一是融合超出了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所能承擔的最適水平（optimal level）。
有關香港與內地融合的效益和成本計算，社會和學術界的討論甚多，大部分從經貿角度出發，所以常有「回歸後本地生產總值倍增」、「財政儲備豐厚」等說法。兩地融合無疑為香港帶來可觀的經貿利益，但社會與政治效益又如何呢？後者雖不易反映在統計數據上，但卻容易牽動人心，惟坊間的實徵分析不多。
融合過頭 影響港人對一國兩制觀感
根據我們的研究，在香港與內地融合的進程中，明顯出現了經貿利益易見、社會與政治效益難算的問題。其次，某些代價在彈丸大小的香港產生了巨大衝擊，在幅員及人口龐大的內地則並不起眼，導致兩地民眾對融合的效益和程度各有不同看法，繼而產生張力，觸發矛盾。「自由行」政策的落實和深化，可作為邊際效益轉變的例證；而港人的身分認同和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則可作為檢視社會與政治效益增減的指標。
在回顧「自由行」政策實施10年的時候，我們指出該政策改變了新中國成立以還香港與內地交往的基本格局：由原來只有港人才能自由往來兩地的單向，轉為內地居民亦可自由往來兩地的雙向格局（註2）。這樣的歷史性轉變，在融合初期因資源尚未全面運用，故能釋放巨大協同效益，令經貿、政治及社會的邊際效益同步上揚，邊際成本則處於相對較低的水平。但是，港府似未察覺兩地不斷加強融合，已引發社會資源漸趨飽和、邊際效益下滑，邊際成本則拾級而上的現實問題。
更甚的是，港府和部分業界在融合進程中，養成了「靠阿爺」的依賴心態——面對嚴重危機時，均向中央政府要求優惠政策而變得不思進取。其一突出例子，是2008年「金融海嘯」驟起，香港金融與經濟遭受衝擊時，並非奮發自強以提升競爭力，而是要求中央政府進一步放寬「自由行」政策，所以有了2009年深圳居民「一簽多行」政策。惟入境旅客急增，卻令兩地融合出現了「過頭」現象，即超過了最適水平。結果是邊際成本急升、邊際效益遽降，並影響了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觀感。
如撇除不缺客觀統計的經貿效益，港人身分認同是檢測社會與政治效益轉變的有效指標，因為若「中國人」身分認同上升，可反映「人心回歸」，對國家抱更強的歸屬感；相反，若轉向認同本土，僅自覺是「香港人」，抗拒「中國人」身分，甚至是留戀殖民統治，則出現「人心未回歸」問題。所以我們不妨以此作為分析切入點。
扼要地說，回歸後，香港與內地加強融合，市民的「中國人」身分認同穩中漸升。2003年推出「自由行」政策後，雖然旅客升幅加快，但市民的「中國人」身分認同仍保持升勢，並在2008年達到高點。惟其後則情况逆轉，出現「中國人」身分認同掉頭回落、「香港人」身分認同持續上升的情况，年輕人的變化尤其明顯（圖1、圖2）。
關鍵在港人享有融合效益出現逆轉
若將這現象放到兩地融合進程的轉變看，不難找到關鍵所在：港人享有的融合效益出現了重大逆轉。簡單來說，是由於資源尚未飽和、社經機會急待開發，所以增加訪港旅客帶來了可觀的邊際效益。到漸趨飽和水平時，各種邊際效益增長放緩，邊際成本則持續增長，近乎等同於邊際效益。然後在無節制下增加訪港旅客，令邊際效益從高峰回落、持續弱化，邊際成本卻不斷上升，各種社會及政治問題乃陸續爆發。以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為例，調查結果顯示，在1998至2009年間，信任度均值（2分為中點）一直輾轉上升；惟自2009年推出深圳居民「一簽多行」政策後則急速下滑，年輕人的態度逆轉尤其明顯（圖3）。顯示加強融合反帶來負面的社會及政治衝擊，情况與身分認同的重大轉變——即「香港人」身分認同攀升、「中國人」身分認同下滑——並沒二致。
港府未能掌握問題產生的社會衝擊
我們應如何理解這種轉變呢？最直接的解釋當然是因香港乃彈丸之地，當其資源已被充分利用後，進一步融合自然會產生邊際效益下滑、邊際成本上升的問題，後者尤其挑起了港人對內地居民乘融合之機到香港「爭資源」的疑慮和恐懼，甚至激化疑共、恐共和反共情緒，令問題變得複雜。最佳例子莫如「雙非嬰兒」問題的演變：由於《基本法》並不限制非香港永久居民父母所生子女在香港的居留權，2001年「莊豐源案」法庭確定「雙非子女」可獲香港居留權的法理依據後，內地孕婦乘「自由行」之便到港生育、子女可取得「香港人」身分的浪潮因而大盛，此舉被形容為內地孕婦到港「搶牀位」，令香港公私營醫療體系承受巨大壓力，引起本地孕婦及計劃生育的年輕人擔憂和不滿。
港府不但未能掌握此問題所產生的社會衝擊，沒有作出適切應對，反而繼續要求擴大「自由行」政策，令到港旅客持續急升，並令「搶牀位」問題，演變成「搶奶粉」、「搶學位」，甚至是擔憂日後出現「搶福利」、「搶職位」、「本土文化消失」等更嚴重的社會問題。至於旅客可在即日自由多次來回香港，更衍生了備受關注的水貨客問題，令鄰近邊境地區的交通及民生大受影響，進而激發兩地融合的矛盾，導致各種「狗」與「蝗蟲」的網絡對罵、連串以年輕人為骨幹的「光復」行動，令融合「過了頭」所衍生的問題不斷惡化。港人對兩地融合遂產生抗拒之心，既不利兩地關係，又給「一國兩制」實踐帶來巨大挑戰。
追求融合 應着重質素
總結而言，「一國兩制」無疑是具創見的歷史性制度安排，惟如何處理那個「10億」和「550萬」的關係，則是重大考驗。在這制度下，加強兩地融合乃情理所在，惟我們不能無節制地令「550萬」淹沒於「10億」大潮之中，因為這樣只會令「兩制」變為「一制」。所以我們在追求兩地融合時，不能單從數量入手（如旅客人次），而應着重質素（如能產生更大、更平衡的經貿和社會效益），畢竟香港只屬彈丸之地，社會承載力很容易便達到極限。
註1：鄧小平，2004年，《鄧小平論「一國兩制」》，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39
註2：鄭宏泰、尹寶珊，2014年，《「自由行」十年回顧：探討香港與內地的融合進程與嬗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作者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助理所長，
尹寶珊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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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與內地融合的效益和成本計算，社會和學術界的討論甚多，大部分從經貿角度出發，所以常有「回歸後本地生產總值倍增」、「財政儲備豐厚」等說法。兩地融合無疑為香港帶來可觀的經貿利益，但社會與政治效益又如何呢？後者雖不易反映在統計數據上，但卻容易牽動人心，惟坊間的實徵分析不多。
融合過頭 影響港人對一國兩制觀感
根據我們的研究，在香港與內地融合的進程中，明顯出現了經貿利益易見、社會與政治效益難算的問題。其次，某些代價在彈丸大小的香港產生了巨大衝擊，在幅員及人口龐大的內地則並不起眼，導致兩地民眾對融合的效益和程度各有不同看法，繼而產生張力，觸發矛盾。「自由行」政策的落實和深化，可作為邊際效益轉變的例證；而港人的身分認同和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則可作為檢視社會與政治效益增減的指標。
在回顧「自由行」政策實施10年的時候，我們指出該政策改變了新中國成立以還香港與內地交往的基本格局：由原來只有港人才能自由往來兩地的單向，轉為內地居民亦可自由往來兩地的雙向格局（註2）。這樣的歷史性轉變，在融合初期因資源尚未全面運用，故能釋放巨大協同效益，令經貿、政治及社會的邊際效益同步上揚，邊際成本則處於相對較低的水平。但是，港府似未察覺兩地不斷加強融合，已引發社會資源漸趨飽和、邊際效益下滑，邊際成本則拾級而上的現實問題。
更甚的是，港府和部分業界在融合進程中，養成了「靠阿爺」的依賴心態——面對嚴重危機時，均向中央政府要求優惠政策而變得不思進取。其一突出例子，是2008年「金融海嘯」驟起，香港金融與經濟遭受衝擊時，並非奮發自強以提升競爭力，而是要求中央政府進一步放寬「自由行」政策，所以有了2009年深圳居民「一簽多行」政策。惟入境旅客急增，卻令兩地融合出現了「過頭」現象，即超過了最適水平。結果是邊際成本急升、邊際效益遽降，並影響了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觀感。
如撇除不缺客觀統計的經貿效益，港人身分認同是檢測社會與政治效益轉變的有效指標，因為若「中國人」身分認同上升，可反映「人心回歸」，對國家抱更強的歸屬感；相反，若轉向認同本土，僅自覺是「香港人」，抗拒「中國人」身分，甚至是留戀殖民統治，則出現「人心未回歸」問題。所以我們不妨以此作為分析切入點。
扼要地說，回歸後，香港與內地加強融合，市民的「中國人」身分認同穩中漸升。2003年推出「自由行」政策後，雖然旅客升幅加快，但市民的「中國人」身分認同仍保持升勢，並在2008年達到高點。惟其後則情况逆轉，出現「中國人」身分認同掉頭回落、「香港人」身分認同持續上升的情况，年輕人的變化尤其明顯（圖1、圖2）。
關鍵在港人享有融合效益出現逆轉
若將這現象放到兩地融合進程的轉變看，不難找到關鍵所在：港人享有的融合效益出現了重大逆轉。簡單來說，是由於資源尚未飽和、社經機會急待開發，所以增加訪港旅客帶來了可觀的邊際效益。到漸趨飽和水平時，各種邊際效益增長放緩，邊際成本則持續增長，近乎等同於邊際效益。然後在無節制下增加訪港旅客，令邊際效益從高峰回落、持續弱化，邊際成本卻不斷上升，各種社會及政治問題乃陸續爆發。以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為例，調查結果顯示，在1998至2009年間，信任度均值（2分為中點）一直輾轉上升；惟自2009年推出深圳居民「一簽多行」政策後則急速下滑，年輕人的態度逆轉尤其明顯（圖3）。顯示加強融合反帶來負面的社會及政治衝擊，情况與身分認同的重大轉變——即「香港人」身分認同攀升、「中國人」身分認同下滑——並沒二致。
港府未能掌握問題產生的社會衝擊
我們應如何理解這種轉變呢？最直接的解釋當然是因香港乃彈丸之地，當其資源已被充分利用後，進一步融合自然會產生邊際效益下滑、邊際成本上升的問題，後者尤其挑起了港人對內地居民乘融合之機到香港「爭資源」的疑慮和恐懼，甚至激化疑共、恐共和反共情緒，令問題變得複雜。最佳例子莫如「雙非嬰兒」問題的演變：由於《基本法》並不限制非香港永久居民父母所生子女在香港的居留權，2001年「莊豐源案」法庭確定「雙非子女」可獲香港居留權的法理依據後，內地孕婦乘「自由行」之便到港生育、子女可取得「香港人」身分的浪潮因而大盛，此舉被形容為內地孕婦到港「搶牀位」，令香港公私營醫療體系承受巨大壓力，引起本地孕婦及計劃生育的年輕人擔憂和不滿。
港府不但未能掌握此問題所產生的社會衝擊，沒有作出適切應對，反而繼續要求擴大「自由行」政策，令到港旅客持續急升，並令「搶牀位」問題，演變成「搶奶粉」、「搶學位」，甚至是擔憂日後出現「搶福利」、「搶職位」、「本土文化消失」等更嚴重的社會問題。至於旅客可在即日自由多次來回香港，更衍生了備受關注的水貨客問題，令鄰近邊境地區的交通及民生大受影響，進而激發兩地融合的矛盾，導致各種「狗」與「蝗蟲」的網絡對罵、連串以年輕人為骨幹的「光復」行動，令融合「過了頭」所衍生的問題不斷惡化。港人對兩地融合遂產生抗拒之心，既不利兩地關係，又給「一國兩制」實踐帶來巨大挑戰。
追求融合 應着重質素
總結而言，「一國兩制」無疑是具創見的歷史性制度安排，惟如何處理那個「10億」和「550萬」的關係，則是重大考驗。在這制度下，加強兩地融合乃情理所在，惟我們不能無節制地令「550萬」淹沒於「10億」大潮之中，因為這樣只會令「兩制」變為「一制」。所以我們在追求兩地融合時，不能單從數量入手（如旅客人次），而應着重質素（如能產生更大、更平衡的經貿和社會效益），畢竟香港只屬彈丸之地，社會承載力很容易便達到極限。
註1：鄧小平，2004年，《鄧小平論「一國兩制」》，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39
註2：鄭宏泰、尹寶珊，2014年，《「自由行」十年回顧：探討香港與內地的融合進程與嬗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作者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助理所長，
尹寶珊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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