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明報文章】「阻住人搵食！」在示威、集會或公民抗命等事件進行時，往往會聽到這一句批評。因為示威和集會，需要使用到公共空間，包括街道等，這對於日常於此作業者或許構成一點妨礙。然而，公共空間的使用，理當人人平等，行使表達自由者與經濟作業者理當有平等使用的權利。有關如何公平地使用公共空間這個議題，在此暫且不表。筆者希望帶出的，是另一個問題：行使表達自由、集會權利等公民權利，和「搵食」，是否必然對立？
「搵食」是香港常用的通俗用語，轉換成書面語，就是工作。能於安全環境工作、賺取合理的回報，屬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經社文權利）的一種，受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經社文公約）所保障，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一樣，於《基本法》明文規定適用於香港。而經社文權利除了工作權利，還包括福利、教育、住屋、醫療、享受文化生活等等日常生活的權利。
有人或會說，有安穩生活才可去抗爭。但事實上，公民和政治權利也是保障各項經社文權利，包括經濟權利、適足住屋權、工作權利等等的基礎。例如全球各地經常因徵地而出現的抗爭事件，就是一例。徵收土地，不止是純粹的土地業權的轉讓和賠償，受影響的居民往往需要改變生活方式，其社區支援網絡亦會受到破壞。但徵收的財團或政府卻往往純以土地價值計算，甚至有時利字當頭不作諮詢就執行。於是，圍繞徵地，經常出現糾紛。
適足住屋權不止限於有瓦遮頭
而適足住屋權本身，不止限於有瓦遮頭，更包括尊重尊嚴、生計、兼顧居民生活方式、社區網絡、文化身分表達、免遭逼遷、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獲取資訊和參與公共決策權。因此，不論徵收土地者是私人抑或政府，締約國政府均有責任保障市民原有生活方式和社區網絡，亦確保他們的這些權利受到尊重。
即使在土地上居住或工作的居民並非業權持有人，其相關權利亦應得到保障。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的第4號一般性意見（1991年）就指出，政府應對住房的使用權提供法律保障，而使用權除了業權，亦包括「租用（公共和私人）住宿設施、合作住房、租賃、房主自住住房、應急住房和非正規住區，包括佔有土地和財產。不論使用的形式屬何種，所有人都應有一定程序的使用保障，以保證得到法律保護，免遭強逼驅逐、騷擾和其他威脅」。而締約國應採取措施與受影響人士進行磋商（註1）。
烏坎事件見證表達和新聞自由力量
在中國徵地問題，比比皆是，過去1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不少財團均急速開發土地發展，而地方官員往往亦藉此撈上一筆。烏坎村就是其中一個例子。烏坎村的村民委員會私下將土地售予發展商賺錢，後來被村民發現。2011年，不滿村委會的烏坎村村民因上訪多次而問題仍未獲解決，觸發9月21日的村民大遊行，要求公開有關賣地紀錄及帳目，村民更與警方發生衝突。當地政府未有回應訴求，村民抗爭持續，後來村政府官員連夜集體逃亡，烏坎村民自組臨時理事會，與市政府談判，同時亦歡迎外媒採訪（註2）。及至12月，一名被當局拘留的村民薛錦波離奇死亡，當局企圖推說他是「心源性猝死」，但薛錦波女兒接受外媒訪問時表示當中疑點重重，引起中外關注（註3）。最後村民爭取到與廣東省委副書記對談，其要求獲得接納，村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林祖戀（前名林祖鑾）為村委會主任，並出任村書記。
5年前的烏坎事件見證了表達和新聞自由的力量如何向政府施加壓力，協助村民暫時維持着其仍存的適足住屋及選擇工作權利。但畢竟事件發生於一個異見者常常受到打壓，而政府並非由民選產生的國家。5年以來，歸還土地方案未落實，部分當年的核心抗爭者被秋後算帳，也有抗爭者心灰意冷，較為開明的省級官員亦被捕（註4）。於是，政府徵地賣地，又再死灰復燃，縣政府於未經烏坎村委及村民同意下，批准地產商進行17萬平方米的房地項目。村民大為不滿，身為村委會主任的林祖戀亦發起村民大會及組織上訪，希望當局正視有關問題。但村大會尚未召開，林祖戀就被帶走。
烏坎村再度風雲色變，觸覺敏銳的記者自然希望去尋求真相。當地鎮政府官員被記者追問相關問題時，情緒激動，並且襲擊記者。當局亦封鎖烏坎村，阻止記者入內。有記者成功突破封鎖線入村，得到村民掩護，更識穿政府各種企圖將記者引出村的把戲，而留在村中報道村民抗爭實况。當政府未能阻止記者採訪，就開始對記者抹黑，指其「鼓勵村民上訪」。
村民為保障自己的適足住屋權，對當局處理感到不滿，行使自己的和平集會和表達自由權利進行示威，本應理所當然；但當地政府非但無視居民的經社文權利受侵害，更企圖妨礙他們行使公民和政治權利：林祖戀被捕，未能定期與家人和律師接觸，亦令人憂慮其有否受到當局不人道對待。
更甚的是，6月21日，汕尾當局舉行記者會時，更播出林祖戀供認自己收受賄賂的片段，片段遭外界質疑是「被認罪」（註5）。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早前公開指，在媒體播放他的「認罪」片段，背後全有劇本操作。前車可鑑，更增添外界對林祖戀人身安全的憂慮。另一方面，政府公然阻礙市民行使表達自由，並對媒體進行操控，報道或播放其自編自導自演的「新聞」。市民自由接收資訊的權利，亦受到剝削。在此情况下，一般市民也很難想像自己的權益可以受到怎樣的侵害，也難以預先對有關當局進行質詢和監察。到真正面對時，可能就如烏坎村，一切已成既定之局。
人權的原則和空間一步都不能退
烏坎村的例子發生在中國，對市民言論自由的控制會較為極端；但即使在香港，當選舉制度本身亦向財團傾斜，政府和財團本身也就有較大的話語權。唯有在民間社會保持更多的自由，小市民才較有力量守護自己的權益。在近年菜園村、馬屎埔、新界東北等收地或重建的事件中不難發現，在新聞自由空間和集會自由空間都漸漸收窄時，市民能為自己爭取權益的空間，就更加之小。因此，捍衛經社文權、公民和政治權利，其實同樣重要，也需要我們努力堅守，一步都不能退。
註1：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第4號一般性意見：適足住屋權》，1991年
註2：《天下雜誌》第489期，〈從烏坎村看廣東奇蹟〉
註3：《陽光時務》第9期，〈薛錦波長女薛健婉自述〉
註4：端傳媒（2016年6月19日），〈現場：五年之後，烏坎村土地抗爭紅旗再起〉
註5：《蘋果日報》（2016年6月21日），〈律師解讀：林祖戀片多個信號顯示「被認罪」〉
「搵食」是香港常用的通俗用語，轉換成書面語，就是工作。能於安全環境工作、賺取合理的回報，屬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經社文權利）的一種，受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經社文公約）所保障，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一樣，於《基本法》明文規定適用於香港。而經社文權利除了工作權利，還包括福利、教育、住屋、醫療、享受文化生活等等日常生活的權利。
有人或會說，有安穩生活才可去抗爭。但事實上，公民和政治權利也是保障各項經社文權利，包括經濟權利、適足住屋權、工作權利等等的基礎。例如全球各地經常因徵地而出現的抗爭事件，就是一例。徵收土地，不止是純粹的土地業權的轉讓和賠償，受影響的居民往往需要改變生活方式，其社區支援網絡亦會受到破壞。但徵收的財團或政府卻往往純以土地價值計算，甚至有時利字當頭不作諮詢就執行。於是，圍繞徵地，經常出現糾紛。
適足住屋權不止限於有瓦遮頭
而適足住屋權本身，不止限於有瓦遮頭，更包括尊重尊嚴、生計、兼顧居民生活方式、社區網絡、文化身分表達、免遭逼遷、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獲取資訊和參與公共決策權。因此，不論徵收土地者是私人抑或政府，締約國政府均有責任保障市民原有生活方式和社區網絡，亦確保他們的這些權利受到尊重。
即使在土地上居住或工作的居民並非業權持有人，其相關權利亦應得到保障。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的第4號一般性意見（1991年）就指出，政府應對住房的使用權提供法律保障，而使用權除了業權，亦包括「租用（公共和私人）住宿設施、合作住房、租賃、房主自住住房、應急住房和非正規住區，包括佔有土地和財產。不論使用的形式屬何種，所有人都應有一定程序的使用保障，以保證得到法律保護，免遭強逼驅逐、騷擾和其他威脅」。而締約國應採取措施與受影響人士進行磋商（註1）。
烏坎事件見證表達和新聞自由力量
在中國徵地問題，比比皆是，過去1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不少財團均急速開發土地發展，而地方官員往往亦藉此撈上一筆。烏坎村就是其中一個例子。烏坎村的村民委員會私下將土地售予發展商賺錢，後來被村民發現。2011年，不滿村委會的烏坎村村民因上訪多次而問題仍未獲解決，觸發9月21日的村民大遊行，要求公開有關賣地紀錄及帳目，村民更與警方發生衝突。當地政府未有回應訴求，村民抗爭持續，後來村政府官員連夜集體逃亡，烏坎村民自組臨時理事會，與市政府談判，同時亦歡迎外媒採訪（註2）。及至12月，一名被當局拘留的村民薛錦波離奇死亡，當局企圖推說他是「心源性猝死」，但薛錦波女兒接受外媒訪問時表示當中疑點重重，引起中外關注（註3）。最後村民爭取到與廣東省委副書記對談，其要求獲得接納，村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林祖戀（前名林祖鑾）為村委會主任，並出任村書記。
5年前的烏坎事件見證了表達和新聞自由的力量如何向政府施加壓力，協助村民暫時維持着其仍存的適足住屋及選擇工作權利。但畢竟事件發生於一個異見者常常受到打壓，而政府並非由民選產生的國家。5年以來，歸還土地方案未落實，部分當年的核心抗爭者被秋後算帳，也有抗爭者心灰意冷，較為開明的省級官員亦被捕（註4）。於是，政府徵地賣地，又再死灰復燃，縣政府於未經烏坎村委及村民同意下，批准地產商進行17萬平方米的房地項目。村民大為不滿，身為村委會主任的林祖戀亦發起村民大會及組織上訪，希望當局正視有關問題。但村大會尚未召開，林祖戀就被帶走。
烏坎村再度風雲色變，觸覺敏銳的記者自然希望去尋求真相。當地鎮政府官員被記者追問相關問題時，情緒激動，並且襲擊記者。當局亦封鎖烏坎村，阻止記者入內。有記者成功突破封鎖線入村，得到村民掩護，更識穿政府各種企圖將記者引出村的把戲，而留在村中報道村民抗爭實况。當政府未能阻止記者採訪，就開始對記者抹黑，指其「鼓勵村民上訪」。
村民為保障自己的適足住屋權，對當局處理感到不滿，行使自己的和平集會和表達自由權利進行示威，本應理所當然；但當地政府非但無視居民的經社文權利受侵害，更企圖妨礙他們行使公民和政治權利：林祖戀被捕，未能定期與家人和律師接觸，亦令人憂慮其有否受到當局不人道對待。
更甚的是，6月21日，汕尾當局舉行記者會時，更播出林祖戀供認自己收受賄賂的片段，片段遭外界質疑是「被認罪」（註5）。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早前公開指，在媒體播放他的「認罪」片段，背後全有劇本操作。前車可鑑，更增添外界對林祖戀人身安全的憂慮。另一方面，政府公然阻礙市民行使表達自由，並對媒體進行操控，報道或播放其自編自導自演的「新聞」。市民自由接收資訊的權利，亦受到剝削。在此情况下，一般市民也很難想像自己的權益可以受到怎樣的侵害，也難以預先對有關當局進行質詢和監察。到真正面對時，可能就如烏坎村，一切已成既定之局。
人權的原則和空間一步都不能退
烏坎村的例子發生在中國，對市民言論自由的控制會較為極端；但即使在香港，當選舉制度本身亦向財團傾斜，政府和財團本身也就有較大的話語權。唯有在民間社會保持更多的自由，小市民才較有力量守護自己的權益。在近年菜園村、馬屎埔、新界東北等收地或重建的事件中不難發現，在新聞自由空間和集會自由空間都漸漸收窄時，市民能為自己爭取權益的空間，就更加之小。因此，捍衛經社文權、公民和政治權利，其實同樣重要，也需要我們努力堅守，一步都不能退。
註1：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第4號一般性意見：適足住屋權》，1991年
註2：《天下雜誌》第489期，〈從烏坎村看廣東奇蹟〉
註3：《陽光時務》第9期，〈薛錦波長女薛健婉自述〉
註4：端傳媒（2016年6月19日），〈現場：五年之後，烏坎村土地抗爭紅旗再起〉
註5：《蘋果日報》（2016年6月21日），〈律師解讀：林祖戀片多個信號顯示「被認罪」〉
回應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