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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南海仲裁案判決一錘定音，宣判了「九段線」的死刑。雖然中國政府多番強調不接受、不參與及不承認裁決結果，但判決後中國不厭其煩地重申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並再次質疑裁決之合法性。自不用說，假若仲裁案是建基於脆弱的法理基礎，其結果必然受到挑戰。然而，把仲裁案包裝成單純的法律問題，亦無助理解判決背後的真正意義。由是，要徹底明白南海仲裁案的內蘊，我們必須從法理到現實政治梳理出一條脈絡，進而幫助思考南海問題的過去與未來。
九段線與海洋法之衝突
領土和領海均是國際法中的重要概念。按海洋法的普遍解釋，領海是領土的一種延伸，領土主權是領海主權的先決條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定義「專屬經濟區是領海以外並鄰接領海的一個區域」。正如2001年「卡塔爾——巴林案」判決中指出「陸地領土狀况是確定沿海國海洋權利的出發點」。由此可見，領土間接決定了海洋邊界的劃分和利益歸屬。傳統上，中國聲稱「九段線」界定了中國在南海的「歷史性權利」，當中不涉及單純的海洋劃界。換言之，「九段線」所代表的，不是一種疆域的劃界，而是權利的範圍和部分的領土主張。事實上，從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當中，我們可以窺見出此內容的端倪。中國政府聲稱「領海寬度為12海里」，而其領土包括「同大陸及其沿海島嶼隔有公海的台灣及其周圍各島」。公海的存在意味着「九段線」的主張決不是完全的排他性主權。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就是基於上述理解，認為「九段線」的「歷史權利」主張與公約相悖，裁定「九段線」無法律依據。
可惜的是，仲裁庭的裁決只處理了「九段線」蘊含的兩種主張其中之一，即中國的「歷史性權利」；然而，在海洋法的規範下，第二種主張才是構成權利背後的爭議所在，亦即「領土主權」。
如上所述，領土產生領海，進而構成專屬經濟區。中國主張「九段線」內的領土主權，無疑是主張了其領海及專屬經濟區。在處理專屬經濟區的問題上，仲裁庭直接以公約第13條和第121條裁定島礁沒法產生專屬經濟區、大陸架和海洋權利，明顯是排除了主權歸屬的考慮。雖然公約白紙黑字對領海和專屬經濟區有嚴格規定，但裁定變相否定了中國主張的領土主權，間接無視了公約本身「顧及所有國家主權」的主張。以中國的邏輯觀察，主權自然產生領海和專屬經濟區；仲裁庭的邏輯則是，南海島礁的地位決定領海和專屬經濟區。由於公約意在全面分配締約國對海洋區域的權利，而未有對島礁主權有清晰明確的界定，更無法對之審議，兩種邏輯自然形成涇渭分明、扞格不入之對立。這種「雞與雞蛋」式的爭論，在國際法上的確無法紓緩南海的緊張局面。要建立真正的海洋秩序，似乎要在國際法之上另覓道路。
義務是國際法的基石
中國政府多次主張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南海有關爭議，因此中國質疑菲律賓沒有遵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所達成的協議，單方面提交強制仲裁，是違反國際法。誠然，今天仲裁案證明了，「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探討建立信任的途徑」的承諾在海洋權利面前已經土崩瓦解。在主權觀念的驅使下，中國長期以來在南海填海和建設人工島嶼，務求改變南海各天然島礁的地理面貌來構成「既成事實」，確立國際法上的主權。以上行為與宣言規定——「各方承諾保持自我克制，不採取使爭議複雜化、擴大化和影響和平與穩定的行動」——相悖，無疑加劇了對立，造成今日的局面。即使中方聲稱填海和建設人工島嶼是主權範圍容許，如斯行為無疑令爭議複雜化，有違宣言精神。中國單方面責難菲律賓沒有遵守宣言而訴諸法律，難免予人倒果為因的感覺。
既然國際法和承諾都似乎失效，無助解決爭議，那麼南海問題是否注定是21世紀的計時炸彈？
在現實政治中，世界一向缺乏強力的國際組織來執行法律。但盱衡近代史的發展，世界卻未有走進《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那種「強者為所欲為，弱者承所需受」的惡劣情况。當中原因並非強者放棄利益，而是有一種政治道德規範了國家的行為，那就是「義務」。在長達479頁的南海仲裁案判辭當中，「義務」（obligation）一詞出現多達190次。事實上，國際法得以持之以恆地運作，是有賴不同國家以負責任的政治自覺來堅守當中的義務。簡而言之，義務就是國際法的礎石，一種約束力的來源。義務構成國際法的核心思想。缺乏履行國際法義務的操守，那麼國際法只會淪為被政治操控的工具，國際間的合作基礎將會付之東流。南海仲裁案告訴我們，無視自身的義務，任何承諾、宣言都只不過是一張廢紙。作為一個世界大國，中國遠比其他國家有義務遵守國際法，以樹立國際秩序的圖騰。如果連宣言當中的簡單承諾都履行不了，中國如何說服其他國家在互信的基礎上共同解決南海爭議？和平解決南海問題是最合乎各國的根本利益，尤其是中國。由是，與其責難菲律賓和仲裁庭的裁決，中國不如思考如何堅守國際法之義務，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向世界展現解決南海問題的決心和誠意，實現中國「互利共贏，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主張。
九段線與海洋法之衝突
領土和領海均是國際法中的重要概念。按海洋法的普遍解釋，領海是領土的一種延伸，領土主權是領海主權的先決條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定義「專屬經濟區是領海以外並鄰接領海的一個區域」。正如2001年「卡塔爾——巴林案」判決中指出「陸地領土狀况是確定沿海國海洋權利的出發點」。由此可見，領土間接決定了海洋邊界的劃分和利益歸屬。傳統上，中國聲稱「九段線」界定了中國在南海的「歷史性權利」，當中不涉及單純的海洋劃界。換言之，「九段線」所代表的，不是一種疆域的劃界，而是權利的範圍和部分的領土主張。事實上，從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當中，我們可以窺見出此內容的端倪。中國政府聲稱「領海寬度為12海里」，而其領土包括「同大陸及其沿海島嶼隔有公海的台灣及其周圍各島」。公海的存在意味着「九段線」的主張決不是完全的排他性主權。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就是基於上述理解，認為「九段線」的「歷史權利」主張與公約相悖，裁定「九段線」無法律依據。
可惜的是，仲裁庭的裁決只處理了「九段線」蘊含的兩種主張其中之一，即中國的「歷史性權利」；然而，在海洋法的規範下，第二種主張才是構成權利背後的爭議所在，亦即「領土主權」。
如上所述，領土產生領海，進而構成專屬經濟區。中國主張「九段線」內的領土主權，無疑是主張了其領海及專屬經濟區。在處理專屬經濟區的問題上，仲裁庭直接以公約第13條和第121條裁定島礁沒法產生專屬經濟區、大陸架和海洋權利，明顯是排除了主權歸屬的考慮。雖然公約白紙黑字對領海和專屬經濟區有嚴格規定，但裁定變相否定了中國主張的領土主權，間接無視了公約本身「顧及所有國家主權」的主張。以中國的邏輯觀察，主權自然產生領海和專屬經濟區；仲裁庭的邏輯則是，南海島礁的地位決定領海和專屬經濟區。由於公約意在全面分配締約國對海洋區域的權利，而未有對島礁主權有清晰明確的界定，更無法對之審議，兩種邏輯自然形成涇渭分明、扞格不入之對立。這種「雞與雞蛋」式的爭論，在國際法上的確無法紓緩南海的緊張局面。要建立真正的海洋秩序，似乎要在國際法之上另覓道路。
義務是國際法的基石
中國政府多次主張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南海有關爭議，因此中國質疑菲律賓沒有遵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所達成的協議，單方面提交強制仲裁，是違反國際法。誠然，今天仲裁案證明了，「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探討建立信任的途徑」的承諾在海洋權利面前已經土崩瓦解。在主權觀念的驅使下，中國長期以來在南海填海和建設人工島嶼，務求改變南海各天然島礁的地理面貌來構成「既成事實」，確立國際法上的主權。以上行為與宣言規定——「各方承諾保持自我克制，不採取使爭議複雜化、擴大化和影響和平與穩定的行動」——相悖，無疑加劇了對立，造成今日的局面。即使中方聲稱填海和建設人工島嶼是主權範圍容許，如斯行為無疑令爭議複雜化，有違宣言精神。中國單方面責難菲律賓沒有遵守宣言而訴諸法律，難免予人倒果為因的感覺。
既然國際法和承諾都似乎失效，無助解決爭議，那麼南海問題是否注定是21世紀的計時炸彈？
在現實政治中，世界一向缺乏強力的國際組織來執行法律。但盱衡近代史的發展，世界卻未有走進《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那種「強者為所欲為，弱者承所需受」的惡劣情况。當中原因並非強者放棄利益，而是有一種政治道德規範了國家的行為，那就是「義務」。在長達479頁的南海仲裁案判辭當中，「義務」（obligation）一詞出現多達190次。事實上，國際法得以持之以恆地運作，是有賴不同國家以負責任的政治自覺來堅守當中的義務。簡而言之，義務就是國際法的礎石，一種約束力的來源。義務構成國際法的核心思想。缺乏履行國際法義務的操守，那麼國際法只會淪為被政治操控的工具，國際間的合作基礎將會付之東流。南海仲裁案告訴我們，無視自身的義務，任何承諾、宣言都只不過是一張廢紙。作為一個世界大國，中國遠比其他國家有義務遵守國際法，以樹立國際秩序的圖騰。如果連宣言當中的簡單承諾都履行不了，中國如何說服其他國家在互信的基礎上共同解決南海爭議？和平解決南海問題是最合乎各國的根本利益，尤其是中國。由是，與其責難菲律賓和仲裁庭的裁決，中國不如思考如何堅守國際法之義務，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向世界展現解決南海問題的決心和誠意，實現中國「互利共贏，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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