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社評】港府官員到北京，與多個部門官員商討完善兩地通報機制，根據特首梁振英率同港官交代有關情况，說明事態取得一定進展。按可預估發展，內地與本港就新機制不難達至共識，不過，從銅鑼灣書店事件揭示出來的問題，顯示會否收到成效，除了有關規定做法須周延之外，主要視乎機制是否獲得尊重和落實執行。審視梁振英交代的「階段性成果」，通報機制還有不少空間尚待完善，才可減低重蹈覆轍的風險。
執法單位有灰色地帶
通報機制須明確界定
首輪商討取得的進展，包括通報時限在14日之內，通報內容包括列明所涉及案件及案情摘要，通報渠道增加通報方式及通報的對口單位等。現行通報機制實施15年以來，約九成個案都在14日內通報，達至的時限共識可以杜絕藉故拖延，是一項改進，加上通報內容明確化，各自增加對通報個案的了解，對妥善處理有一定幫助。
不過，以銅鑼灣書店事件的通報，在店長林榮基被內地拘留約8個月之後，前日港方才獲得通報；過去數月，本港警方按通報機制向內地查詢，遲遲未獲回覆，即使特首梁振英高調開腔，仍然不得要領，其後廣東省公安廳給港方的回覆只是片言隻字，連林榮基等人被拘留在寧波也未披露。所以，從通報時限和內容而言，內地處理林榮基等人的個案，未符合規定和要求，事態在本港引起軒然大波，然而迄今未見內地就此向港方交代發生了什麼事。有關情况，若顯示內地對今次通報失誤不當一回事，也沒有單位或個人需要負責，則即使有了新機制，會否確切落實執行，仍然只能走着瞧。
關於通報對口單位，歷來本港警方與廣東警方對口，銅鑼灣書店事件通報出現阻滯，廣東警方是否需負擔責任，缺乏資料研判。不過，設若本港直接與寧波公安局對口，相信情况會不一樣，起碼港方知道人被拘留在那裏，可設法發揮作用。由銅鑼灣書店事件，說明本港警方僅與廣東警方對口並不足夠，應該擴及與其他地方公安單位對口，互相通報港人在內地、內地人在港涉嫌犯罪被拘留的個案。另外，港方與公安部也要建立對口渠道，在與地方互動出現阻滯時，港方可以向公安部尋求協助。有關港方與內地地方和公安部的通報機制安排，在日後的文件須清晰寫明，使各方知所遵行。
梁振英在交代階段性成果時，就通報渠道表示「我們亦爭取通報範圍應該涵蓋所有執法單位」，這個說法可解讀為港方正在爭取，仍未與內地取得共識。現行通報機制寫明，內地須向本港通報的包括公安、海關、國安和人民檢察院的案件，不過，林榮基提及的「中央專案組」卻未見內地官方公開否認，是耶非耶尚待釐清。實際上，情况折射何謂內地執法單位，通報機制必須妥善準確處理。按港人一般理解，只要是「官方拘留」就應該通報。不過，內地體制黨政一家，港人很難搞清楚所謂「官方執法」，什麼時候涉及黨、什麼時候是政府辦事。由林榮基的案例，有理由相信通報阻滯與這種灰色地帶有關，因此，本港應該要求日後在通報機制文件羅列清楚，以達至涵蓋所有執法單位。
首輪商討除了上述情况需要深化、具體、清晰和明確之外，還有3點值得注意或爭取。首先，內地官場講求規格，現行通報機制，當年由香港特區保安局與公安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簽署，僅屬司局級的工作安排機制，內地廳級以上官員對此稍有鬆懈，地方上難以制衡；今次商討，由律政司長袁國強與公安部副部長陳智敏居中對談，顯示層級與上次相比，提升為副部級處理的事務。設若層級攸關通報機制的效力，則應該爭取相當於省部級的特首與公安部長簽署機制文件，以提高規格，強化通報機制的權威。
駐內地辦事處人員
應可探視被拘港人
其次，日後北京就通報機制，須加強對地方宣示，要求各地做好對香港的通報工作，特別是偏遠地區較少涉港事務，但是不能排除有港人涉嫌犯事，若未能及時通報而萌生誤會，就不好了。因為即使兩地在正常情况下完成了千百宗通報，只要一宗做得不好，就可能觸發風波，銅鑼灣書店事態就是例子，北京加強宣示和宣傳，可避免地方處理出現疏漏。
第三，盡快通報涉案被拘留港人，主要為使他們得到及時和必要協助，包括法律服務。目前本港在內地設有4個經貿辦事處，分別在廣東、上海、成都和武漢，另外在福建、深圳、山東和重慶也有聯絡處；港府應爭取這些辦事處和聯絡處的工作人員，在符合內地法律規定和要求下，可探視被拘留港人。今次商討，只要修補通報機制疏漏，強化其權威和進一步保障涉案港人的權利，將可重建港人和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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