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陣：一國兩制之痛：老細階級縮骨 / 文︰劉瀾昌

【明報文章】香港回歸進入了第20個年頭，但無論是建制派還是泛民都無人說滿意。為什麼會這樣，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從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結論。本文大膽提出一個看法—— 一國兩制之痛：老細階級縮骨。香港的資產階級也就是「老細階級」不能完成其對實施一國兩制的應有承擔，並使到代表自己的政治勢力不是不斷壯大從而成為穩定香港的重要支柱，反而是不斷萎縮。看看自由黨在回歸之初的輝煌到目前的困局，就不難理解到筆者這一論點。


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本質就是不實行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香港不是如中國憲法所規定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而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這種條件下，香港的「主角」是誰？香港的統治主體和領導主體是誰？毫無疑問，是香港的資產階級。也許，有人不同意，認為香港是多元社會，有龐大的中產階級，也有龐大的勞工階層，還有知識分子、公務員、專業人士，諸如此類。但是，稍微懂得一些世界發展史的人，稍微了解一點當下美歐等成熟資本主義社會運作的人士都會明白，在資本主義社會最有力量的是資本，主導這個社會的是資產階級，而其他都是次要力量，或者是依附在資產階級皮上的毛。


因此，奉行社會主義的中共的「初心」，對此有充分認識。北京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設計，其權力傳遞途徑是由中國共產黨到香港資產階級的代表和領袖以及由他們主導的香港領導班子，或者說這是中共領導香港的資產階級實行對香港的管治。


所謂「中共領導資產階級」並不是新鮮事，也不是新概念。中共奪取政權的過程，毛澤東稱之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質也就是中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孫中山創辦的後來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的模式是資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革命。結果國民黨輸給了共產黨，毛澤東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成熟以至是軟弱的，所以這場資產階級革命需要由共產黨領導。對於鄧小平展開的改革開放，也有中共理論家認為是共產黨再次領導資本主義建設。因此，香港的一國兩制，是中共透過香港的資產階級管治，就一點也不奇怪。


只是，似乎香港的資產階級也是政治不成熟以至軟弱缺乏承擔，未能完成歷史賦予的使命，以致回歸以來步履艱難，甚至出現忘記「初心」的傾向。所以，這也是一國兩制「初心」之痛。


對於中共透過香港「老細階級」管治香港，也許現在有人不信，這也是忘記「初心」的表現。其實，《基本法》的制定處處可以說明，基本法是確保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執法，也是有利資產階級施政執法。為什麼中共頂住壓力要設置「均衡參與」的原則，並堅持立法會設立功能組別，而且特首起初由選委會選舉產生，選委會組成尤其偏愛工商界等等；首任行政長官還特地選擇董建華這個商家出任；行政會議延續港英的傳統委任多名商界代表入局；同時，北京支持自由黨以及港進聯發展視其為治港重要力量，都是這種「初心」之證。可是，港進聯早早關門，而自由黨由盛而衰甚至田少被全國政協除名，都是香港「老細階級」未能作出歷史擔當的一個例證。香港的「老細」們不能在立法會有數量眾多的直接代表，也不能間接影響其他階層的多數代表，那麼他們又如何去鞏固這個資本主義制度呢？


眼界短淺 缺乏領導能力

事實上，撇開個別人士不說，從宏觀的理論層面也可以看到香港資產階級缺乏領導力。


其一，回歸以來，香港的資產階級未能為香港經濟發展新的強勁的內生動力。香港上世紀起飛成為「四小龍」之一，重要的是香港的工商界搭上了3次全球產業轉移的「便車」。內地改革開放，香港資本大舉北上，「前店後廠」，以珠三角為腹地，也一度獲得大發展之計。但是，急於找快錢，只重視房地產和短線加工業而不願投資高技術行業，而使到香港不但失去龍頭地位，而且有被邊緣化之虞。而香港自身則由於「地價樓價租金三高」的結構性矛盾，使產業空洞化、單一化。香港的工商大佬雖然坐擁巨額資金，但是缺乏對世界經濟潮流的把握，還是沉迷於地產、金融。尤其令人詬病的是，香港的「大老細」們回歸後財富都以幾何數字增長，但是如何回饋香港、如何想方設法加大投資尋找新產業則是無比乏力。當經濟領導力不濟之時，又如何有很強的政治領導力？


其二，在處理與其他階層矛盾時眼界短淺，只看眼前鼻尖下的利益，缺乏大局觀念，不肯蝕底，不懂得通過勞資和諧、社會和諧而營造有利的營商環境去謀取更大利益，不懂得香港整體好工商界才好的道理，在最低工資、最低生活保障、強積金對冲長期服務金方面，與勞方斤斤計較，與西方成熟的工商黨比較完全是小兒科的角色。


公務員之錯 其實「大老細」之錯

其三，在重大問題往往做出錯誤抉擇。自由黨以及背後某些「大老細」在23條立法的關鍵時刻就不再多言。本屆政府的陳茂波不敢動郊野公園，始終不能解決土地供應短缺的問題，只能靠「辣招」壓樓價，實際上還是向大地產商屈服。而大地產商的短視，造成香港地產市場呆滯，反而獲利減退並影響到地產業對香港GDP的貢獻。全民退保本是富裕穩定社會的應有之義，但是林鄭亦屈服於大商家擔心加稅的壓力。殊不知林鄭等常批評的歐美社會福利，也正是西方成熟資本主義全局意識和善於讓步的表現。而香港的福利離他們的「過度福利」還差得遠。公務員之錯實際上是「大老細」無形之手之錯。


其四，商人本身任議員更是幼稚。香港的資產階級一天不能尋找代議士，就一天都稱不上成熟。


香港資產階級無承擔力，難道不是中共只能親自出手、尋找「第二管治管道」的原因嗎？

劉瀾昌

資深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