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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垃圾沒有消失，不在你家後園，就在別人院子。
三年前，有媒體揭發環保署魚目混珠，把回收商購入外國廢膠加工出口的回收量，計算在本地回收量中，追查下更發現當中近兩成的洋垃圾被輾轉送到堆填區，就這樣，買垃圾回來填自己的堆填區。然而，更多的洋垃圾被運往中國與印度等發展中國家。
二○一一年中國自美國進口的垃圾廢品交易金額達到115.4億美元。內地到處出現洋垃圾村，不少農民轉行經營舊時裝生意，十元一件，販賣被外國人視為垃圾的舊衣服，運回來後不曾洗補，只用除毛刷擦兩擦，生意照樣客似雲來。
四年前，人類學家胡嘉明到訪北京，在六環外見到一間又一間的廢品院子，堆積如山全是垃圾，院子外的泥地與河水一樣佈滿廚餘，一潭酸臭，院子裏的天地間卻時時傳來小孩的嬉笑聲，如樂土一片。
隱蔽的廢品院子
那是北京的六環之外，沒有美輪美奐的高樓，曬得黝黑的農民工推着三輪車，揚起滾滾塵土，車上的垃圾袋滴着餿水，傳來惡臭，這裏只是地理意義上的北京，這裏並不是「北京」。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學系助理教授胡嘉明說：「我們對空間的思考很二元，不是城市就是農村，但那裏不是農村也不是城市，亦不像內地的城中村，它有很多四合院，工廠旁邊就是農田，居民主要是外省來的工人，足足萬幾人。」這些外地來的農民工大多租住在四合院內加建的狹小平房中。廢品院子不易認出，因為六環外有太多院子，走進村內，全都是高牆圍住的大院，站在外頭，她認不出到底是工廠還是什麼，只好一道道閘門按鈴叩門，等到有人來開門，「你好，我是」，未待她說完，大閘嘭一聲關上。
撿垃圾收廢品匿於垃圾的臭氣
香港的人類學家不多，人類學家其實做什麼？她說，其實人類學家像記者，不過要花更長時間深入地方考察，與當地人交談相處，不為報道，而為人文關懷。村上，同屬廢品行業的人主要有兩大群體，一種撿垃圾，一種收廢品。她最後找到一間院子願意開門讓她進去，院子極大，足足萬呎，原為養豬場，後由幾戶拾廢品的人合租，租下來後，他們在院子旁邊連着建了十二間平房，全用水泥搭成，沒有窗，像密室。房外空地便用來堆垃圾，也是孩子的遊樂園。此後，她每年的寒暑假都回到這間廢品院子裏，她形容裏面有很多垃圾，如墟一樣。夏日的北京沒有風，好不容易等到一陣風，一吹，吹起漫天廢紙，臭氣撲臉。
垃圾山 孩子遊樂園
那間廢品院子住的大多是夫妻，也有扶老攜幼，一家人住在一起。院中小孩會結伴在垃圾山上尋寶，見到垃圾中未吃過的糖果就塞進口裏，他們的父親早上六時便推三輪車到北京城裏，找來一大堆垃圾，再運回堆放，之後兩夫妻開始分類，一直到下午五時，太陽下山，他們就吃飯，天黑了，一天的勞動也就完結。「他們收垃圾時，踏着三輪車到拆遷房喊：『收電器、收廢紙』；也有人會直接和小區管理處承包下小區的垃圾，一個月付管理人員約一千元人民幣，之後天天就來收垃圾。」她說。廢品收揀與工廠人工其實差不多，扣除買垃圾的花費，夫妻倆人一個月約賺四千多元。
最窮的外省工人
胡嘉明與同伴出版的研究著作中，寫了一對從事廢品行業的夫妻，二人從老鄉河南到了北京，在火車站裏待了五天五夜，無業，最後加入廢品行業，妻子為了看守住宅區的「地盤」，試過徹夜睡在三輪車上守着大廈。有次他們的三輪車撞上人家的貨車，司機到家來索償，但見他們什麼都沒有，僅餘的牀板是房東的，最後拖走三輪車就算——與香港回收公司購入洋垃圾不同，這群拾廢品的人是中國首都外圍最窮的外省貧戶，他們收集城裏購物狂歡後的物慾屍骸。
傷痕纍纍的「環保先鋒」
連手套也不戴，他們拾廢品的人赤手分類，因為與垃圾長年作伴，農民工變成了物理專家，幾十種不同的塑膠一經手，點一點火，看黑煙，聞臭味就能道出種類：聚酯、聚氯、SC塑膠、苯、聚甲醛，琅琅上口。胡嘉明說，他們算得上是環保的先鋒，雖然本意不為環保，但交到他們手上的廢料成千上萬。他們收回來的垃圾有膠樽、紙張、零食袋、舊棉被、DVD、膠衣架，也有變餿了的廚餘和玻璃瓶——所有你能想像的東西被扔在垃圾桶後，他們都收回來分類。說到這裏，胡嘉明張開了手，她說自己見過的收廢品人，一雙手都被玻璃與利物弄致破皮，滿手傷。關節勞損了，有些人連手指都伸不直。手皮愈來愈韌，不再怕細碎的玻璃，「廢料分類時需要簡單清洗才可送至國內的大型回收場，玻璃樽不打碎就很難洗乾淨，所以他們要打破玻璃樽，就算見到玻璃碎成一地，他們也面不改容。」她說。樽內裝的有時是酒或藥水，有時裝的卻是工業用的強酸性液體。
中國城市化垃圾對基層的意義
把廢品院子的故事說完，胡嘉明再三叫記者不要把他們寫得太煽情。她說，自己想指出的，是廢品收撿是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基層碩果僅存的自主空間，她不希望無限放大農民工拾荒的悲劇，她認為那並不是悲劇。「如果把垃圾看成他們的生計，覺得他們是受害者，他們做的工作很慘，很污糟——如果這樣想，故事到此就完了，意義只有浮在表面的同情，再見不到他們如何與垃圾生活，也看不見垃圾在城市化下對基層的意義。」拾垃圾不可置富，但選擇與廢品作伴，卻其實換來了自由而安隱的自主生活。
傑出人類學家之眼 Native's point of view
胡嘉明在美國讀人類學。人類學向來鼓勵研究人員以陌生的地方為研究地點，她笑說自己take了一個short cut，選擇了對岸的中國。「我的年代沒有包袱，全球的目光都集中在中國崛起上，想像二○○○年初期，中國運用了一套北京模式，開創快速的經濟發展卻沒有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我那個年代的人把中國當成一個global issue，但現在我帶研究生，香港的學生多數有本土包袱，他們希望自己的畢業研究能研究香港。」胡嘉明說，這有害有利，她對學生的本土包袱不置可否。她向記者數算香港比較出名的人類學家，幾個人名中，記者僅認識以研究重慶大廈聞名的Gordon Mathews，「傑出的人類學家不易做，要做到native's point of view，之後又要學識問別人不會問的問題，卻不能像一個outsider一樣對別人的地方指指點點，其實好難好難。」她苦笑。
住窯洞一年 見證農村凋零
她有一年住在延安平民家中的窯洞裏，出入都穿三件羽絨、兩條褲。窯洞內沒有暖氣，三百呎空間只有一個鎢絲燈泡。她和當地人同睡一張牀，為了研究作為中共革命根據地的延安，政治如何影響當地文化。住了一年，她已是半個農村達人，見證了中國農村的凋零，留守耕地的全是一班老年人，大批年輕人出城打工。「我住延安時，寄住家庭的阿姨與丈夫天天落田工作，他們半輩子幹農活，認為自己生來就是農民，但當我二○○七年回去，整片農地被政府收了，他們失去農田，要由農村到延安市內建築地盤搬磚」。根深柢固的身分被城市發展所影響，種菜的人到了城裏，在塵土中搬磚，建成一座座大廈，城市一直擴展，連人也成為了被城市化的一部分。
自稱「港女人類學」
「然而，城市的問題總得有人解決。像我們製造的垃圾，它們沒有消失，而只是排到城市的外部，由非城市人的他者去解決。垃圾不止是廢品院子的人事業，亦是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家和孩子的玩具。垃圾既髒且臭，但它們給予這群城外人生活的自主性。」她說。在北京，她見到六環外孩子在垃圾堆中玩得一身灰塵。院子四處滿是積水的泥坑，蚊蟲亂飛，屋內也熏上一陣臭味，但她眉也沒皺。學生聽到她分享，叫胡把人類學研究的經歷寫成書，提議書名叫「港女人類學」，她問記者意見。我搖搖頭，她不怕臭，不怕髒，不怕熱，操着生澀的普通話也仍然往窯洞與垃圾堆裏走，港女？哪算得上。她說：「這是做人類學家的基本條件，如果什麼都怕，就什麼都做不了。」她依舊說自己是港女人類學家，港女在她心裏解香港女仔。
揀垃圾 使他們變得自由
她把延安說成自己的老鄉，去年「老鄉」的阿姨到香港旅遊，她們一家人去了迪士尼、海洋公園，又買了很多東西，見到胡嘉明，阿姨第一句就說：「香港，其實也挺舊的。」胡嘉明笑了，中國發展終於富到延安的平凡人家裏，速度之快令人吃驚，她卻樂得見到人們的生活被改善。然而，每次到北京，廢品院子住的人仍是那一班人。「他們寧願這樣生活，也不想回到工廠工作，享受工廠內現代化的設備。我問他們為什麼要收廢品，他們無從解釋，但總會答到你一句：『揀垃圾使他們變得自由』。」她說。「前幾年的富士康事件告訴我們，內地的工廠工作其實是一種很難以忍受的生活模式。從事廢品工作的家庭對工廠的流水作業與壓榨都很厭惡，他們覺得拾垃圾雖然臭，但至少是自己做生意」，胡嘉明選擇理解他們，而不留於同情和否定廢品院子的價值——這是人類學家的目光，從觀察到理解，他們嘗試解釋而不批評。
「你可以把個人價值觀放在廢品戶身上，覺得廢品工業不好，令人受苦，但其實他們是因為垃圾才能繼續留在城市邊緣生活。」城市有太多的門檻，我們不要的東西成為了他人的財富與自由。胡嘉明說，put ourselves into their shoes，垃圾其實也有其深層價值。
文﹕黃雅婷
圖﹕劉焌陶、受訪者提供
編輯﹕蔡曉彤
sundayworkshop@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三年前，有媒體揭發環保署魚目混珠，把回收商購入外國廢膠加工出口的回收量，計算在本地回收量中，追查下更發現當中近兩成的洋垃圾被輾轉送到堆填區，就這樣，買垃圾回來填自己的堆填區。然而，更多的洋垃圾被運往中國與印度等發展中國家。
二○一一年中國自美國進口的垃圾廢品交易金額達到115.4億美元。內地到處出現洋垃圾村，不少農民轉行經營舊時裝生意，十元一件，販賣被外國人視為垃圾的舊衣服，運回來後不曾洗補，只用除毛刷擦兩擦，生意照樣客似雲來。
四年前，人類學家胡嘉明到訪北京，在六環外見到一間又一間的廢品院子，堆積如山全是垃圾，院子外的泥地與河水一樣佈滿廚餘，一潭酸臭，院子裏的天地間卻時時傳來小孩的嬉笑聲，如樂土一片。
隱蔽的廢品院子
那是北京的六環之外，沒有美輪美奐的高樓，曬得黝黑的農民工推着三輪車，揚起滾滾塵土，車上的垃圾袋滴着餿水，傳來惡臭，這裏只是地理意義上的北京，這裏並不是「北京」。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學系助理教授胡嘉明說：「我們對空間的思考很二元，不是城市就是農村，但那裏不是農村也不是城市，亦不像內地的城中村，它有很多四合院，工廠旁邊就是農田，居民主要是外省來的工人，足足萬幾人。」這些外地來的農民工大多租住在四合院內加建的狹小平房中。廢品院子不易認出，因為六環外有太多院子，走進村內，全都是高牆圍住的大院，站在外頭，她認不出到底是工廠還是什麼，只好一道道閘門按鈴叩門，等到有人來開門，「你好，我是」，未待她說完，大閘嘭一聲關上。
撿垃圾收廢品匿於垃圾的臭氣
香港的人類學家不多，人類學家其實做什麼？她說，其實人類學家像記者，不過要花更長時間深入地方考察，與當地人交談相處，不為報道，而為人文關懷。村上，同屬廢品行業的人主要有兩大群體，一種撿垃圾，一種收廢品。她最後找到一間院子願意開門讓她進去，院子極大，足足萬呎，原為養豬場，後由幾戶拾廢品的人合租，租下來後，他們在院子旁邊連着建了十二間平房，全用水泥搭成，沒有窗，像密室。房外空地便用來堆垃圾，也是孩子的遊樂園。此後，她每年的寒暑假都回到這間廢品院子裏，她形容裏面有很多垃圾，如墟一樣。夏日的北京沒有風，好不容易等到一陣風，一吹，吹起漫天廢紙，臭氣撲臉。
垃圾山 孩子遊樂園
那間廢品院子住的大多是夫妻，也有扶老攜幼，一家人住在一起。院中小孩會結伴在垃圾山上尋寶，見到垃圾中未吃過的糖果就塞進口裏，他們的父親早上六時便推三輪車到北京城裏，找來一大堆垃圾，再運回堆放，之後兩夫妻開始分類，一直到下午五時，太陽下山，他們就吃飯，天黑了，一天的勞動也就完結。「他們收垃圾時，踏着三輪車到拆遷房喊：『收電器、收廢紙』；也有人會直接和小區管理處承包下小區的垃圾，一個月付管理人員約一千元人民幣，之後天天就來收垃圾。」她說。廢品收揀與工廠人工其實差不多，扣除買垃圾的花費，夫妻倆人一個月約賺四千多元。
最窮的外省工人
胡嘉明與同伴出版的研究著作中，寫了一對從事廢品行業的夫妻，二人從老鄉河南到了北京，在火車站裏待了五天五夜，無業，最後加入廢品行業，妻子為了看守住宅區的「地盤」，試過徹夜睡在三輪車上守着大廈。有次他們的三輪車撞上人家的貨車，司機到家來索償，但見他們什麼都沒有，僅餘的牀板是房東的，最後拖走三輪車就算——與香港回收公司購入洋垃圾不同，這群拾廢品的人是中國首都外圍最窮的外省貧戶，他們收集城裏購物狂歡後的物慾屍骸。
傷痕纍纍的「環保先鋒」
連手套也不戴，他們拾廢品的人赤手分類，因為與垃圾長年作伴，農民工變成了物理專家，幾十種不同的塑膠一經手，點一點火，看黑煙，聞臭味就能道出種類：聚酯、聚氯、SC塑膠、苯、聚甲醛，琅琅上口。胡嘉明說，他們算得上是環保的先鋒，雖然本意不為環保，但交到他們手上的廢料成千上萬。他們收回來的垃圾有膠樽、紙張、零食袋、舊棉被、DVD、膠衣架，也有變餿了的廚餘和玻璃瓶——所有你能想像的東西被扔在垃圾桶後，他們都收回來分類。說到這裏，胡嘉明張開了手，她說自己見過的收廢品人，一雙手都被玻璃與利物弄致破皮，滿手傷。關節勞損了，有些人連手指都伸不直。手皮愈來愈韌，不再怕細碎的玻璃，「廢料分類時需要簡單清洗才可送至國內的大型回收場，玻璃樽不打碎就很難洗乾淨，所以他們要打破玻璃樽，就算見到玻璃碎成一地，他們也面不改容。」她說。樽內裝的有時是酒或藥水，有時裝的卻是工業用的強酸性液體。
中國城市化垃圾對基層的意義
把廢品院子的故事說完，胡嘉明再三叫記者不要把他們寫得太煽情。她說，自己想指出的，是廢品收撿是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基層碩果僅存的自主空間，她不希望無限放大農民工拾荒的悲劇，她認為那並不是悲劇。「如果把垃圾看成他們的生計，覺得他們是受害者，他們做的工作很慘，很污糟——如果這樣想，故事到此就完了，意義只有浮在表面的同情，再見不到他們如何與垃圾生活，也看不見垃圾在城市化下對基層的意義。」拾垃圾不可置富，但選擇與廢品作伴，卻其實換來了自由而安隱的自主生活。
傑出人類學家之眼 Native's point of view
胡嘉明在美國讀人類學。人類學向來鼓勵研究人員以陌生的地方為研究地點，她笑說自己take了一個short cut，選擇了對岸的中國。「我的年代沒有包袱，全球的目光都集中在中國崛起上，想像二○○○年初期，中國運用了一套北京模式，開創快速的經濟發展卻沒有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我那個年代的人把中國當成一個global issue，但現在我帶研究生，香港的學生多數有本土包袱，他們希望自己的畢業研究能研究香港。」胡嘉明說，這有害有利，她對學生的本土包袱不置可否。她向記者數算香港比較出名的人類學家，幾個人名中，記者僅認識以研究重慶大廈聞名的Gordon Mathews，「傑出的人類學家不易做，要做到native's point of view，之後又要學識問別人不會問的問題，卻不能像一個outsider一樣對別人的地方指指點點，其實好難好難。」她苦笑。
住窯洞一年 見證農村凋零
她有一年住在延安平民家中的窯洞裏，出入都穿三件羽絨、兩條褲。窯洞內沒有暖氣，三百呎空間只有一個鎢絲燈泡。她和當地人同睡一張牀，為了研究作為中共革命根據地的延安，政治如何影響當地文化。住了一年，她已是半個農村達人，見證了中國農村的凋零，留守耕地的全是一班老年人，大批年輕人出城打工。「我住延安時，寄住家庭的阿姨與丈夫天天落田工作，他們半輩子幹農活，認為自己生來就是農民，但當我二○○七年回去，整片農地被政府收了，他們失去農田，要由農村到延安市內建築地盤搬磚」。根深柢固的身分被城市發展所影響，種菜的人到了城裏，在塵土中搬磚，建成一座座大廈，城市一直擴展，連人也成為了被城市化的一部分。
自稱「港女人類學」
「然而，城市的問題總得有人解決。像我們製造的垃圾，它們沒有消失，而只是排到城市的外部，由非城市人的他者去解決。垃圾不止是廢品院子的人事業，亦是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家和孩子的玩具。垃圾既髒且臭，但它們給予這群城外人生活的自主性。」她說。在北京，她見到六環外孩子在垃圾堆中玩得一身灰塵。院子四處滿是積水的泥坑，蚊蟲亂飛，屋內也熏上一陣臭味，但她眉也沒皺。學生聽到她分享，叫胡把人類學研究的經歷寫成書，提議書名叫「港女人類學」，她問記者意見。我搖搖頭，她不怕臭，不怕髒，不怕熱，操着生澀的普通話也仍然往窯洞與垃圾堆裏走，港女？哪算得上。她說：「這是做人類學家的基本條件，如果什麼都怕，就什麼都做不了。」她依舊說自己是港女人類學家，港女在她心裏解香港女仔。
揀垃圾 使他們變得自由
她把延安說成自己的老鄉，去年「老鄉」的阿姨到香港旅遊，她們一家人去了迪士尼、海洋公園，又買了很多東西，見到胡嘉明，阿姨第一句就說：「香港，其實也挺舊的。」胡嘉明笑了，中國發展終於富到延安的平凡人家裏，速度之快令人吃驚，她卻樂得見到人們的生活被改善。然而，每次到北京，廢品院子住的人仍是那一班人。「他們寧願這樣生活，也不想回到工廠工作，享受工廠內現代化的設備。我問他們為什麼要收廢品，他們無從解釋，但總會答到你一句：『揀垃圾使他們變得自由』。」她說。「前幾年的富士康事件告訴我們，內地的工廠工作其實是一種很難以忍受的生活模式。從事廢品工作的家庭對工廠的流水作業與壓榨都很厭惡，他們覺得拾垃圾雖然臭，但至少是自己做生意」，胡嘉明選擇理解他們，而不留於同情和否定廢品院子的價值——這是人類學家的目光，從觀察到理解，他們嘗試解釋而不批評。
「你可以把個人價值觀放在廢品戶身上，覺得廢品工業不好，令人受苦，但其實他們是因為垃圾才能繼續留在城市邊緣生活。」城市有太多的門檻，我們不要的東西成為了他人的財富與自由。胡嘉明說，put ourselves into their shoes，垃圾其實也有其深層價值。
文﹕黃雅婷
圖﹕劉焌陶、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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