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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二十年未到，「五十年不變」的莊嚴承諾彷彿從來沒有在地球出現。
近來，從法官需要「準確」理解《基本法》、廉政公署的大地震、到選舉主任取消參選人資格，不少香港人琅琅上口的核心價值一而再、再而三被衝擊。
但是，自從那場「波瀾壯闊」的雨傘運動，愈來愈多香港人從感動、醒覺，步向乏力、絕望。
即使底線不停被衝擊、每天只有更荒謬、沒有最荒謬的新聞，社會運動日漸失去能量，大規模的動員、集會愈來愈困難。
面對上述的困局，溫和民主派則舉起自主、革新的大旗，主張公投去重奪未來。
另一邊廂，一直主持勇武抗爭的本土派考慮進入建制、爭取資源，從而爭取主流民意支持。
可是，除了黨派相互攻訐，很少人討論這些路線背後的理念、可行性。
一場發生在智利的公投也許讓我們從歷史經驗反思當下政局。
由民主到獨裁
比例代表制令議會分裂
自從十九世紀初的獨立運動，智利儘管經歷不少波折，它依然被視為南美洲其中一個相對穩定的民主政體。可是，社會各階層充滿壁壘分明意識形態的分歧：上層精英支持右翼建制，中產偏向溫和改革派，基層則投向激進左翼。更致命的是政治制度加劇這個問題。議會實行比例代表制，按得票比例分配席位，左中右的小型政黨因而有機會進入國會。其後一九六○年代全面普選，工人、農民有權投票。結果，議會內政黨林立、無任何政黨有過半數的議席。政治分歧使各政黨互相敵視、難以合作，這也埋下一九七三年軍人政變的伏線。另一方面，智利奉行總統制，以簡單多數制定勝敗。一九七○年右派協調失敗，讓主張國有化的左翼候選人阿連德（Allende）成功突圍，以百分之三十六的支持、三萬幾票之差的得票當選總統。他一上台就大刀闊斧推動經濟改革，得罪大量既得利益集團。可是，比例代表制讓總統所屬政黨只是議會的少數派。簡單而言，智利當時陷入府院之爭，希望行政主導的總統與四分五裂的議會相持不下，最終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再加上外圍經濟轉弱，美國中情局等外國勢力推波助瀾，社會更趨不穩。終於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智利爆發政變，皮諾切特為首的軍人包圍總統府。最後，總統（被）自殺，是為智利的「九一一事件」。
三年街頭抗爭失敗
政變後，皮諾切特上台執政。近廿年的獨裁統治讓三千人被殺、被消失，上萬人被捕、被虐打。可是，即使軍政府有槍有炮，但是跟其他獨裁政權一樣害怕手無寸鐵的平民。因此它在一九八○年舉行公投、通過新憲法。度身訂做的憲法讓皮諾切特當上任期長達八年的總統，並授與更多權力。為了統治認受性，它同時強調軍政府只是過渡角色，承諾智利最終達至全面普選。因此，軍政府提出了走向民主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其中最重要是訂明一九八八年會再以公投決定智利民主進程。反對派指摘這是假公投、偽民主，絕不接受這些政制安排。因此，他們在全國發動示威、罷課罷工，從而爭取真民主。儘管大批民眾反對獨裁統治，長達三年的街頭抗爭最終以失敗收場，智利的民主夢還是遙遙無期。
公投
反對派由杯葛到參與
一九八八年的大限將至，軍政府面臨認受性危機。像學者O'Donnell與Schmitter指出，它和其他獨裁政權面對同樣的難題：雖然它們想政權千秋萬代，但是對外必須強調自己同樣支持民主，願意交出權力、還政於民。這樣下來，一九八○年憲法反過來變了皮諾切特頭上的金鋼圈。另一方面，建制派不但坐擁無限供應的「蛇齋餅糉」，同時反對派四分五裂，加上過去公投的結果，因此軍政府自信滿滿。最終，它願意舉行一場（相對）公平的公投，並廣邀外國記者、觀察員參觀選戰。為了一舉解決認受性危機、繼續獨裁管治，這場假戲最終真做起來。簡單而言，如果「支持」的票數過半，皮諾切特的總統任期再續八年。相反，軍政府一年內交出權力，舉行總統與國會大選，讓智利重新踏上民主之路。
現在的問題是反對派是否應戰？反對派內鬥不斷，缺少互信。同時，他們不但擔心參與公投會變相合理化獨裁統治，更重要他們覺得球證、賽事主委都是皮諾切特的人，自然沒有勝算。因此，反對派最初打算像一九八○年的公投那樣杯葛公投、繼續街頭抗爭。可是，持續三年的社會運動已經失去能量，民主運動陷入死胡同。
學者民調扭轉抗爭路線
當時一些留學歸來、以學術為志業或生意的社會科學學者卻有一套想法，指出反對派脫離民情，以致他們策略出錯。皮諾切特執政時代，這些留美的學者被迫離開學院。他們於是在民間開設民意調查中心，以電話民調、聚焦小組等「離地」學術工具來謀生。根據民調，他們力勸反對派參與公投，並提出以下的建議，從制度內爭取民主。
一、多數智利人相信溫和而非激進、勇武的路線。他們想要民主，卻不想社會動盪。所以，反對派應該放棄街頭抗爭路線。
二、雖然軍政府偏幫大財團，但是最少三分之一市民（特別是為數不少基層）還是支持它的獨裁管治。這不但打破一直以來軍政府不得人心的講法，更重要指出反對派必須有針對性的選舉策略，才可能贏得主流民意。
三、儘管獨裁管治長達廿載，民主價值依然植根在智利民間，多數人還是相信民主制度。因此，公投並非毫無勝算，勝敗關鍵是能否動員這些和理非的民主支持者出來投票。
化繁為簡 給民眾一條是非題
反對派最初一笑置之，無視書生之見。但是細看民調結果後，他們開始改變想法，認為這可能是唯一出路。因此，左中右的反對派政黨組成一個小組。可是，他們要求軍政府改變遊戲規則，取消原定的公投，要求即時舉行總統與國會大選。這個時候，學者指出多數民眾已經厭倦衝突，並擔心這些要求會刺激軍政府，再次造成流血清場。有別與平日學者將化簡為繁的習慣，智利的學者卻將政治複雜的問題化約為一條是非題：建議反對派暫時放下其他爭議，只需要參與公投、全力動員各自的支持者反對軍政府提出的議案，借它的遊戲規則推翻軍政府。
讓民眾投反對票
掃走衝突流血畫面
經過多次談判，反對派最終達成共識、參加這場公投。如是者，強而有力的宣傳變成了重中之重。二○一三年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智利電影《向政府說不》講述了這場公投。電影裏，從事廣告創作的主角以推銷可樂廣告的手法，為反對派制訂宣傳策略。當然，他只是編劇虛構出來的人物。現實裏的學者扮演了這個角色，不但設定整個選舉議題，更協助反對派調配有限資源。
首先，他們建議反對派成立的小組正名為「The committee for No」，從而突出這個目標。及後，他們以民調結果為基礎，制定選舉策略。多次民調結果均反映了民眾對軍政府心存恐懼。其中一位學者這樣總結當時民情：「民眾或者會登記做選民，但在投票日出門投下反對票卻是另一回事，這需要極大勇氣。」它同時反映了民眾不信任反對派，認為他們內鬥內行、缺少執行力。為了民眾能夠克服上述的恐懼、不信任，反對派的宣傳不再集中軍政府的暴行、過去的悲情歲月，把主題轉為歡笑即將來臨，例如當時其中一口號是「Joy is coming」。同時，他們將空泛的民主概念連結歡笑、希望、穩定、多元、團結等想像。恰巧，軍政府容許反對派在晚上十一點後播放十五分鐘的電視廣告。反對派借機宣傳這個主題。有別建制派硬銷兼說教，反對派的廣告不但避免流血衝突的畫面，而且娛樂性豐富，運用符號去吸引選民。
集中火力 對準群體爭選票
另一方面，反對派資源有限，不可能像軍政府發動銀彈攻勢。如何運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動員最多的支持者出來投下反對票是另一個大問題。儘管反對軍政府為社會多數，建制派卻成功動員近八成支持者登記為選民。反對派支持者的登記率則有不到六成。聚焦小組反映了城市居住的男性最反對皮諾切特，為此不惜以武抗暴。因此，反對派集中有限資源去動員出他們來投票，強調公投是難得的歷史機會去推翻軍政府。同時，民調顯示大批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還未作出決定，因此反對派的選舉工程都集中這些群體身上。最終，一九八八年十月五日的公投，反對派以約百分之十的優勢打破了軍政府的美夢，讓智利重新走回民主憲政的路。
何去何從？
叫醒沉睡的主流
當然，有人覺得香港面對不只是民主化的問題，更牽涉到中央與地方關係，所以智利等外國經驗不適用在香港。但是，我們回望智利公投故事，最少有幾點值得深思。
首先，雨傘運動後，社會運動失去方向。為了保持政治能量，愈來愈多人提倡從公投自決。可是，我們需要深思熟慮公投這把雙刃劍。事後，我們可以大聲恥笑智利軍政府的自大與失敗。但是，我們不應忘記獨裁政權不但擁有不對等的資源，而且可以選定吉日。他們更可以議題設定落手腳，例如抽起永續一國兩制的選項，只留下兩個極端的選項。舉起命運自主的大旗，公投就一定會勝利歸來？
咒罵恥笑 可讓多數人勇武起來？
更重要的是，有別港式比例代表制，公投是簡單多數制，成功就需要得到社會過半人支持。但是，除了出現陳勝、吳廣的極端情况，多數社會的主流都是溫和的「港豬」。他們可能每四年投票支持民主派、間中在網上分享政治花邊新聞。可是，他們更多時候是朝八晚八、放工看大台、搭車捉小精靈，放假就去各區飲飲食食。一些人可能在雨傘運動後覺醒。但是，那些先鋒黨真的認為無間斷地咒罵異己、恥笑「港豬」，就可以讓多數人勇武起來、推翻有槍有炮的獨裁政權？這或者不只是公投的問題，更影響整個社會運動的成敗。咒罵與恥笑只怕不能叫醒正在沉睡的「港豬」，更會把這些人推向建制。這樣下去，我們不禁要問：社會運動能否在得不到多數人支持，而取得成功？
最後，看罷智利的故事，我們並不需要神化學者的角色。假若他們懂得其他謀生技能，又或者沒有外國勢力資助他們做民調，那些學者也許只是民主運動上的路人甲。可是，這些巧合讓看似離地的社會科學理論和工具去解決智利民主運動的難題。回望今天的香港，我們聽到很多動聽的論述、綱領，但是有幾多學者願意每天踏實做那些基礎、沉悶的研究？
參考閱讀：Puryear, J.M. (1994). Thinking politics: intellectuals and democracy in Chile, 1973-1988.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文﹕鄧啟怡
圖﹕網上圖片
編輯﹕屈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近來，從法官需要「準確」理解《基本法》、廉政公署的大地震、到選舉主任取消參選人資格，不少香港人琅琅上口的核心價值一而再、再而三被衝擊。
但是，自從那場「波瀾壯闊」的雨傘運動，愈來愈多香港人從感動、醒覺，步向乏力、絕望。
即使底線不停被衝擊、每天只有更荒謬、沒有最荒謬的新聞，社會運動日漸失去能量，大規模的動員、集會愈來愈困難。
面對上述的困局，溫和民主派則舉起自主、革新的大旗，主張公投去重奪未來。
另一邊廂，一直主持勇武抗爭的本土派考慮進入建制、爭取資源，從而爭取主流民意支持。
可是，除了黨派相互攻訐，很少人討論這些路線背後的理念、可行性。
一場發生在智利的公投也許讓我們從歷史經驗反思當下政局。
由民主到獨裁
比例代表制令議會分裂
自從十九世紀初的獨立運動，智利儘管經歷不少波折，它依然被視為南美洲其中一個相對穩定的民主政體。可是，社會各階層充滿壁壘分明意識形態的分歧：上層精英支持右翼建制，中產偏向溫和改革派，基層則投向激進左翼。更致命的是政治制度加劇這個問題。議會實行比例代表制，按得票比例分配席位，左中右的小型政黨因而有機會進入國會。其後一九六○年代全面普選，工人、農民有權投票。結果，議會內政黨林立、無任何政黨有過半數的議席。政治分歧使各政黨互相敵視、難以合作，這也埋下一九七三年軍人政變的伏線。另一方面，智利奉行總統制，以簡單多數制定勝敗。一九七○年右派協調失敗，讓主張國有化的左翼候選人阿連德（Allende）成功突圍，以百分之三十六的支持、三萬幾票之差的得票當選總統。他一上台就大刀闊斧推動經濟改革，得罪大量既得利益集團。可是，比例代表制讓總統所屬政黨只是議會的少數派。簡單而言，智利當時陷入府院之爭，希望行政主導的總統與四分五裂的議會相持不下，最終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再加上外圍經濟轉弱，美國中情局等外國勢力推波助瀾，社會更趨不穩。終於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智利爆發政變，皮諾切特為首的軍人包圍總統府。最後，總統（被）自殺，是為智利的「九一一事件」。
三年街頭抗爭失敗
政變後，皮諾切特上台執政。近廿年的獨裁統治讓三千人被殺、被消失，上萬人被捕、被虐打。可是，即使軍政府有槍有炮，但是跟其他獨裁政權一樣害怕手無寸鐵的平民。因此它在一九八○年舉行公投、通過新憲法。度身訂做的憲法讓皮諾切特當上任期長達八年的總統，並授與更多權力。為了統治認受性，它同時強調軍政府只是過渡角色，承諾智利最終達至全面普選。因此，軍政府提出了走向民主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其中最重要是訂明一九八八年會再以公投決定智利民主進程。反對派指摘這是假公投、偽民主，絕不接受這些政制安排。因此，他們在全國發動示威、罷課罷工，從而爭取真民主。儘管大批民眾反對獨裁統治，長達三年的街頭抗爭最終以失敗收場，智利的民主夢還是遙遙無期。
公投
反對派由杯葛到參與
一九八八年的大限將至，軍政府面臨認受性危機。像學者O'Donnell與Schmitter指出，它和其他獨裁政權面對同樣的難題：雖然它們想政權千秋萬代，但是對外必須強調自己同樣支持民主，願意交出權力、還政於民。這樣下來，一九八○年憲法反過來變了皮諾切特頭上的金鋼圈。另一方面，建制派不但坐擁無限供應的「蛇齋餅糉」，同時反對派四分五裂，加上過去公投的結果，因此軍政府自信滿滿。最終，它願意舉行一場（相對）公平的公投，並廣邀外國記者、觀察員參觀選戰。為了一舉解決認受性危機、繼續獨裁管治，這場假戲最終真做起來。簡單而言，如果「支持」的票數過半，皮諾切特的總統任期再續八年。相反，軍政府一年內交出權力，舉行總統與國會大選，讓智利重新踏上民主之路。
現在的問題是反對派是否應戰？反對派內鬥不斷，缺少互信。同時，他們不但擔心參與公投會變相合理化獨裁統治，更重要他們覺得球證、賽事主委都是皮諾切特的人，自然沒有勝算。因此，反對派最初打算像一九八○年的公投那樣杯葛公投、繼續街頭抗爭。可是，持續三年的社會運動已經失去能量，民主運動陷入死胡同。
學者民調扭轉抗爭路線
當時一些留學歸來、以學術為志業或生意的社會科學學者卻有一套想法，指出反對派脫離民情，以致他們策略出錯。皮諾切特執政時代，這些留美的學者被迫離開學院。他們於是在民間開設民意調查中心，以電話民調、聚焦小組等「離地」學術工具來謀生。根據民調，他們力勸反對派參與公投，並提出以下的建議，從制度內爭取民主。
一、多數智利人相信溫和而非激進、勇武的路線。他們想要民主，卻不想社會動盪。所以，反對派應該放棄街頭抗爭路線。
二、雖然軍政府偏幫大財團，但是最少三分之一市民（特別是為數不少基層）還是支持它的獨裁管治。這不但打破一直以來軍政府不得人心的講法，更重要指出反對派必須有針對性的選舉策略，才可能贏得主流民意。
三、儘管獨裁管治長達廿載，民主價值依然植根在智利民間，多數人還是相信民主制度。因此，公投並非毫無勝算，勝敗關鍵是能否動員這些和理非的民主支持者出來投票。
化繁為簡 給民眾一條是非題
反對派最初一笑置之，無視書生之見。但是細看民調結果後，他們開始改變想法，認為這可能是唯一出路。因此，左中右的反對派政黨組成一個小組。可是，他們要求軍政府改變遊戲規則，取消原定的公投，要求即時舉行總統與國會大選。這個時候，學者指出多數民眾已經厭倦衝突，並擔心這些要求會刺激軍政府，再次造成流血清場。有別與平日學者將化簡為繁的習慣，智利的學者卻將政治複雜的問題化約為一條是非題：建議反對派暫時放下其他爭議，只需要參與公投、全力動員各自的支持者反對軍政府提出的議案，借它的遊戲規則推翻軍政府。
讓民眾投反對票
掃走衝突流血畫面
經過多次談判，反對派最終達成共識、參加這場公投。如是者，強而有力的宣傳變成了重中之重。二○一三年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智利電影《向政府說不》講述了這場公投。電影裏，從事廣告創作的主角以推銷可樂廣告的手法，為反對派制訂宣傳策略。當然，他只是編劇虛構出來的人物。現實裏的學者扮演了這個角色，不但設定整個選舉議題，更協助反對派調配有限資源。
首先，他們建議反對派成立的小組正名為「The committee for No」，從而突出這個目標。及後，他們以民調結果為基礎，制定選舉策略。多次民調結果均反映了民眾對軍政府心存恐懼。其中一位學者這樣總結當時民情：「民眾或者會登記做選民，但在投票日出門投下反對票卻是另一回事，這需要極大勇氣。」它同時反映了民眾不信任反對派，認為他們內鬥內行、缺少執行力。為了民眾能夠克服上述的恐懼、不信任，反對派的宣傳不再集中軍政府的暴行、過去的悲情歲月，把主題轉為歡笑即將來臨，例如當時其中一口號是「Joy is coming」。同時，他們將空泛的民主概念連結歡笑、希望、穩定、多元、團結等想像。恰巧，軍政府容許反對派在晚上十一點後播放十五分鐘的電視廣告。反對派借機宣傳這個主題。有別建制派硬銷兼說教，反對派的廣告不但避免流血衝突的畫面，而且娛樂性豐富，運用符號去吸引選民。
集中火力 對準群體爭選票
另一方面，反對派資源有限，不可能像軍政府發動銀彈攻勢。如何運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動員最多的支持者出來投下反對票是另一個大問題。儘管反對軍政府為社會多數，建制派卻成功動員近八成支持者登記為選民。反對派支持者的登記率則有不到六成。聚焦小組反映了城市居住的男性最反對皮諾切特，為此不惜以武抗暴。因此，反對派集中有限資源去動員出他們來投票，強調公投是難得的歷史機會去推翻軍政府。同時，民調顯示大批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還未作出決定，因此反對派的選舉工程都集中這些群體身上。最終，一九八八年十月五日的公投，反對派以約百分之十的優勢打破了軍政府的美夢，讓智利重新走回民主憲政的路。
何去何從？
叫醒沉睡的主流
當然，有人覺得香港面對不只是民主化的問題，更牽涉到中央與地方關係，所以智利等外國經驗不適用在香港。但是，我們回望智利公投故事，最少有幾點值得深思。
首先，雨傘運動後，社會運動失去方向。為了保持政治能量，愈來愈多人提倡從公投自決。可是，我們需要深思熟慮公投這把雙刃劍。事後，我們可以大聲恥笑智利軍政府的自大與失敗。但是，我們不應忘記獨裁政權不但擁有不對等的資源，而且可以選定吉日。他們更可以議題設定落手腳，例如抽起永續一國兩制的選項，只留下兩個極端的選項。舉起命運自主的大旗，公投就一定會勝利歸來？
咒罵恥笑 可讓多數人勇武起來？
更重要的是，有別港式比例代表制，公投是簡單多數制，成功就需要得到社會過半人支持。但是，除了出現陳勝、吳廣的極端情况，多數社會的主流都是溫和的「港豬」。他們可能每四年投票支持民主派、間中在網上分享政治花邊新聞。可是，他們更多時候是朝八晚八、放工看大台、搭車捉小精靈，放假就去各區飲飲食食。一些人可能在雨傘運動後覺醒。但是，那些先鋒黨真的認為無間斷地咒罵異己、恥笑「港豬」，就可以讓多數人勇武起來、推翻有槍有炮的獨裁政權？這或者不只是公投的問題，更影響整個社會運動的成敗。咒罵與恥笑只怕不能叫醒正在沉睡的「港豬」，更會把這些人推向建制。這樣下去，我們不禁要問：社會運動能否在得不到多數人支持，而取得成功？
最後，看罷智利的故事，我們並不需要神化學者的角色。假若他們懂得其他謀生技能，又或者沒有外國勢力資助他們做民調，那些學者也許只是民主運動上的路人甲。可是，這些巧合讓看似離地的社會科學理論和工具去解決智利民主運動的難題。回望今天的香港，我們聽到很多動聽的論述、綱領，但是有幾多學者願意每天踏實做那些基礎、沉悶的研究？
參考閱讀：Puryear, J.M. (1994). Thinking politics: intellectuals and democracy in Chile, 1973-1988.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文﹕鄧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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