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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5月21日深圳兩女孩未帶身分證被警察強制傳喚引發的風波早已平息，然而大陸警方及其擁戴人群與人權意識剛剛覺醒的公眾之間，關於警權的觀念之爭遠未平靜。不給政府面子的是，警權濫用的暴力傷民事件繼續層出不窮：5月14日杭州某市民被警員暴力誣陷為嫖娼；22日陜西一警員「唱K」後帶走賣酒女，經理去找被暴打；30日廣東一男子未帶身分證被警員暴打。這還不包括5月29日深圳一女子借用政府洗手間被保安綑綁半小時，以及引發巨大民憤的4月30日海口某區政府拆遷暴徒痛毆婦孺。網民還提供了4月25日上海一女子和5月27日昆明一男子分別被假警察藉口盤查襲擊和搶劫的案例，並回顧起1998年昆明幾名鐵路警察殺害一對偷情的同行，而女性死者的丈夫卻被刑警屈打成招，差點被執行死刑的著名狗血冤案。
「槍桿子」和「刀把子」歷來是中共理直氣壯的政權工具，只是執政既久，警察總要靠保境安民而非鎮壓異己的功績保持民心。作為與公眾打交道最多的強力部門，警察屢屢濫權傷民直接危及民心，而民心事關政權。
隨意扣押 濫用權力
微妙的是，迄今不僅沒有任何中共喉舌因傷民而上升到對政權擔憂，相反，公安部政治部主辦的《人民公安報》和它採訪的兩所北京知名大學法學教授居然對警權與民權的關係做出了足以令中外法學界目瞪口呆的闡述：
「法律沒有授予公民拒絕警方查驗的權利！」同正當防衛權形同虛設一樣，法律未明確授權（包括故意不授權）公民則無任何拒絕非法侵害和自衛的權利，已成大陸民權領域的公害之一。「身分證則是你配合國家確認自己身分的一項義務」。確認身分當然是諸多社會基本服務功能的需要，對居民是有益的，但絕不等於公民就承擔了隨時確認自己身分（表明自己非嫌犯）的義務，國家也沒有這個權力。「強制帶離你……不是約束你的人身來制裁你，而是為了進一步搞清楚你的身分」。大陸法律允許在涉及犯罪情况下將無法證明身分者帶回調查，這雖無制裁的本意，但仍會侵害人身自由，只是運用得當的警員大多能查獲證據並定罪，從而將誤傷民權的機率降至最低，但如果以為只為搞清身分就可以隨意扣押，從本意上就是濫用權力。
作為法學教授和最高警察機關，這樣的法治認知水平稱得上擊穿下限，然而更惡劣的表現來自大陸一批頗受警隊內部乃至部分高層青睞的「警隊自媒體」，瀋陽某網警編造深圳案兩女孩之一有前科；江蘇某交警指控關注人權的網友欲推翻共產黨，讓中國內亂；對《人民日報》英文版在推特（Twitter）發布此事，某共青團背景網站率各地極左警員指控其宣揚家醜，幫分裂主義炒作中國人權。共青團中央更率一批中共外圍幫閒宣揚「讓警察傷心就沒人維護治安」的論調，或者有意強調一些涉警負面新聞中公眾的過錯，加上些美國警察對平民搜身的照片誘導「天下烏鴉一般黑」的結論，全然是人民欺負了警察。在這些辯解中，一系列事件中警察濫權傷民的主觀罪責消失得無影無蹤。
警點燃怒火終必轉移政府頭上
當然，也有法制網、《中國日報》乃至一些平時很親政府的網絡名人敢於捍衛民權，甚至直指稱為「警察粉」的專政極左人群正使中共失去民心。一些警界清醒人士也發出了規範警權的聲音。
恰好在一個月前，記者郭建龍撰文〈警察國家必死於脆斷〉引發大量轉載。雖然他對突尼斯和埃及愈需要維穩愈擴張警權、愈擴張警權愈激怒社會，最終引發革命的結論有些簡單化，而且大陸維穩開支雖高，目前財力尚未斷裂，但這個規律和前景在大陸引發了強烈的共鳴。對這兩國最致命的難題對中共亦然：不為警察背書就無人賣力維護政權，一旦背書就必須也為警察所有劣迹負責，並以加倍的打壓維護政府權威，而這些警察點燃的怒火最終必然轉移到政府頭上。
雖然汲取周永康和徐才厚等案教訓，現任領導人對司法權和軍權一面削弱一面牢牢抓在自己手中，但這些無民意授權、無有效約束的怪獸嗜利嗜血本性猶在。不要說按領導人期望只知奉獻不求回報，榮譽和待遇根本不夠買官成本，充當鷹犬卻無利可圖斷不長久，還有大量外圍非正規治安力量缺少充足財政經費，必須從民眾嘴裏奪食。因而大陸警察還不用在矛盾尖銳的維穩中，只是在日常工作和謀取私利過程中就已經為所欲為，在幫助中共加速流失民心的同時，正常社會應有的警察職能卻愈發無能。
警權傷民不可能根本改觀
近日，廣東烏坎村民選領導正欲組織上訪，要求解決久拖不決的土地問題，當地政府立即使出以貪腐罪名逮捕、迅速強迫上電視認罪，同時指控港媒等境外敵對勢力作祟等維穩大招。同對工運和維權律師群體的兇猛整治一樣，以（政治警察）警權為中心的司法機器在扼殺民權呼聲和異議方面手段日趨嫻熟，民眾雖反感，但畢竟敢於公開支持的不多。
可是，當警察權在日常生活中無故傷民的案例絡繹不絕，生命安危的切身利益和自保本能激發抗爭就要容易得多。而中共高層對豢養的鷹犬的種種教育、監督和處罰本就聊勝於無，現在更直接面對疲於奔命的基層警隊以極左姿態發出的怠工威脅，可以相信警權傷民不可能根本改觀。這一局面對民意的反覆刺激只會累積憤怒，並可能在合適的時機觸發危機。
「槍桿子」和「刀把子」歷來是中共理直氣壯的政權工具，只是執政既久，警察總要靠保境安民而非鎮壓異己的功績保持民心。作為與公眾打交道最多的強力部門，警察屢屢濫權傷民直接危及民心，而民心事關政權。
隨意扣押 濫用權力
微妙的是，迄今不僅沒有任何中共喉舌因傷民而上升到對政權擔憂，相反，公安部政治部主辦的《人民公安報》和它採訪的兩所北京知名大學法學教授居然對警權與民權的關係做出了足以令中外法學界目瞪口呆的闡述：
「法律沒有授予公民拒絕警方查驗的權利！」同正當防衛權形同虛設一樣，法律未明確授權（包括故意不授權）公民則無任何拒絕非法侵害和自衛的權利，已成大陸民權領域的公害之一。「身分證則是你配合國家確認自己身分的一項義務」。確認身分當然是諸多社會基本服務功能的需要，對居民是有益的，但絕不等於公民就承擔了隨時確認自己身分（表明自己非嫌犯）的義務，國家也沒有這個權力。「強制帶離你……不是約束你的人身來制裁你，而是為了進一步搞清楚你的身分」。大陸法律允許在涉及犯罪情况下將無法證明身分者帶回調查，這雖無制裁的本意，但仍會侵害人身自由，只是運用得當的警員大多能查獲證據並定罪，從而將誤傷民權的機率降至最低，但如果以為只為搞清身分就可以隨意扣押，從本意上就是濫用權力。
作為法學教授和最高警察機關，這樣的法治認知水平稱得上擊穿下限，然而更惡劣的表現來自大陸一批頗受警隊內部乃至部分高層青睞的「警隊自媒體」，瀋陽某網警編造深圳案兩女孩之一有前科；江蘇某交警指控關注人權的網友欲推翻共產黨，讓中國內亂；對《人民日報》英文版在推特（Twitter）發布此事，某共青團背景網站率各地極左警員指控其宣揚家醜，幫分裂主義炒作中國人權。共青團中央更率一批中共外圍幫閒宣揚「讓警察傷心就沒人維護治安」的論調，或者有意強調一些涉警負面新聞中公眾的過錯，加上些美國警察對平民搜身的照片誘導「天下烏鴉一般黑」的結論，全然是人民欺負了警察。在這些辯解中，一系列事件中警察濫權傷民的主觀罪責消失得無影無蹤。
警點燃怒火終必轉移政府頭上
當然，也有法制網、《中國日報》乃至一些平時很親政府的網絡名人敢於捍衛民權，甚至直指稱為「警察粉」的專政極左人群正使中共失去民心。一些警界清醒人士也發出了規範警權的聲音。
恰好在一個月前，記者郭建龍撰文〈警察國家必死於脆斷〉引發大量轉載。雖然他對突尼斯和埃及愈需要維穩愈擴張警權、愈擴張警權愈激怒社會，最終引發革命的結論有些簡單化，而且大陸維穩開支雖高，目前財力尚未斷裂，但這個規律和前景在大陸引發了強烈的共鳴。對這兩國最致命的難題對中共亦然：不為警察背書就無人賣力維護政權，一旦背書就必須也為警察所有劣迹負責，並以加倍的打壓維護政府權威，而這些警察點燃的怒火最終必然轉移到政府頭上。
雖然汲取周永康和徐才厚等案教訓，現任領導人對司法權和軍權一面削弱一面牢牢抓在自己手中，但這些無民意授權、無有效約束的怪獸嗜利嗜血本性猶在。不要說按領導人期望只知奉獻不求回報，榮譽和待遇根本不夠買官成本，充當鷹犬卻無利可圖斷不長久，還有大量外圍非正規治安力量缺少充足財政經費，必須從民眾嘴裏奪食。因而大陸警察還不用在矛盾尖銳的維穩中，只是在日常工作和謀取私利過程中就已經為所欲為，在幫助中共加速流失民心的同時，正常社會應有的警察職能卻愈發無能。
警權傷民不可能根本改觀
近日，廣東烏坎村民選領導正欲組織上訪，要求解決久拖不決的土地問題，當地政府立即使出以貪腐罪名逮捕、迅速強迫上電視認罪，同時指控港媒等境外敵對勢力作祟等維穩大招。同對工運和維權律師群體的兇猛整治一樣，以（政治警察）警權為中心的司法機器在扼殺民權呼聲和異議方面手段日趨嫻熟，民眾雖反感，但畢竟敢於公開支持的不多。
可是，當警察權在日常生活中無故傷民的案例絡繹不絕，生命安危的切身利益和自保本能激發抗爭就要容易得多。而中共高層對豢養的鷹犬的種種教育、監督和處罰本就聊勝於無，現在更直接面對疲於奔命的基層警隊以極左姿態發出的怠工威脅，可以相信警權傷民不可能根本改觀。這一局面對民意的反覆刺激只會累積憤怒，並可能在合適的時機觸發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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