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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社會變遷，往往見諸新理念、新思維的出現。固守舊有想法，固然不能對應新時代的新問題；只不過如果概念不清、用字含混，就容易導致思維混亂、行動出錯。別說在意識形態主導僵化思維的中國政治語境，在思想史訓練不足的香港也容易迷失在含混理念之間。
談香港「二次前途」問題，我們就先撇開一類容易帶動感情，卻無助解決問題的話題，諸如是否用武抗爭或者獨立的問題。我們回到基本一點：我們必須審視種種新概念是否符合主張者的立場，譬如我們可看看主張香港是個「民族」的說法，是否符合提出這些政治理念的人的立場。
何謂國族？
整部近代東亞史，就是一部翻譯西方制度的歷史，也就是一部誤譯史。譬如內地將西洋的「國族」（nation）翻譯成「民族」、「國族主義」（nationalism）翻譯成「民族主義」，就是好例。
本來「國族」的概念，出自16世紀英國，後延伸到18世紀法國與美國，意思就是「精英」與「人民」的結合，也就是不論出身背景如何，人人皆可靠自己努力與才能也可成為精英，社會階層開放的一種現代文化觀的誕生。國族主義就是玫瑰戰爭之後的新興英國統治階層，他們不明白為何一介庶民可以當政治精英，透過賦予字詞新的意思，令他們能接受一個全新的政治環境與社會現實感的文化過程（本文討論，參考格林菲爾德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國族主義之初，簡單來說就是「公民」。我們出生不是因為「我爸是××」而享有特權；世俗化、個人平等、人民主權，這些價值幾乎是當今所有國家都會分享的，因為我們現代社會上所有的職權，都不是依從與附屬於個人本身的血統，而是一種職位。從元首、總書記到總統，都必須是經由人民授權，而並非屬於某一個人的私產，而所有現代國家必然是民主的國家，因為其合法性，必須來自人民主權。
當公民成為民族
首先引入這個制度的非西方社會，是明治日本；而製作這些全新字詞的人，是福澤諭吉。不過當明治末期，還有清末民初想法傳到中國的時候，「國族」的概念就發生了變化。所謂「國族」本來就是「公民國族主義」，可是比英法遲發展的19世紀德國認為，如果按照英法基準，就一定落後別人，現代國族的尊嚴就建立不起來；於是乎就把國族的基準，說成是來自血緣、文化與傳統的「民族」，從而建立「民族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這樣一來，就是「我們人民的血緣天生就比你威風」的集體身分。至於後來德國的「種族主義」（racism），則更進一步以血緣基因等生物學決定的特質定位自己。同樣是「自high」（自我滿足），但採取了兩個不同的基準。
一個含混理念的展開
「民族國族主義」只是「公民國族主義」的一種變體。「民族國族主義」把人民主權與認同放在集體與文化、血緣之上，並只承認「國族」只能是一種集體的血緣孆憭⑥@同體。因此按照大陸翻譯，「nation」都翻譯成「民族」，而「ethnic nationalism」卻翻譯成「種族民族主義」（而非「民族民族主義」），實屬古怪。
同理，很多本土派人士，主張「公民民族主義」或者「香港民族」，先不理會他們立場如何，起碼是個概念矛盾：公民就非民族。「公民」談的是基本個人權利、法制與規定；「民族」談的是文化傳統與血緣。其次，民族國族主義並不一定意味單一民族國家。譬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也公認56個民族，乃一多民族國民國家；如果中國忽然承認「香港民族」乃「中華民族第57個覺醒的最新民族，是漢族的新類型人」，這些政治主張的人，又該如何回應是好？這是否主張「香港民族說」的人所樂見？最低限度，要說，也要說「公民國族主義」。
筆者無意進入這些政治議題的實質討論，而只是指出，各種政治討論，必先基於清楚的概念界定。我們的討論是否詞不達意？除了挑起政治情緒，其實毫無任何討論的意義的，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討論什麼。而關乎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更形如此。諸如討論《香港城邦論》一書，卻不知何解被認為是鼓勵獨立之說，其實書中論述「城邦」基本上支持《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的安排。又譬如，究竟何為「本土」呢？其實，當然中國與香港兩方面，連何謂一個「都市」與「市民」的意思也搞不清楚的時候，對討論毫無幫助。我們的討論是否詞不達意？除了挑起政治情緒，也毫無任何討論的意義，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討論什麼。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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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香港「二次前途」問題，我們就先撇開一類容易帶動感情，卻無助解決問題的話題，諸如是否用武抗爭或者獨立的問題。我們回到基本一點：我們必須審視種種新概念是否符合主張者的立場，譬如我們可看看主張香港是個「民族」的說法，是否符合提出這些政治理念的人的立場。
何謂國族？
整部近代東亞史，就是一部翻譯西方制度的歷史，也就是一部誤譯史。譬如內地將西洋的「國族」（nation）翻譯成「民族」、「國族主義」（nationalism）翻譯成「民族主義」，就是好例。
本來「國族」的概念，出自16世紀英國，後延伸到18世紀法國與美國，意思就是「精英」與「人民」的結合，也就是不論出身背景如何，人人皆可靠自己努力與才能也可成為精英，社會階層開放的一種現代文化觀的誕生。國族主義就是玫瑰戰爭之後的新興英國統治階層，他們不明白為何一介庶民可以當政治精英，透過賦予字詞新的意思，令他們能接受一個全新的政治環境與社會現實感的文化過程（本文討論，參考格林菲爾德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國族主義之初，簡單來說就是「公民」。我們出生不是因為「我爸是××」而享有特權；世俗化、個人平等、人民主權，這些價值幾乎是當今所有國家都會分享的，因為我們現代社會上所有的職權，都不是依從與附屬於個人本身的血統，而是一種職位。從元首、總書記到總統，都必須是經由人民授權，而並非屬於某一個人的私產，而所有現代國家必然是民主的國家，因為其合法性，必須來自人民主權。
當公民成為民族
首先引入這個制度的非西方社會，是明治日本；而製作這些全新字詞的人，是福澤諭吉。不過當明治末期，還有清末民初想法傳到中國的時候，「國族」的概念就發生了變化。所謂「國族」本來就是「公民國族主義」，可是比英法遲發展的19世紀德國認為，如果按照英法基準，就一定落後別人，現代國族的尊嚴就建立不起來；於是乎就把國族的基準，說成是來自血緣、文化與傳統的「民族」，從而建立「民族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這樣一來，就是「我們人民的血緣天生就比你威風」的集體身分。至於後來德國的「種族主義」（racism），則更進一步以血緣基因等生物學決定的特質定位自己。同樣是「自high」（自我滿足），但採取了兩個不同的基準。
一個含混理念的展開
「民族國族主義」只是「公民國族主義」的一種變體。「民族國族主義」把人民主權與認同放在集體與文化、血緣之上，並只承認「國族」只能是一種集體的血緣孆憭⑥@同體。因此按照大陸翻譯，「nation」都翻譯成「民族」，而「ethnic nationalism」卻翻譯成「種族民族主義」（而非「民族民族主義」），實屬古怪。
同理，很多本土派人士，主張「公民民族主義」或者「香港民族」，先不理會他們立場如何，起碼是個概念矛盾：公民就非民族。「公民」談的是基本個人權利、法制與規定；「民族」談的是文化傳統與血緣。其次，民族國族主義並不一定意味單一民族國家。譬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也公認56個民族，乃一多民族國民國家；如果中國忽然承認「香港民族」乃「中華民族第57個覺醒的最新民族，是漢族的新類型人」，這些政治主張的人，又該如何回應是好？這是否主張「香港民族說」的人所樂見？最低限度，要說，也要說「公民國族主義」。
筆者無意進入這些政治議題的實質討論，而只是指出，各種政治討論，必先基於清楚的概念界定。我們的討論是否詞不達意？除了挑起政治情緒，其實毫無任何討論的意義的，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討論什麼。而關乎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更形如此。諸如討論《香港城邦論》一書，卻不知何解被認為是鼓勵獨立之說，其實書中論述「城邦」基本上支持《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的安排。又譬如，究竟何為「本土」呢？其實，當然中國與香港兩方面，連何謂一個「都市」與「市民」的意思也搞不清楚的時候，對討論毫無幫助。我們的討論是否詞不達意？除了挑起政治情緒，也毫無任何討論的意義，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討論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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