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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日本著名前外交官孫崎享在2012年著寫的《戰後史之正體：1945－2012》，中文譯本《戰後的日美同盟真相》終於在近日面世，由台灣的八旗文化出版。雖與原作相隔4年，但內容仍具豐富的參考價值。孫崎享對本書的史觀脈絡非常坦白，他認為戰後日美「同盟」的發展，其實是一部國內的隨美派和自主派（或部分抵抗派），以及美國政治體系不同對日主張聲音之間角力而成的歷史書。尤覺得「隨美」一詞翻譯有力，意指「自立」的反義不是「親美」。因為「親」蘊涵恩情；反之，《廣韻》解「隨」卻是「從也，順也」——日本要不自主，要不緊緊跟從、順服美國的步履。那麼，若把了解日本國策的討論，從日本自身擴展到美國的考慮，可能是更為符合現實的視野。在此以日本的國防和經濟近期走向為例。
美國左右日本國防政策
按孫崎享的觀察，一旦國內的隨美派佔上風，日本不同範疇的政策就會以美國的意願為主。當然，軍事也不會例外。現任首相安倍晉三雖是右翼政要，但他與傳統右翼有異，堅守《美日安保條約》，不反美，甚至抱親美的態度（註1），使日本近年的國防政策與美國並肩，如上年通過的新安保法就可見一斑。而最近備受關注的國防報道，是關於防衛省計劃把下年度申請費用定為歷史新高的5.17萬億日圓。不過，回首冷戰開始後，美國對日本的經濟、工業從佔領時期中「解封」，轉而把之改建為圍堵蘇聯的防波堤，更曾要求日方增加防衛預算（不過當時被重視與亞洲鄰國關係的首相鈴木善幸拒絕了）。今次防衛預算上漲的原因，亦難與美國現今的亞洲安全政策分割。事緣這次主要是為了加強日本應對北韓導彈威脅和中國在東海活動的能力，兩國正好是美國或明或暗欲抑制的對象。
曾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鮑威爾憶述，在冷戰末段，前蘇聯最後一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對他說過「你們必將尋找新的敵人」（General, you'll have to find a new enemy），果然一語道破。美國為了保持世界大國的地位，即使前蘇聯最終解體，在心理上必然有潛在的敵人。丁學良在千禧年撰文分析，在美國眼中，中國的政權既是極權左派，又是非基督教文化的非白人，經濟也有增長的潛力，有足夠條件成為首要外敵（註2）。美國數年前提倡「重返亞太」，明顯就是針對中國的興起。而隨美的日本，當然與美國同一陣線，以「圍堵中國」為目標，這同時也解釋了為何日本在南海爭議上異常活躍。
美國影響日圓匯率走勢
另一方面，我們可從日圓匯率窺探到日本受制於美國。不少評論都認為，日本在英國脫歐後，由於日圓成為避險工具而走強，推行量化寬鬆（QE）的機會很大，國內政界和央行亦對此屢放風聲，可見他們對QE蠢蠢欲動。問題是，何以瑞士在脫歐後能手起刀落干預匯市，倒是日本有點「雷聲大雨點小」的感覺？
很多人忽略了美國對日圓走勢的影響。美國在上世紀後期為了解決自己的赤字問題，不理當時經濟欣欣向榮的日本之死活，在1985年與日本、英國、法國及西德簽署《廣場協議》，「期待主要的非美元貨幣進一步實現有秩序的上升」，日圓只好走強，可見日圓匯率與美國利益並非互不相干。現在正是美國總統大選前夕，而日圓貶值會減低美國的出口，繼而有機會影響大選結果，所以執政的民主黨有對日方施壓的原因（註3）。雖然特朗普勝出的機會漸微，但民主黨應不會期望希拉里以出口衰退為開局。這可能就是聯儲局遲遲不加息的原因，因為加息會使美元轉強。在大選之前，盡量使美元走弱才是主旋律，所以美國加息或日本QE的機會並不大。即或美國聯儲局前主席伯南克上月造訪日本，與安倍及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會面，使輿論有傳日本可能會「直升機撒錢」，心水清者大概只會莞爾一笑。
縱觀現况來看，日本走的方向正是「隨美之道」，政策都多以美國的利益為上。孫崎享在書末統計過，在日本戰後史中，自主或部分抵抗派的首相及其內閣，短命居多。與其說安倍為了鞏固勢力而靠攏美國，不如說美國在「重返亞太」後需要這種「反中隨美」的日本政權，而讓他暫且存留。這樣看來，除非美國有日「脫離亞太」，否則日本自立難如鐵樹開花。
註1：侍建宇，〈安倍晉三與日本傳統右翼政治論述的差異〉（2013），刊於《台北論壇》
註2：《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香港：牛津，2014），增訂版，頁149至150
註3：〈美國為何冷處理日本匯市干預要求？〉，日經中文網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美國左右日本國防政策
按孫崎享的觀察，一旦國內的隨美派佔上風，日本不同範疇的政策就會以美國的意願為主。當然，軍事也不會例外。現任首相安倍晉三雖是右翼政要，但他與傳統右翼有異，堅守《美日安保條約》，不反美，甚至抱親美的態度（註1），使日本近年的國防政策與美國並肩，如上年通過的新安保法就可見一斑。而最近備受關注的國防報道，是關於防衛省計劃把下年度申請費用定為歷史新高的5.17萬億日圓。不過，回首冷戰開始後，美國對日本的經濟、工業從佔領時期中「解封」，轉而把之改建為圍堵蘇聯的防波堤，更曾要求日方增加防衛預算（不過當時被重視與亞洲鄰國關係的首相鈴木善幸拒絕了）。今次防衛預算上漲的原因，亦難與美國現今的亞洲安全政策分割。事緣這次主要是為了加強日本應對北韓導彈威脅和中國在東海活動的能力，兩國正好是美國或明或暗欲抑制的對象。
曾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鮑威爾憶述，在冷戰末段，前蘇聯最後一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對他說過「你們必將尋找新的敵人」（General, you'll have to find a new enemy），果然一語道破。美國為了保持世界大國的地位，即使前蘇聯最終解體，在心理上必然有潛在的敵人。丁學良在千禧年撰文分析，在美國眼中，中國的政權既是極權左派，又是非基督教文化的非白人，經濟也有增長的潛力，有足夠條件成為首要外敵（註2）。美國數年前提倡「重返亞太」，明顯就是針對中國的興起。而隨美的日本，當然與美國同一陣線，以「圍堵中國」為目標，這同時也解釋了為何日本在南海爭議上異常活躍。
美國影響日圓匯率走勢
另一方面，我們可從日圓匯率窺探到日本受制於美國。不少評論都認為，日本在英國脫歐後，由於日圓成為避險工具而走強，推行量化寬鬆（QE）的機會很大，國內政界和央行亦對此屢放風聲，可見他們對QE蠢蠢欲動。問題是，何以瑞士在脫歐後能手起刀落干預匯市，倒是日本有點「雷聲大雨點小」的感覺？
很多人忽略了美國對日圓走勢的影響。美國在上世紀後期為了解決自己的赤字問題，不理當時經濟欣欣向榮的日本之死活，在1985年與日本、英國、法國及西德簽署《廣場協議》，「期待主要的非美元貨幣進一步實現有秩序的上升」，日圓只好走強，可見日圓匯率與美國利益並非互不相干。現在正是美國總統大選前夕，而日圓貶值會減低美國的出口，繼而有機會影響大選結果，所以執政的民主黨有對日方施壓的原因（註3）。雖然特朗普勝出的機會漸微，但民主黨應不會期望希拉里以出口衰退為開局。這可能就是聯儲局遲遲不加息的原因，因為加息會使美元轉強。在大選之前，盡量使美元走弱才是主旋律，所以美國加息或日本QE的機會並不大。即或美國聯儲局前主席伯南克上月造訪日本，與安倍及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會面，使輿論有傳日本可能會「直升機撒錢」，心水清者大概只會莞爾一笑。
縱觀現况來看，日本走的方向正是「隨美之道」，政策都多以美國的利益為上。孫崎享在書末統計過，在日本戰後史中，自主或部分抵抗派的首相及其內閣，短命居多。與其說安倍為了鞏固勢力而靠攏美國，不如說美國在「重返亞太」後需要這種「反中隨美」的日本政權，而讓他暫且存留。這樣看來，除非美國有日「脫離亞太」，否則日本自立難如鐵樹開花。
註1：侍建宇，〈安倍晉三與日本傳統右翼政治論述的差異〉（2013），刊於《台北論壇》
註2：《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香港：牛津，2014），增訂版，頁149至150
註3：〈美國為何冷處理日本匯市干預要求？〉，日經中文網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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