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明報文章】2011年，廣東陸豐烏坎村成了國際媒體焦點。村民因不滿土地被私賣，加上民選村代表薛錦波被秘密抓捕後離奇身亡，觸發激烈群眾運動，促成翌年首次一人一票的村民委員會普選，一度被視為中國基層民主的里程碑。後來，村委會再透過普選順利換屆一次，主任林祖戀（前名林祖鑾）也成功連任，然而村黨支部以至上級政府的制度性干預，令土地糾紛未止。村民不滿政府包庇發展商，遂準備召開大會並決定上訪市政府，但林祖戀此前突被武警以涉嫌受賄為由闖村帶走，抗爭浪潮由此再起。
當年的烏坎普選，引發許多在北京眼裏「政治不正確」的情節，包括大量「外國勢力」以政治改革而非純粹土地紛爭來定性事件。但基本化解有可能愈演愈烈的地方矛盾，權衡之下尚為北京所接受，連黨媒也讚揚黨政幹部的應對表現。即使5年後衝突再起，從港媒入村採訪畫面可見，當局對村民行動仍一貫如臨大敵，村屋巷口大打「游擊戰」。而黨媒雖重申反對「過激抗爭」，但還是堅持承認「2012年烏坎的工作成果」，主張以「法治框架」解決問題。中國群眾運動鮮有得到現政權的正面評價，除了與黨內或地方派系潛在的利益對峙有關，運動群眾的社會特性也是關鍵。
抗爭離不開濃厚臣民性
一言以蔽之，5年前後的烏坎抗爭還是離不開濃厚的臣民性。這絕不止於烏坎村，幾乎可說是中國群眾的共通性，在政治同樣落伍的澳門街亦如是。臣，代表着臣服、馴服，「臣」的存在前提是要有「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家天下」觀念揮之不去。主政者濫用「和諧」、「大局為重」，致使現世君臣依然大有人在。中國流亡作家余杰將之形容為「亞洲的集體主義和專制主義傳統」；香港評論家陶傑則說「亞洲人最大的人類學特徵，就是集體的順從（collective obedience）」。通俗點說它的本質是「奴性」，對統治者具有強烈的依附性而放棄獨立的人格意志。不論權利、自由或利益，臣民往往盼望獲得統治者如「奴隸主」般的施捨，深信「乖孩子有糖吃」的道理，與強調自主的公民社會背道而馳，於是各式各樣的臣民觀禍延至今。無風浪時，人們盲從權力，冀望因而從中圖利；受侵害時，即使起而抵抗，仍無法擺脫「求明君打救」的邏輯。
自由人何必乞求什麼
烏坎的抗爭現場，滿目盡是五星紅旗，村民高喊「中央有青天」、「共產黨萬歲」。「請中央救救烏坎人民」的橫額尤其搶眼。他們堅信循規蹈矩上訪陳情，「堂堂明君」必不會虧待黎民百姓。從相較自由地區遙望「有中國特色的抗爭」，除了對在政治高氣壓下的維權者的堅毅與果敢致上敬意，難免也有人因「臣民們的純良」而報以竊笑。我們應當對此諒解，這種臣民式抗爭是有歷史脈絡的，也已經根深柢固在群眾的處世態度之中，非一朝一夕就能扭轉。可是回望澳門，「赤化」幾十年下來，雖然民主土壤貧瘠，但尚算留有異議傳播的自由空間。不過在政府和建制社團的長年灌輸下，臣民意識卻是潛移默化地存在着。請求「中央官員來澳打貪」的聲音不在話下，就連不滿嚴懲的的士司機、追討損失的「爛尾」樓主、反對禁煙的賭廳中介，事無大小紛紛跑到中聯辦控訴一番，傳統民主派人士也有擺中央上枱「嚇唬」特區政府的習慣。近年不時有意見批評這種「習大大救澳門」心態，他們忽略了澳門人應該要也必須要肩負高度自治的責任。若因為失望於無能的特區政府，轉而藥石亂投，選擇臣民的哀求救贖，而非公民的自立自強，結果只會不自覺地拱手斷送制度原來保障我們的特別地位。
烏坎村與澳門街，都充滿着臣民心態。前者顯然是有心無力，後者卻似乎是有力無心，這才值得深刻反思。至少相比烏坎，澳門尚未見有警察闖屋擄人，記者毋須受到特別掩護，官員不會向記者發難動粗，互聯網資訊基本也是自由流通……作為自由人，何必自我閹割什麼、跪着乞求什麼。
作者是澳門專欄作家、社會運動者
當年的烏坎普選，引發許多在北京眼裏「政治不正確」的情節，包括大量「外國勢力」以政治改革而非純粹土地紛爭來定性事件。但基本化解有可能愈演愈烈的地方矛盾，權衡之下尚為北京所接受，連黨媒也讚揚黨政幹部的應對表現。即使5年後衝突再起，從港媒入村採訪畫面可見，當局對村民行動仍一貫如臨大敵，村屋巷口大打「游擊戰」。而黨媒雖重申反對「過激抗爭」，但還是堅持承認「2012年烏坎的工作成果」，主張以「法治框架」解決問題。中國群眾運動鮮有得到現政權的正面評價，除了與黨內或地方派系潛在的利益對峙有關，運動群眾的社會特性也是關鍵。
抗爭離不開濃厚臣民性
一言以蔽之，5年前後的烏坎抗爭還是離不開濃厚的臣民性。這絕不止於烏坎村，幾乎可說是中國群眾的共通性，在政治同樣落伍的澳門街亦如是。臣，代表着臣服、馴服，「臣」的存在前提是要有「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家天下」觀念揮之不去。主政者濫用「和諧」、「大局為重」，致使現世君臣依然大有人在。中國流亡作家余杰將之形容為「亞洲的集體主義和專制主義傳統」；香港評論家陶傑則說「亞洲人最大的人類學特徵，就是集體的順從（collective obedience）」。通俗點說它的本質是「奴性」，對統治者具有強烈的依附性而放棄獨立的人格意志。不論權利、自由或利益，臣民往往盼望獲得統治者如「奴隸主」般的施捨，深信「乖孩子有糖吃」的道理，與強調自主的公民社會背道而馳，於是各式各樣的臣民觀禍延至今。無風浪時，人們盲從權力，冀望因而從中圖利；受侵害時，即使起而抵抗，仍無法擺脫「求明君打救」的邏輯。
自由人何必乞求什麼
烏坎的抗爭現場，滿目盡是五星紅旗，村民高喊「中央有青天」、「共產黨萬歲」。「請中央救救烏坎人民」的橫額尤其搶眼。他們堅信循規蹈矩上訪陳情，「堂堂明君」必不會虧待黎民百姓。從相較自由地區遙望「有中國特色的抗爭」，除了對在政治高氣壓下的維權者的堅毅與果敢致上敬意，難免也有人因「臣民們的純良」而報以竊笑。我們應當對此諒解，這種臣民式抗爭是有歷史脈絡的，也已經根深柢固在群眾的處世態度之中，非一朝一夕就能扭轉。可是回望澳門，「赤化」幾十年下來，雖然民主土壤貧瘠，但尚算留有異議傳播的自由空間。不過在政府和建制社團的長年灌輸下，臣民意識卻是潛移默化地存在着。請求「中央官員來澳打貪」的聲音不在話下，就連不滿嚴懲的的士司機、追討損失的「爛尾」樓主、反對禁煙的賭廳中介，事無大小紛紛跑到中聯辦控訴一番，傳統民主派人士也有擺中央上枱「嚇唬」特區政府的習慣。近年不時有意見批評這種「習大大救澳門」心態，他們忽略了澳門人應該要也必須要肩負高度自治的責任。若因為失望於無能的特區政府，轉而藥石亂投，選擇臣民的哀求救贖，而非公民的自立自強，結果只會不自覺地拱手斷送制度原來保障我們的特別地位。
烏坎村與澳門街，都充滿着臣民心態。前者顯然是有心無力，後者卻似乎是有力無心，這才值得深刻反思。至少相比烏坎，澳門尚未見有警察闖屋擄人，記者毋須受到特別掩護，官員不會向記者發難動粗，互聯網資訊基本也是自由流通……作為自由人，何必自我閹割什麼、跪着乞求什麼。
作者是澳門專欄作家、社會運動者
回應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