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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曾經，在阿富汗，拍照是罪。
自一九九六年塔利班執政，方圓六十五萬平方公里，再無快門聲。
直到五年後（二○○一年），美國入侵，塔利班失勢，記者才能光明正大拍照。
惟政局混亂，至今他們仍面對各方勢力恐嚇、襲擊。
二○一六年才過了三分之二，已有十名記者遇害。
數天前，曾獲普立茲獎的攝影記者Massoud Hossaini在首都喀布爾（Kabul）遭遇恐襲受傷。
Massoud的太太、全阿富汗首位女攝影記者Farzana Wahidy亦曾遭恐嚇，她說過，儘管面對性命危險，仍會堅持以鏡頭為被滅聲的人發聲。
紀綠片追蹤四名攝影師
即將在港上映的紀綠片《鎖不住的鏡頭》（Frame by Frame）到阿富汗追蹤四名攝影師，包括Massoud跟Farzana，還有紀實電視攝影師Wakil Kohsar及被譽為阿富汗攝影之父的Najibullah Musafer，講述當地記者的困境，獲二十一項國際大獎。Najibullah曾冒險於塔利班治下偷偷拍下多張照片，成為碩果僅存的歷史紀錄。
導演Alexandria Bombach說，影片於二○一三年拍畢，花了近三年進行後期製作，其間記者面對的威脅愈見嚴峻，過去一年更是情况最差的一年，由個別記者在街上遇襲，到電視台總部成為塔利班的軍事襲擊目標，去年一月有滿座的電台員工巴士遭炸彈襲擊。政府無力保護記者，不少施襲勢力甚至跟政府關係密切。不過，儘管性命朝不保夕，他們仍勇於揭露社會不公義。
當地首位女攝記 流淚拍下自焚的她
我有想過要否賭上性命做下去，但我在做的事（拍攝阿富汗女性）只有我能做，不能不繼續。
Farzana Wahidy在電影中說。在阿富汗，不少男性不許妻子拍照，而且男女之別甚嚴，因此能自由出入婦女社交場所的Farzana，是少數能拍攝女性的記者。片中，她到醫院燒傷部拍攝「自焚」的女病人，儘管已獲官方批文，醫生仍不許她在病房拍照，稱有「有勢力人士」的家屬在病房中，若拍照，不僅醫生自己，連整間醫院都會成為襲擊目標。
後來，Farzana採訪到一名「自焚」婦人，揭露「自焚」的真相。原來，不少「自焚」個案其實是嚴重家庭暴力，像片中受訪者，由丈夫的母親倒下燃料點火，最後逾六成皮膚燒傷，康復後被迫離婚，此生再無見過女兒一面。Farzana流着眼淚，舉起相機拍下對方哀傷的一刻。「女性也是社會的一分子，或許，仍有許多女性，希望有人講出她們的故事。」
Farzana為弱勢發聲的執著，來自她小時候被滅聲的經歷。二十年前，塔利班上台，推行多項極端政策，強迫婦女帶上頭巾及面紗，並不准女性上學。當時十三歲的Farzana走在街上，因沒有戴面紗，被一名陌生男子在街上跟蹤，對方更抽出鐵線當街鞭打她，母親就算在旁，也只能着她逃跑。至今，Farzana走在街上仍有心理陰影，「總是要逃，卻不知道在逃避什麼」。
恐襲以外 讓阿富汗人展示他們的世界
除了Farzana，紀錄片中另外三名受訪者也各有故事，其經歷除了造就今天他們對攝影的堅持，也折射出阿富汗的戰火，如何改變幾代人的人生。像Massoud如何在恐襲現場忍着悲痛，拍下後來獲普立茲獎的作品，並與相中人一家結下不解之緣；小時候生活尚算安穩的Wakil，為何到裁縫店打工八個月，存錢買下第一部相機開展他的攝影人生；還有Najibullah為何冒着生命危險，也要記錄當下的阿富汗。
導演Alexandria說：「攝影的威力，在於展示真實。新聞自由是監察政府的重要機制，他們希望揭露真相，並向外界展示阿富汗人堅強的一面。其實，進行自殺式炸彈襲擊的也是人。這群記者在做的事，可以為社會帶來重大改變。」這也是她與拍檔Mo Scarpelli到阿富汗拍攝這部紀錄片的初衷：「我希望透過電影，改變西方及其他方對阿富汗的看法，因人們通常只想到自殺式炸彈，而片中展現一個不一樣的觀點。這部電影是個平台，讓當地人展示他們的世界。」
第六屆人權紀錄片電影節
《鎖不住的鏡頭》（Frame by Frame）
導演：Alexandria Bombach、Mo Scarpelli
場次：九月二日及八日（第一場設粵語口述影像）
詳情：hrfilm.amnesty.org.hk
文﹕黃熙麗
圖﹕受訪者提供
編輯﹕屈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自一九九六年塔利班執政，方圓六十五萬平方公里，再無快門聲。
直到五年後（二○○一年），美國入侵，塔利班失勢，記者才能光明正大拍照。
惟政局混亂，至今他們仍面對各方勢力恐嚇、襲擊。
二○一六年才過了三分之二，已有十名記者遇害。
數天前，曾獲普立茲獎的攝影記者Massoud Hossaini在首都喀布爾（Kabul）遭遇恐襲受傷。
Massoud的太太、全阿富汗首位女攝影記者Farzana Wahidy亦曾遭恐嚇，她說過，儘管面對性命危險，仍會堅持以鏡頭為被滅聲的人發聲。
紀綠片追蹤四名攝影師
即將在港上映的紀綠片《鎖不住的鏡頭》（Frame by Frame）到阿富汗追蹤四名攝影師，包括Massoud跟Farzana，還有紀實電視攝影師Wakil Kohsar及被譽為阿富汗攝影之父的Najibullah Musafer，講述當地記者的困境，獲二十一項國際大獎。Najibullah曾冒險於塔利班治下偷偷拍下多張照片，成為碩果僅存的歷史紀錄。
導演Alexandria Bombach說，影片於二○一三年拍畢，花了近三年進行後期製作，其間記者面對的威脅愈見嚴峻，過去一年更是情况最差的一年，由個別記者在街上遇襲，到電視台總部成為塔利班的軍事襲擊目標，去年一月有滿座的電台員工巴士遭炸彈襲擊。政府無力保護記者，不少施襲勢力甚至跟政府關係密切。不過，儘管性命朝不保夕，他們仍勇於揭露社會不公義。
當地首位女攝記 流淚拍下自焚的她
我有想過要否賭上性命做下去，但我在做的事（拍攝阿富汗女性）只有我能做，不能不繼續。
Farzana Wahidy在電影中說。在阿富汗，不少男性不許妻子拍照，而且男女之別甚嚴，因此能自由出入婦女社交場所的Farzana，是少數能拍攝女性的記者。片中，她到醫院燒傷部拍攝「自焚」的女病人，儘管已獲官方批文，醫生仍不許她在病房拍照，稱有「有勢力人士」的家屬在病房中，若拍照，不僅醫生自己，連整間醫院都會成為襲擊目標。
後來，Farzana採訪到一名「自焚」婦人，揭露「自焚」的真相。原來，不少「自焚」個案其實是嚴重家庭暴力，像片中受訪者，由丈夫的母親倒下燃料點火，最後逾六成皮膚燒傷，康復後被迫離婚，此生再無見過女兒一面。Farzana流着眼淚，舉起相機拍下對方哀傷的一刻。「女性也是社會的一分子，或許，仍有許多女性，希望有人講出她們的故事。」
Farzana為弱勢發聲的執著，來自她小時候被滅聲的經歷。二十年前，塔利班上台，推行多項極端政策，強迫婦女帶上頭巾及面紗，並不准女性上學。當時十三歲的Farzana走在街上，因沒有戴面紗，被一名陌生男子在街上跟蹤，對方更抽出鐵線當街鞭打她，母親就算在旁，也只能着她逃跑。至今，Farzana走在街上仍有心理陰影，「總是要逃，卻不知道在逃避什麼」。
恐襲以外 讓阿富汗人展示他們的世界
除了Farzana，紀錄片中另外三名受訪者也各有故事，其經歷除了造就今天他們對攝影的堅持，也折射出阿富汗的戰火，如何改變幾代人的人生。像Massoud如何在恐襲現場忍着悲痛，拍下後來獲普立茲獎的作品，並與相中人一家結下不解之緣；小時候生活尚算安穩的Wakil，為何到裁縫店打工八個月，存錢買下第一部相機開展他的攝影人生；還有Najibullah為何冒着生命危險，也要記錄當下的阿富汗。
導演Alexandria說：「攝影的威力，在於展示真實。新聞自由是監察政府的重要機制，他們希望揭露真相，並向外界展示阿富汗人堅強的一面。其實，進行自殺式炸彈襲擊的也是人。這群記者在做的事，可以為社會帶來重大改變。」這也是她與拍檔Mo Scarpelli到阿富汗拍攝這部紀錄片的初衷：「我希望透過電影，改變西方及其他方對阿富汗的看法，因人們通常只想到自殺式炸彈，而片中展現一個不一樣的觀點。這部電影是個平台，讓當地人展示他們的世界。」
第六屆人權紀錄片電影節
《鎖不住的鏡頭》（Frame by Frame）
導演：Alexandria Bombach、Mo Scarpelli
場次：九月二日及八日（第一場設粵語口述影像）
詳情：hrfilm.amnesty.org.hk
文﹕黃熙麗
圖﹕受訪者提供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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