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革傷亡少 學者﹕滬人法治觀念較強

【明報專訊】講到上海文革，不少研究者都提到上海在文革「紅8月」中傷亡較少。在1966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北京紅衛兵打死1772人，打傷無數，上海僅11人被打死，當中還有幾個是來自北京的紅衛兵打的。


上海學者李遜（圖）認為，上海暴力程度低與地域文化有關，上海人有一定法治觀念，尊重生命，儘管在文革初期暴力橫行的情况下，還是恪守「殺人者將抵命」的觀念。因為打人行為影響惡劣，上海市文革小組向中央遞交的簡報都是告北京紅衛兵的狀。


李遜指北京高校多、高幹子弟多，學生政治敏感度高，第一張「大字報」也是在北京誕生，但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工人是最革命的階級。所以毛澤東認為只發動學生並不夠，希望工人起來造反。1966年11月，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部王洪文為首的工人造反派成立「工總司」，逼上海市委承認，張春橋簽字同意了「工總司」的要求，上海市委反對，毛澤東卻支持張春橋，因為這個組織的成立正中毛澤東下懷。


「王洪文集中了很多優質政治資源，這在文革中是不多見的：黨員、復員軍人、大廠、保衛科幹部。」李遜解釋，王洪文在1950年代入黨，文革時已有一定黨齡；曾經做過軍人，在「全國人民學解放軍」的背景下地位甚高；「大廠」意味着是產業工人，即工人階級中的核心；而保衛科平時的工作就是訓練基層民兵、抓階級鬥爭，政治可靠，加上王洪文歷史上未受過任何處分，本人成分、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個人品質也「乾乾凈凈」，符合當時的政治要求。


1966年11月，當時在國務院協助總理周恩來主管工業交通的國家建委主任谷牧在一次會議中提到三大問題﹕工人「鬧革命」導致生產下滑、部分人員提出增加工資福利等經濟要求、各類組織派別林立，「這三大問題其實是文革的三大瓶頸，但是1966年底，上海以工總司為首的群眾組織印發的兩張傳單，就解決了這三大問題中的兩個，一是《急告上海全市人民書》，號召工人返回生產崗位，二是『緊急通告』，呼籲煞住經濟主義風，剛好幫毛解決了困難，也符合『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理論」。


從聶元梓的第一張大字報，到上海的兩張傳單，雖都屬偶然事件，但毛澤東均能一下抓住機會，實現其在文革中的目標，「不能不說毛這個人政治手腕很強，舉重若輕，是抓住機會的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