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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作為歷史教育工作者，對於近一年學界及政界關注中史科課程的發展，頗有受寵若驚的感覺。寵者是因為再有一些權威人士如范徐麗泰般理會中史科的發展。自2012年新高中考試開始後，高中學生修讀中史科的人數急遽下跌，整體參加考試的人數徘徊在6000餘，所以有人關注本科的發展，自必期盼能令修讀人數止跌回升。可惜，再細看他們有關中史科發展的結論，不由不從心裏打了冷顫。什麼「古今並重」的看法，我想就連漢朝史學祖師司馬遷也瞠目結舌。司馬遷強調詳今略古，好讓習史者不會折騰於沒有根據或難於考證的人和事當中。况且，現今初中的中史課節大多只有兩節，若再加大篇幅強調上古史和中古史時，肯定會擠壓教授近代史的時間，亦可想像到初中三時，學生最多只能讀到清代的滅亡歷史。既然現今高中生修讀中史科的人數愈來愈少，一旦初中課程改革只讀到辛亥革命，亦即可大膽推斷將來大部分香港中學生可接觸的中國歷史最多去到1911年左右。固然年輕人可以從網絡、書本和輿論領袖中獲得相關史事知識，可是當中的曲直、是非和真偽如何得到保證？
讀歷史避不掉政治
當然，「去政治化」是主張中史課程只去到清朝滅亡的最好解釋。他們如范太般會說香港近年社會太政治化了，為避免中學生過早接觸到歷史中的政治議題，因此他們會建議把有關1949年前國共關係的歷史、國共內戰以及1949年後國共分別管治大陸和台灣的史事放下不教。然而，這些只是掩耳盜鈴的說法，因為箇中史事早已脈絡清楚和評論中肯，而當今新高中課程有關這部分史事的講述也能夠做到客觀持平的水準，為何現時要開倒車重回上世紀80年代的光景？此外，他們又會指出學習中國歷史具有認同國民身分的作用，故此他們又大張旗鼓地主張教授漢唐盛世的史事和抗日民族血淚史。固然這些史事需要教也應該講，就正如國史大師錢穆先生所言，要成為中國人必須認識中國歷史，所以作為中國人要懂得這些盛世史和國難史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中國的歷史並不止有這兩種時世，還有各個皇朝和政府治理國家及人民的史事。若然沒有這些史事建構中國歷史，我們如何得悉漢武帝的獨尊儒術與及唐太宗的以民為本等國策，而這些治國治民的事就是政治的具體運作。故此讀歷史從來就避不掉政治，而篩選歷史片段去教授下一代，只可以說潛在着一種政治手段，或明或暗地為當權者提供他們想要的東西，又或者是主張者在他們政治現實判斷下的退縮。事實上，作為一個國民要為國家的喜樂哀愁要具有共鳴共惡的素質，當國家憂患，國民休戚與共；國家強盛，也不能虛妄自大。而最重要者，就是國家百孔千瘡時，也能挺身而出是其是、非其非，我想這就是教史和學史者應該抱持的基本態度和技能。從公民教育的角度來看，就是培育「批判性愛國者」。而上述刻意迴避歷史的做法，其實是灌輸的一種常用方法：「藉遺漏來灌輸」（indoctrination by omission），意指藉阻止同學接觸某部分所謂「敏感的歷史」，意圖使同學失去對相關爭議性課題的警覺性，慢慢就會對官方的指定版本失去批判性，照單全收，與培育「批判性愛國者」的目的相違背。
走殖民舊路 國民自尊如何說得過去？
最後，「去政治化」的歷史教育在港英政府時代已經出現。當時中史課程的時限就是止於清朝歷史，目的就是避開當時大陸和台灣政治紛亂局面。但香港回歸祖國已邁向20年，若我們仍舊要走回殖民舊路，國民的自信及自尊又如何說得過去。還要補充一點，綜觀當今初中課程內容，教授香港史是有的，但只局限於原居民生活史及殖民時期港人的社會史；至於港英政府管治下的政治歷史是空白闕如的。只要能夠把這段歷史持平中肯的介紹，怎會被看成是中國人的瘡疤和恥辱？坦白說這種禁忌只會造就有心人在大家無知的情况下創造有利條件去刻意美化殖民歷史。權衡輕重，只要讓學生認識到這段殖民的歷史，才能令學生看得清辨得懂。
作者王雷蒙是中學歷史科教師、香港教育學院教育博士研究生，
梁恩榮是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聯席總監
讀歷史避不掉政治
當然，「去政治化」是主張中史課程只去到清朝滅亡的最好解釋。他們如范太般會說香港近年社會太政治化了，為避免中學生過早接觸到歷史中的政治議題，因此他們會建議把有關1949年前國共關係的歷史、國共內戰以及1949年後國共分別管治大陸和台灣的史事放下不教。然而，這些只是掩耳盜鈴的說法，因為箇中史事早已脈絡清楚和評論中肯，而當今新高中課程有關這部分史事的講述也能夠做到客觀持平的水準，為何現時要開倒車重回上世紀80年代的光景？此外，他們又會指出學習中國歷史具有認同國民身分的作用，故此他們又大張旗鼓地主張教授漢唐盛世的史事和抗日民族血淚史。固然這些史事需要教也應該講，就正如國史大師錢穆先生所言，要成為中國人必須認識中國歷史，所以作為中國人要懂得這些盛世史和國難史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中國的歷史並不止有這兩種時世，還有各個皇朝和政府治理國家及人民的史事。若然沒有這些史事建構中國歷史，我們如何得悉漢武帝的獨尊儒術與及唐太宗的以民為本等國策，而這些治國治民的事就是政治的具體運作。故此讀歷史從來就避不掉政治，而篩選歷史片段去教授下一代，只可以說潛在着一種政治手段，或明或暗地為當權者提供他們想要的東西，又或者是主張者在他們政治現實判斷下的退縮。事實上，作為一個國民要為國家的喜樂哀愁要具有共鳴共惡的素質，當國家憂患，國民休戚與共；國家強盛，也不能虛妄自大。而最重要者，就是國家百孔千瘡時，也能挺身而出是其是、非其非，我想這就是教史和學史者應該抱持的基本態度和技能。從公民教育的角度來看，就是培育「批判性愛國者」。而上述刻意迴避歷史的做法，其實是灌輸的一種常用方法：「藉遺漏來灌輸」（indoctrination by omission），意指藉阻止同學接觸某部分所謂「敏感的歷史」，意圖使同學失去對相關爭議性課題的警覺性，慢慢就會對官方的指定版本失去批判性，照單全收，與培育「批判性愛國者」的目的相違背。
走殖民舊路 國民自尊如何說得過去？
最後，「去政治化」的歷史教育在港英政府時代已經出現。當時中史課程的時限就是止於清朝歷史，目的就是避開當時大陸和台灣政治紛亂局面。但香港回歸祖國已邁向20年，若我們仍舊要走回殖民舊路，國民的自信及自尊又如何說得過去。還要補充一點，綜觀當今初中課程內容，教授香港史是有的，但只局限於原居民生活史及殖民時期港人的社會史；至於港英政府管治下的政治歷史是空白闕如的。只要能夠把這段歷史持平中肯的介紹，怎會被看成是中國人的瘡疤和恥辱？坦白說這種禁忌只會造就有心人在大家無知的情况下創造有利條件去刻意美化殖民歷史。權衡輕重，只要讓學生認識到這段殖民的歷史，才能令學生看得清辨得懂。
作者王雷蒙是中學歷史科教師、香港教育學院教育博士研究生，
梁恩榮是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聯席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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