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我回想二十年前，面對病人死亡，我certify death後會轉身就走。人死了，其他的事都不關醫生事了。但在我接手管理殮房後，我才知道，從certify那一刻起，是另一段路的開始。」
解剖病理科醫生陳嘉薰是個教徒，但他說的路，並不是人死後是否會上天堂那種路；而是從病房被推走開始，家人陪伴逝者走的最後一段路，也是喪親者踏進悲痛的第一段路。外國有人稱這為「蒙羞之路」（Walk of Shame）——他在新書《最後的房子》說了一個故事：幾年前，一個婆婆走了，仵工把她從病牀移到鐵箱裏，運到殮房。兒子跟在後面，途中遇上的人匆匆走避、別過臉，有的甚至在頭胸兩肩打劃十字。起初的路，人流多，但通往殮房的路，迂迴曲折，愈走愈荒涼，走廊殘舊、牆壁剝落，母親離開，兒子也像被遺棄。然而，到達殮房，一切並未終結，家屬等候辦理文件，連相擁而哭的空間都沒有。
出入殮房多年，陳醫生一直思考殮房的角色，總覺得普羅大眾以至醫護人員對它都存在誤解，導致在醫療制度改革多時，殮房一直原地踏步。「只有一種方法，令殮房不再卑微，就是讓人在這裏看到生命。」
教病人迎接死亡
陳嘉薰是陳醫生的筆名，他在書展的新書講座，聽說反應很熱烈。這在十年前，大概是想像不來的。近年社會多了關於死亡的討論，生前契約、死在家中，「現在醫管局也開始把紓緩治療放在很重要的位置，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醫生的培訓，是怎樣醫好病人，不會談怎樣教病人迎接死亡」。要打破社會禁忌，帶領時代進步，需要的時間往往漫長，但千里之行總要始於腳下。他說，八十年代的紓緩治療已開始專科培訓，但事實是要經歷十多二十年，社會才開始接受。如今，因為人口老化，香港的醫療體系事實上也不能再對死亡的問題視而不見，「殮房存放遺體的地方近年是增加了，但每到高峰期也不敷應用，未來二十年，死亡數字還會上升五成」。但在這些討論裏，好像從沒有人提起過殮房。
進入殮房之後……
陳醫生在醫學院畢業後，選擇進入解剖病理科，早就知道工作有部分時間須在殮房做解剖。病理科醫生，被稱為醫生的顧問，超過七成疾病也需要病理科醫生協助才可決定治療方法，「病理科醫生最多時間其實是花在顯微鏡下看細胞，例如分析癌症病人是否適合用標靶治療」。第一次入殮房，他說他沒什麼懸念，一般人以為狹窄的殮房三面牆都是鐵造的抽屜、中間有一張解剖用的鐵桌、燈光昏暗，都是只在電視劇才會出現，親人認屍，現實是不會在你面前拉開冷格、再拉開屍袋。「我入行的時候，殮房已不是這模樣。進入殮房，首先是家屬室，辦理文件、見醫生；之後是停屍間與瞻仰室，如果家屬要看遺體，殮房職員會把遺體移上推牀，再推到瞻仰室，家屬不會看到抽屜；最後是解剖室，有高度防感染的措施，因為若遺體有感染性，醫生一解剖，病菌就會撲向醫生。」不過，雖然不害怕，但在二○○一年、當主管請陳醫生幫忙管理殮房時，陳醫生的反應其實與一般人同樣抗拒，「心裏一千個不願意，朋友也勸我別做」。
殮房系統化 不靠口耳相傳
殮房，不止普羅大眾會忌諱，在醫療系統也是長期被忽略的地方，資源匱乏，形象低落，設施、制度都落後。他當年的任務，是要為了病理部可以加入國際認證計劃、讓醫院相關的研究在國際的醫學界裏有認受性，而把殮房的工作程序系統化、釐定指引，包括殮房光線、儲屍間溫度、地面濕滑程度、空氣循環系統、儀器精準度、防感染措施。十五年前，殮房所有工作，都只靠口耳相傳、沒有指引。立下指引後，殮房雖然算是系統化了，但這其實對殮房質素沒有太大改善。直至二○○七年，威爾斯親王醫院發錯遺體，火化後才被發現，公營醫院殮房自此電腦化，遺體出入只需掃描手帶，便可核實身分。
小得可憐的家屬區
「資源多了，殮房環境好了，我們有硬件，但軟件呢？殮房若要提升質素，質素其實在於是否能滿足社會的期望；遺體準確發出，就是期望？我覺得，這種只是『以屍為本』的殮房。」那時候開始，陳醫生一直思考殮房的角色，究竟除了存放遺體與解剖，還有什麼？出入殮房多年，陳醫生最常留意到的，是家屬區小得可憐，但出入的人除了家屬，其實還有來見家人的病理科醫生、殯儀館職員運走遺體，警察也來這裏跟進交到死因裁判處的個案。他見過好多家屬傷心到要人攙扶，但早坐滿人的殮房連一張可以讓他坐下的椅都沒有；有些家屬，則要坐在殮房外走廊的木櫈等候，「那是公眾地方，家人在路過的人前哭，我們是否想維持這種狀况直至永遠？」陳醫生說，偶爾會聽到嚎哭的聲音從地下殮房衝上自己在二樓的辦公室，每次總會問，我們是否可以再做好一點？
喪親者需要 冰冷變暖了
他曾問過喪親的朋友對殮房的印象，朋友唯一記得的是，職員把裝着父親的袋大力推送，粗暴得像在處理一個垃圾袋。「殮房以至整個醫療制度，其實沒有好好正視過喪親者的需要」，他們在殮房的經歷，不論是遺體被不尊重地移送，抑或是親人儀容不整潔，也往往讓他們多年無法釋懷。幾年前兒子陪伴母親走過「蒙羞之路」的故事其實未完結，兒子當日在殮房，苦苦哀求職員別把母親送進冷格，他的妹妹正在路上趕來見尚有餘溫的母親，可是職員只冷言相向，「個個家屬都這樣，我一百個人手也不夠」、「你先去殯儀公司，可以在殯儀館見」。那是個小醫院，殮房沒瞻仰的地方，一個醫生知道了，最後以「出事就我負責」來為這對兄妹安排向母親好好道別的機會，雖然醫生仁心仁術，現實是在僵化的制度裏根本沒有空間談關懷。「證實死亡後，醫生也能為在世的家屬做點什麼，譬如解釋死因，或帶家屬到離世病者的牀邊，留點私人空間，鼓勵家屬向親人道別。好好與死者道別，已是哀傷治療的第一步。」這在醫院中最常被忽略，二○一五年，瑪麗醫院為了解喪親者需要，曾在殮房做問卷調查，發現家屬對臨牀醫生在死後解釋病情的滿意度最低。
雖死猶生 工作思維
「如果我們重視的是有質素的end-of-life care，為什麼當生命終結，支援就一下子全面中斷？」End-of-life care，香港譯為臨終照顧，可我們或許就被「臨終」規範了，認為這只是病人的事，如何讓他在人生晚期得到關懷與尊重，卻忽略了生命的終結，影響最大的其實是在生的家人。陳醫生一直希望能改革殮房，做到「尊嚴尊重，善終善別」，認為要讓殮房不再卑微，唯一方法是讓人看到這裏的生命——親屬的生命、遺體因為捐贈和解剖為其他病者帶來的生命希望，還有遺體本來的生命。
在殮房，陳醫生曾經看見一個外科醫生跟遺體談話。「曾先生，我是外科的李醫生，現在為你縫針。」男病人未等及做縫合傷口的手術就離世，醫生因為答應過家屬，所以親自來到縫合，不過他雖在殮房，卻對他刀下的人如仍在生的病人一樣，嘗試溝通。
殮房職員大抵會說何必多此一舉，人都死了，但陳醫生覺得，這雖死猶生的態度正是殮房工作思維所忽略的。「因為大家知道，他們毫無知覺，於是我們習以為常，用『都死了』的眼光檢視一切……忽略他們曾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如果讓眼光聚焦生命，當職員為死者清潔儀容時，就不會因為「人都死了」而隨隨便便；在想隨便放置遺體時，會想想這遺體也是人。英國曾經發表一個「殮房服務在醫院」的研究報告，認為殮房卑微而隱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源於「人都死了」的觀念——人一旦去世，就脫離醫療系統，令殮房服務孤立，失去重視。
「人文醫學」關懷臨終病人
陳醫生知道，改革並不容易，阻力會從四方八面而來，他選擇了先從醫科生的教育做起，嘗試改變醫生對死亡的理解。「一直以來，關於死亡，醫科生只學如何向病人宣布壞消息和如何證實死亡。」直至二○一二年，港大醫學院開辦「人文醫學」必修課程，讓學生在六年的培訓學習傳統醫學知識外，也培養人文關懷，其中三年級會學到關懷臨終病人、認識死亡。不過，他發現課程裏沒有殮房的部分，向醫學院毛遂自薦，兩年後，他把殮房教育破天荒帶進醫學院，讓殮房成為醫科生必到的地方。
「安慰療效」落地玻璃自然光
但他想帶起的改革，並不止於教育。「尤其現在有好多醫院重建，廣華、瑪麗、聯合，還有天水圍醫院和兒童醫院落成，新殮房是否仍要讓家屬坐以前那些辦公室椅、封閉式的設計？去殮房仍然要繼續被羞辱？」他覺得，香港人應該有多一個選擇。他參考全球「死亡質量指數」（Quality of Death）連續兩年第一的英國，幾年前進行殮房改革時，把「安慰療效」融入環境設計（Healing Environment Concept），現正重建的瑪麗醫院，聽說新殮房的設計也會嘗試在這方面着手，這包括殮房裏不同人的流動路線，棺木進出、警察出入該好好分流，讓這些對喪親者的打擾減低。另外，大自然元素是個重點。「人在哀傷的時候，在大自然走走，往往會有一種安慰感。所以我覺得殮房應該用上落地玻璃，引入自然光。」這聽上去是個很震撼的想法，殮房用落地玻璃？醫院附近的民居反彈會好大，「落地玻璃外可以種些樹擋一擋視線，這也一舉兩得，既有自然光，也有自然的樹木」。至於室內，首先要摒棄的，也許就是讓家屬坐的辦公室椅。英國的研究指出，「家居式」的家具較「機構式」的更能起安撫作用，不過這在香港資源緊絀的醫療體制裏並不容易改變，「他們或許會質疑，門診部咁多櫈，拿一些去殮房不就行了？」
香港人，值得死得好一點
在繁重的醫院工作外，陳醫生一直用公餘時間關注殮房改革，還抽出時間寫書辦講座，我說他是個超人，他說，「或者你可以說我很蠢」。
事關直至幾個月前，仍有朋友勸他別太投入於殮房的事，但走到現在這地步，他說很想繼續走下去，「我很想知道，香港人是否也想有一個更人性化的殮房」。
他在書裏的序言有這麼一句：「香港人，是值得死得好一點。」
文：陳嘉文
圖：李紹昌、資料圖片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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