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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深入的時事評論真的愈來愈難寫，原因並不在於無話可說。相反，在這資訊氾濫的年代，每天總有新鮮事發生，我們也容易對這些剛發生的事情表達點想法。然而，正是由於新鮮資訊的生產周期愈來愈短，於急促變動的社會中書寫，總會出現仍未有很好地消化新信息前，就得下筆的壓力；另一方面，置身社會的兩極分化、時間與注意力成為稀缺資源的脈絡下，讀者也愈來愈不耐煩於仔細的閱讀，甚至傾向只追求簡化的立場和結論。
相對主義的知識危機
深度時評的書寫困難，反映的是一個更普遍的社會問題，也就是美國文化研究學者格羅斯堡（Lawrence Grossberg）所指的「知識危機」。他在新書We All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2015）中分析，在政治愈趨兩極分化的當代社會環境中，人們愈來愈失去了判斷客觀事實的基礎，從根本上否定真確無誤的知識的存在，甚至最終懷疑知識的價值和作用。
格羅斯堡不同意把當代社會的知識危機，全歸因於大眾和政客的愚昧無知，因為他觀察到，不少接受左中右不同政治立場的飽學之士，亦經常選擇性地接收或發放資訊，漠視與他們的政治立場或價值準則相異的「不方便證據」（inconvenient fact/evidence），出現了所謂的「亞馬遜效應」（the Amazon effect）——人們只接觸他們同意或願意接受的信息來源和知識。他也不同意資訊爆炸能完全解釋「知識危機」的出現，因為人們面對太多資訊而無所適從的情况，存在已久，但以往並沒有出現像今天一樣的對知識的質疑甚至貶抑；因此，問題不僅在於資訊的數量，更重要的是缺乏穩固的知識基礎，協助我們從眾多資訊來源中作出有根據的選擇。
格羅斯堡認為，「知識危機」的產生，除現代媒體的推波助瀾外，傳統上以守護和生產知識為任的大學，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指出，媒體傾向把知識商品化，追求即食及易消化的語詞、聲音及影像，政治立場先行、各打五十式的「觀點平衡」，不僅不利於需要時間研究、分析、整理、閱讀和吸收的知識生產和傳播，更由於其對知識的簡化處理，例如把最極端的醜聞，當作為學院知識生產的常態，其不經意的後果，往往是令受眾習慣戴上政治立場和經濟利益先行的眼鏡，徹底質疑所有知識的可信性，為反智鳴鑼開道。另一方面，面對愈來愈嚴重的管理主義壓力的大學教師和研究人員，也參與了「知識危機」的建構，生產大量與民眾生活脫節的論文書籍；而不斷分化的知識派別，亦導致了公說公有理的混亂準則，無法建立能客觀判別知識好壞的權威。更重要的是，不論接受哪一種政治立場，學院的知識分子也傾向選擇性地接收和發放與他們立場相近的資訊或知識。
悲觀主義的情感政治
與「知識危機」緊密相關，或可以說在背後支撐及強化「知識危機」的文化環境，是當代社會悲觀主義的氾濫。經歷了「689」和「831」的蹂躪，再加上最近的銅鑼灣書店和廉署「換馬」事件，港人大抵對悲觀主義的集體情緒不會陌生。格羅斯堡進一步分析，構成當代集體悲觀情緒的元素，包括了對現實社會的多元文化和社群差異的無感，取而代之的是愈來愈視任何事情都同等重要（或同等不重要）的犬儒態度 ；個人的決定或立場取向，不再建基於客觀的分析判斷，只純粹依據情感投注的強度作出抉擇，進一步強化帶很重相對主義味道的「知識危機」。
他又指出，當代的悲觀主義集體情緒，往往只容許兩種極端的情感政治選項：或是源自不容置疑的信念下產生的全知取態，或是植根於全然否定希望的犬儒退縮。這兩種情感狀態，不僅極端，而且還完全否定其對立項，希望滅之而後快。引伸出來的對政治實踐所產生的效果的判斷，是只容許全勝或全敗，也就是如果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就會被視為失敗，毫不接受政治上的勝利往往並不會一蹴而及，也不重視階段性的勝利能逐步開展出新的可能性。結果是，這種悲觀主義的情感，經常「擁抱失敗」，並視「失敗」只是因為己方缺乏權力或敵人太壞太賤。
此外，構成當代悲觀主義的還包括一種無處不在、無始無終的焦慮感，這種視所有事情都處於危機狀態的焦慮感，往往伴隨着兩種極端甚至截然相反的情感表現：或是過度活躍的行動主義，或是抑鬱難動。而對焦慮的反彈或回應，則往往是暴烈地針對他人或社會的憤怒和報復，造成了當代愈演愈烈的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對經歷了雨傘運動的港人來說，格羅斯堡的分析，是否也有點似曾相識？
傘運後的香港，不少民眾變得犬儒冷漠，對世界的前景不存希望，失卻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如何超越和克服這種瀰漫於當代社會的悲觀主義情緒，走出「知識危機」，應是未來的民主運動的重要任務。而理解民眾的真實感覺或需求，細緻聆聽和分析他們的憤怒、驚恐、不安、焦慮、希祈與欲望，興許是任何以民為本的政治實踐的起點。
走出失敗主義的窠臼
當代「知識危機」和集體悲觀情緒的一種共同表現，是失敗主義的感觀和認知取態，也就是很容易全盤否定過去的努力，同時又看不見未來的希望。因此，要超越當代「知識危機」和集體悲觀主義，就必須尋找方法走出失敗主義的窠臼。嘗試認真而客觀地檢視歷史經驗，改變我們對過去的「失敗」的簡化判斷，並從中發掘各種有限的「階段性勝利」及其長遠後果，或許能有助我們告別悲觀、保留希望。
例如，回顧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儘管革命者未能畢其功於一役，甚至很快出現了專制獨裁統治，但其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卻成為了現代社會的常識，影響深遠；又例如回到較近的香港，不少人都認為過去30多年的民主運動，包括雨傘運動，最終也一事無成，因而宣布必須以各種新的綱領，重新出發。然而，這判斷忘記了今天爭取民主的社會力量之所以能夠「重新出發」，實有賴於過去的民主運動所爭取到的「階段性勝利」成果的保障，包括2003年成功阻止23條立法，為迄今的公民抗爭保留了更大的空間；以至獲金像獎最佳電影的《十年》的「成功」，其實也建基於被描述為「失敗」的雨傘運動的「祝福」——體現於依據「命運自主」精神建立的「傘後」群體所組織的社區播映會，以至雨傘運動對演藝界的影響。
脫下失敗主義的短視眼鏡，以長遠的角度回顧民主運動的歷史經驗，我們或許能夠看到悲觀情感與「知識危機」以外的其他可能性。
參考書目及延伸閱讀：
Grossberg, Lawrence（2015）, We All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The Paradox of the U.S. Left（A Polemic）
（www.academia.edu/13048909/We_all_want_to_change_the_world_The_paradox_of_the_U.S._left_A_pol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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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主義的知識危機
深度時評的書寫困難，反映的是一個更普遍的社會問題，也就是美國文化研究學者格羅斯堡（Lawrence Grossberg）所指的「知識危機」。他在新書We All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2015）中分析，在政治愈趨兩極分化的當代社會環境中，人們愈來愈失去了判斷客觀事實的基礎，從根本上否定真確無誤的知識的存在，甚至最終懷疑知識的價值和作用。
格羅斯堡不同意把當代社會的知識危機，全歸因於大眾和政客的愚昧無知，因為他觀察到，不少接受左中右不同政治立場的飽學之士，亦經常選擇性地接收或發放資訊，漠視與他們的政治立場或價值準則相異的「不方便證據」（inconvenient fact/evidence），出現了所謂的「亞馬遜效應」（the Amazon effect）——人們只接觸他們同意或願意接受的信息來源和知識。他也不同意資訊爆炸能完全解釋「知識危機」的出現，因為人們面對太多資訊而無所適從的情况，存在已久，但以往並沒有出現像今天一樣的對知識的質疑甚至貶抑；因此，問題不僅在於資訊的數量，更重要的是缺乏穩固的知識基礎，協助我們從眾多資訊來源中作出有根據的選擇。
格羅斯堡認為，「知識危機」的產生，除現代媒體的推波助瀾外，傳統上以守護和生產知識為任的大學，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指出，媒體傾向把知識商品化，追求即食及易消化的語詞、聲音及影像，政治立場先行、各打五十式的「觀點平衡」，不僅不利於需要時間研究、分析、整理、閱讀和吸收的知識生產和傳播，更由於其對知識的簡化處理，例如把最極端的醜聞，當作為學院知識生產的常態，其不經意的後果，往往是令受眾習慣戴上政治立場和經濟利益先行的眼鏡，徹底質疑所有知識的可信性，為反智鳴鑼開道。另一方面，面對愈來愈嚴重的管理主義壓力的大學教師和研究人員，也參與了「知識危機」的建構，生產大量與民眾生活脫節的論文書籍；而不斷分化的知識派別，亦導致了公說公有理的混亂準則，無法建立能客觀判別知識好壞的權威。更重要的是，不論接受哪一種政治立場，學院的知識分子也傾向選擇性地接收和發放與他們立場相近的資訊或知識。
悲觀主義的情感政治
與「知識危機」緊密相關，或可以說在背後支撐及強化「知識危機」的文化環境，是當代社會悲觀主義的氾濫。經歷了「689」和「831」的蹂躪，再加上最近的銅鑼灣書店和廉署「換馬」事件，港人大抵對悲觀主義的集體情緒不會陌生。格羅斯堡進一步分析，構成當代集體悲觀情緒的元素，包括了對現實社會的多元文化和社群差異的無感，取而代之的是愈來愈視任何事情都同等重要（或同等不重要）的犬儒態度 ；個人的決定或立場取向，不再建基於客觀的分析判斷，只純粹依據情感投注的強度作出抉擇，進一步強化帶很重相對主義味道的「知識危機」。
他又指出，當代的悲觀主義集體情緒，往往只容許兩種極端的情感政治選項：或是源自不容置疑的信念下產生的全知取態，或是植根於全然否定希望的犬儒退縮。這兩種情感狀態，不僅極端，而且還完全否定其對立項，希望滅之而後快。引伸出來的對政治實踐所產生的效果的判斷，是只容許全勝或全敗，也就是如果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就會被視為失敗，毫不接受政治上的勝利往往並不會一蹴而及，也不重視階段性的勝利能逐步開展出新的可能性。結果是，這種悲觀主義的情感，經常「擁抱失敗」，並視「失敗」只是因為己方缺乏權力或敵人太壞太賤。
此外，構成當代悲觀主義的還包括一種無處不在、無始無終的焦慮感，這種視所有事情都處於危機狀態的焦慮感，往往伴隨着兩種極端甚至截然相反的情感表現：或是過度活躍的行動主義，或是抑鬱難動。而對焦慮的反彈或回應，則往往是暴烈地針對他人或社會的憤怒和報復，造成了當代愈演愈烈的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對經歷了雨傘運動的港人來說，格羅斯堡的分析，是否也有點似曾相識？
傘運後的香港，不少民眾變得犬儒冷漠，對世界的前景不存希望，失卻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如何超越和克服這種瀰漫於當代社會的悲觀主義情緒，走出「知識危機」，應是未來的民主運動的重要任務。而理解民眾的真實感覺或需求，細緻聆聽和分析他們的憤怒、驚恐、不安、焦慮、希祈與欲望，興許是任何以民為本的政治實踐的起點。
走出失敗主義的窠臼
當代「知識危機」和集體悲觀情緒的一種共同表現，是失敗主義的感觀和認知取態，也就是很容易全盤否定過去的努力，同時又看不見未來的希望。因此，要超越當代「知識危機」和集體悲觀主義，就必須尋找方法走出失敗主義的窠臼。嘗試認真而客觀地檢視歷史經驗，改變我們對過去的「失敗」的簡化判斷，並從中發掘各種有限的「階段性勝利」及其長遠後果，或許能有助我們告別悲觀、保留希望。
例如，回顧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儘管革命者未能畢其功於一役，甚至很快出現了專制獨裁統治，但其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卻成為了現代社會的常識，影響深遠；又例如回到較近的香港，不少人都認為過去30多年的民主運動，包括雨傘運動，最終也一事無成，因而宣布必須以各種新的綱領，重新出發。然而，這判斷忘記了今天爭取民主的社會力量之所以能夠「重新出發」，實有賴於過去的民主運動所爭取到的「階段性勝利」成果的保障，包括2003年成功阻止23條立法，為迄今的公民抗爭保留了更大的空間；以至獲金像獎最佳電影的《十年》的「成功」，其實也建基於被描述為「失敗」的雨傘運動的「祝福」——體現於依據「命運自主」精神建立的「傘後」群體所組織的社區播映會，以至雨傘運動對演藝界的影響。
脫下失敗主義的短視眼鏡，以長遠的角度回顧民主運動的歷史經驗，我們或許能夠看到悲觀情感與「知識危機」以外的其他可能性。
參考書目及延伸閱讀：
Grossberg, Lawrence（2015）, We All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The Paradox of the U.S. Left（A Polemic）
（www.academia.edu/13048909/We_all_want_to_change_the_world_The_paradox_of_the_U.S._left_A_pol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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