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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香港回歸已經19年了。想起九七回歸前，許多投資者對香港的前景並不看好，其中不少人攜資離港，在當時成為一種「時髦」。然而，19年過去了，香港並沒有像有些預言家描繪的那樣成為「人間地獄」，「東方之珠」依然光彩照人。香港GDP從1997年的1.37萬億港元增長到2015年的2.39萬億港元，人均產值居全球第七位，財政儲備達8461億港元，失業率長期維持在3.3%至3.4%低水平，香港連續22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可以說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功。
回望來路，怎樣使香港在未來的路上走得更好？在看到一國兩制的實踐取得成功的同時，也應看到19年來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並剖析其深刻原因。筆者認為，香港回歸19年有「三得三失」，值得總結和反思。
背靠大樹好乘涼 三大優勢令港受益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對香港的區位條件極為羨慕，他概括香港的優勢：背靠大樹好乘涼。李光耀可謂眼光獨到、一語中的。香港回歸之後，背靠中國內地，面向世界市場，既保持了市場活力，又有了堅強後盾，創造了三大優勢令香港長期受益。
其一，抗風險能力提升。回歸至今，香港經歷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的SARS、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每一次緊要關頭，中央政府都及時伸出援手，鼎力相助，成為香港的堅強後盾。以亞洲金融風暴為例，那是一場以金錢、意志和智慧為武器的你死我活的金融大戰，前後經歷了3次激烈戰役，泰國、馬來西亞、印尼、韓國、菲律賓先後遭到金融大鱷的洗劫，致使經濟倒退了10年。當這場風暴颳到香港時，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斬釘截鐵地說：「中央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其情感之真摯、態度之堅決、動作之快捷，至今讓人難忘。由於有中央在背後力撐，香港最終擊退了金融大鱷的進攻，守住了港人的錢包，保住了金融中心的地位。
其二，發展空間放大。與內地相比，香港堪稱彈丸之地。香港的許多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不得不填海造地，耗資巨大，歷時長久。回歸19年來，隨着國力的增強，以及粵港澳經濟聯繫愈來愈緊密，中央通盤謀劃粵港澳協同發展，推動三地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粵港澳大橋建設，讓粵港兩地更為便利；深港高鐵建設，將使中國內地、香港和東南亞連成一線；深圳前海自貿區設立，助力香港建設人民幣離岸中心。這些做法無疑放大了香港的發展空間，擴大香港經濟的迴旋餘地，使經濟發展的韌性增強，利及長遠。
其三，發展機遇增多。回歸以來，中央挺港政策多多，為香港提供了發展機遇。比如，2003年6月，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主要內容是：兩地實現貨物貿易零關稅，擴大服務貿易市場准入，實行貿易投資便利化。破除了兩地經貿往來的制度障礙，加速了資本、貨物、人員等要素的流動。2003年至今的10多年間，是中國經濟規模快速擴大的時期，香港從CEPA中得到的實惠不少。當下，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又是一個巨大機遇。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主動對接「一帶一路」，打造綜合服務平台；瞄準金融，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一帶一路」投資平台建設；聚焦人文交流，促進「一帶一路」民心相通；深化與內地的合作，共同開發「一帶一路」市場。中央支持的這4個方向，其實就是香港的四大機遇。香港若能抓住機遇，一定能收穫紅利。隨着中國國力的增強，相信今後提供給香港的機遇只多不少。
迴避矛盾埋隱患 三大失誤令港受困
近兩年來，香港的泛政治化愈來愈嚴重，社會對立情緒蔓延，「港獨」勢力浮起。出現這一些問題的根源在哪裏？回顧19年走過的路，不得不承認香港有三大失誤。
其一，行政主導不彰。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在中央政府直轄之下，香港實行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行政與立法既相互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獨立的政治體制，也可以簡明扼要地概括為「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香港一些人卻習慣於將其解讀為「三權分立」。在實際運行中，特區政府的施政之策時時受到立法會的掣肘，立法會拉布、流會不斷，以致貽誤時機，最終施政不力的責任卻要由特區政府全部承擔。這也就造成了香港的政治怪象：有限政府要承擔無限責任，一些議員只壞事不成事，最終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議題變成了政黨爭鬥的籌碼。
其二，基本法教育缺失。基本法在香港具有憲制地位，但在香港的中小學教育中，基本法和國情教育被放在了「簡單了解一下」的地位。今天的大學生是回歸以後成長起來的，從他們的身上可以看到基本法教育缺失帶來的嚴重後果。一些人國家觀念淡薄，沒有弄清「一國」和「兩制」的關係，以為實行了「兩制」，就可不要「一個中國」的原則，以為香港和中央是平起平坐的關係，以為香港的民主自由可以不顧及國家的主權、發展和安全利益。一些人缺少對中華民族的認知，所謂「香港民族」的無稽之談竟然得到了一些青年學生的附和。這些錯誤的觀念，是激進本土派以及「港獨」勢力極端思想產生的根源。
其三，23條立法擱置。香港基本法第23條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2002年至2004年之間，23條立法問題在香港社會引起了激烈反彈。隨後，此事被無限期擱置。一國兩制是一個新事物，在一國兩制的制度框架下，涉及到國家安全的法律如何制訂？香港社會各界應該積極探討，並與中央溝通，找到一條出路，但不能無限期擱置。總是迴避矛盾，只會使問題愈積愈多，化解難度愈來愈大。現今「港獨」勢力浮出水面，而且肆無忌憚，就是23條立法擱置的後遺症，值得好好反思！
今天，在香港回歸19年之際，深刻回顧和總結「三得三失」，也就是在不忘初心、保持耐心、堅定信心。
作者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回望來路，怎樣使香港在未來的路上走得更好？在看到一國兩制的實踐取得成功的同時，也應看到19年來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並剖析其深刻原因。筆者認為，香港回歸19年有「三得三失」，值得總結和反思。
背靠大樹好乘涼 三大優勢令港受益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對香港的區位條件極為羨慕，他概括香港的優勢：背靠大樹好乘涼。李光耀可謂眼光獨到、一語中的。香港回歸之後，背靠中國內地，面向世界市場，既保持了市場活力，又有了堅強後盾，創造了三大優勢令香港長期受益。
其一，抗風險能力提升。回歸至今，香港經歷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的SARS、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每一次緊要關頭，中央政府都及時伸出援手，鼎力相助，成為香港的堅強後盾。以亞洲金融風暴為例，那是一場以金錢、意志和智慧為武器的你死我活的金融大戰，前後經歷了3次激烈戰役，泰國、馬來西亞、印尼、韓國、菲律賓先後遭到金融大鱷的洗劫，致使經濟倒退了10年。當這場風暴颳到香港時，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斬釘截鐵地說：「中央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其情感之真摯、態度之堅決、動作之快捷，至今讓人難忘。由於有中央在背後力撐，香港最終擊退了金融大鱷的進攻，守住了港人的錢包，保住了金融中心的地位。
其二，發展空間放大。與內地相比，香港堪稱彈丸之地。香港的許多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不得不填海造地，耗資巨大，歷時長久。回歸19年來，隨着國力的增強，以及粵港澳經濟聯繫愈來愈緊密，中央通盤謀劃粵港澳協同發展，推動三地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粵港澳大橋建設，讓粵港兩地更為便利；深港高鐵建設，將使中國內地、香港和東南亞連成一線；深圳前海自貿區設立，助力香港建設人民幣離岸中心。這些做法無疑放大了香港的發展空間，擴大香港經濟的迴旋餘地，使經濟發展的韌性增強，利及長遠。
其三，發展機遇增多。回歸以來，中央挺港政策多多，為香港提供了發展機遇。比如，2003年6月，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主要內容是：兩地實現貨物貿易零關稅，擴大服務貿易市場准入，實行貿易投資便利化。破除了兩地經貿往來的制度障礙，加速了資本、貨物、人員等要素的流動。2003年至今的10多年間，是中國經濟規模快速擴大的時期，香港從CEPA中得到的實惠不少。當下，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又是一個巨大機遇。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主動對接「一帶一路」，打造綜合服務平台；瞄準金融，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一帶一路」投資平台建設；聚焦人文交流，促進「一帶一路」民心相通；深化與內地的合作，共同開發「一帶一路」市場。中央支持的這4個方向，其實就是香港的四大機遇。香港若能抓住機遇，一定能收穫紅利。隨着中國國力的增強，相信今後提供給香港的機遇只多不少。
迴避矛盾埋隱患 三大失誤令港受困
近兩年來，香港的泛政治化愈來愈嚴重，社會對立情緒蔓延，「港獨」勢力浮起。出現這一些問題的根源在哪裏？回顧19年走過的路，不得不承認香港有三大失誤。
其一，行政主導不彰。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在中央政府直轄之下，香港實行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行政與立法既相互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獨立的政治體制，也可以簡明扼要地概括為「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香港一些人卻習慣於將其解讀為「三權分立」。在實際運行中，特區政府的施政之策時時受到立法會的掣肘，立法會拉布、流會不斷，以致貽誤時機，最終施政不力的責任卻要由特區政府全部承擔。這也就造成了香港的政治怪象：有限政府要承擔無限責任，一些議員只壞事不成事，最終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議題變成了政黨爭鬥的籌碼。
其二，基本法教育缺失。基本法在香港具有憲制地位，但在香港的中小學教育中，基本法和國情教育被放在了「簡單了解一下」的地位。今天的大學生是回歸以後成長起來的，從他們的身上可以看到基本法教育缺失帶來的嚴重後果。一些人國家觀念淡薄，沒有弄清「一國」和「兩制」的關係，以為實行了「兩制」，就可不要「一個中國」的原則，以為香港和中央是平起平坐的關係，以為香港的民主自由可以不顧及國家的主權、發展和安全利益。一些人缺少對中華民族的認知，所謂「香港民族」的無稽之談竟然得到了一些青年學生的附和。這些錯誤的觀念，是激進本土派以及「港獨」勢力極端思想產生的根源。
其三，23條立法擱置。香港基本法第23條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2002年至2004年之間，23條立法問題在香港社會引起了激烈反彈。隨後，此事被無限期擱置。一國兩制是一個新事物，在一國兩制的制度框架下，涉及到國家安全的法律如何制訂？香港社會各界應該積極探討，並與中央溝通，找到一條出路，但不能無限期擱置。總是迴避矛盾，只會使問題愈積愈多，化解難度愈來愈大。現今「港獨」勢力浮出水面，而且肆無忌憚，就是23條立法擱置的後遺症，值得好好反思！
今天，在香港回歸19年之際，深刻回顧和總結「三得三失」，也就是在不忘初心、保持耐心、堅定信心。
作者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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