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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李波事件發展已有數月。雖然直接牽涉的港人只有幾個，而其身分也非顯赫之輩，但是由於事件的真相關乎一國兩制的信守與否，也關乎香港人身安全及言論自由，所以無論是香港或是國際社會，對案情發展的關注歷久不衰。李波事件是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考驗，其中也充斥着中港政治傳播的矛盾，這是我這裏所想探討的。
「自願論」與「被失蹤論」
李波事件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當事人在香港失蹤，忽然在大陸出現，如何離境自是最大的懸念；二是當事人向傳媒宣稱自己是自願偷渡回國協助調查的，其說法是否可信構成另一重要疑問。傳媒及輿論對上述兩個問題的提出及分析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回顧一下的必要。
李波事件引起社會較大的注意源於他妻子就其失蹤報案及公開案情，而期間透露的情節則成了懸念的事實根據。由於李波妻子向傳媒呈現李波的回鄉證，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李波不是透過正常通道回國。而特區政府在傳媒及社會的要求下，也只能如實公布沒有李波離境的紀錄，使人更加肯定李波離境應該另有別情。縱或有人後來想推說李波是循正當途徑「自投羅網」的，但在回鄉證和出入境紀錄的鐵證面前，也只好另闢蹊徑發揮想像力了。吳亮星議員在立法會內借用有人坐「洗頭艇」非法回大陸的可能性影射李波，是為早期急於為當局解圍的建制派中最具創意的想像。但是，傳媒發掘的事實，好像李波對患有自閉症兒子每天的關顧、事前表示絕不敢踏足大陸，以至李波失蹤時懷疑遭人挾持的蛛絲馬迹，在在提供一些旁證說明李波「被失蹤」的可能性。
跟着的問題是：如何「被失蹤」？
失蹤於香港的李波卻出現在大陸的執法部門。根據中共一向對異見分子、維權律師、抗爭者等的打壓政策，尤其是加上李波書店其他僱員先後「被失蹤」的情况，自然使人聯想到李波失蹤是有關部門越境執法的結果。越境執法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既違反基本法，更破壞香港的法治根基，是以香港輿論嘩然，要求當局盡快透露真相。
大陸當局固然沒有直接提供何以李波回到大陸的解說，反而是讓他接受鳳凰衛視的訪問，聲稱是「自願」回去大陸「協助調查」。最後，李波本人還獲准回到香港親自前往銷案，重申一切是出於自願；至於何以非法離港進入大陸則始終三緘其口，並請傳媒以後放過他，讓他安靜生活。城中建制派領袖先有譚惠珠表示當事人的解說最可信，後有范徐麗泰、葉國謙等質疑何以有人在李波現身說法後仍然堅持不信，徒呼奈何。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一向認為李波「自願失蹤論」不能自圓其說，其後看到李波在港仍然欲言又止，認為有關解說始終無法使人信服，個案對一國兩制的威脅仍然有待紓解。不少評論人都直言李波忽然反過來大事歌頌大陸喜人的形勢和執法文明，其誇張奇異處更使人摸不着頭腦，懷疑李波所言是否違心之論。
常理對權力的制約
李波事件是中港傳播最新的試劑，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大陸有關當局在李波事件中所採取的傳播策略大概是主觀化，以為只要當事人承認一切皆為自願行為，再加上傳媒和意見領袖的支持，那所有質疑都會變得無關痛癢。中央政府無疑可以用權力說話，混淆視聽，甚至指鹿為馬，引發附和性輿論，以圖改變大眾的認知邏輯。在一個集權封閉的系統內，這樣運作下來，大眾或無何奈何地接受，又或者可能被馴服而不自知。不過，香港的新聞及言論仍是開放的，傳媒及論者還能獨立思考，還願意獨立思考，以常理及證據來判別是非，質疑「自願論」的漏洞。在事件發展過程中也有港媒樂意扮演權力中心的傳聲筒，也有社會領袖積極推崇「自願論」，這也是不爭的事實。至於他們在港人心目中還有多少公信力，那則是他們所應該反省思考的問題。
現在事情已經發生，在大眾心目中，李波「被失蹤」大概已成了揮之不去的「事實」，也已引發出違反基本法和破壞一國兩制的嚴重憂慮。如果中央政府還不快速善後，個案將會定型，負面的政治效應將會不斷出現，影響至為深遠。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教授兼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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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論」與「被失蹤論」
李波事件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當事人在香港失蹤，忽然在大陸出現，如何離境自是最大的懸念；二是當事人向傳媒宣稱自己是自願偷渡回國協助調查的，其說法是否可信構成另一重要疑問。傳媒及輿論對上述兩個問題的提出及分析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回顧一下的必要。
李波事件引起社會較大的注意源於他妻子就其失蹤報案及公開案情，而期間透露的情節則成了懸念的事實根據。由於李波妻子向傳媒呈現李波的回鄉證，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李波不是透過正常通道回國。而特區政府在傳媒及社會的要求下，也只能如實公布沒有李波離境的紀錄，使人更加肯定李波離境應該另有別情。縱或有人後來想推說李波是循正當途徑「自投羅網」的，但在回鄉證和出入境紀錄的鐵證面前，也只好另闢蹊徑發揮想像力了。吳亮星議員在立法會內借用有人坐「洗頭艇」非法回大陸的可能性影射李波，是為早期急於為當局解圍的建制派中最具創意的想像。但是，傳媒發掘的事實，好像李波對患有自閉症兒子每天的關顧、事前表示絕不敢踏足大陸，以至李波失蹤時懷疑遭人挾持的蛛絲馬迹，在在提供一些旁證說明李波「被失蹤」的可能性。
跟着的問題是：如何「被失蹤」？
失蹤於香港的李波卻出現在大陸的執法部門。根據中共一向對異見分子、維權律師、抗爭者等的打壓政策，尤其是加上李波書店其他僱員先後「被失蹤」的情况，自然使人聯想到李波失蹤是有關部門越境執法的結果。越境執法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既違反基本法，更破壞香港的法治根基，是以香港輿論嘩然，要求當局盡快透露真相。
大陸當局固然沒有直接提供何以李波回到大陸的解說，反而是讓他接受鳳凰衛視的訪問，聲稱是「自願」回去大陸「協助調查」。最後，李波本人還獲准回到香港親自前往銷案，重申一切是出於自願；至於何以非法離港進入大陸則始終三緘其口，並請傳媒以後放過他，讓他安靜生活。城中建制派領袖先有譚惠珠表示當事人的解說最可信，後有范徐麗泰、葉國謙等質疑何以有人在李波現身說法後仍然堅持不信，徒呼奈何。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一向認為李波「自願失蹤論」不能自圓其說，其後看到李波在港仍然欲言又止，認為有關解說始終無法使人信服，個案對一國兩制的威脅仍然有待紓解。不少評論人都直言李波忽然反過來大事歌頌大陸喜人的形勢和執法文明，其誇張奇異處更使人摸不着頭腦，懷疑李波所言是否違心之論。
常理對權力的制約
李波事件是中港傳播最新的試劑，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大陸有關當局在李波事件中所採取的傳播策略大概是主觀化，以為只要當事人承認一切皆為自願行為，再加上傳媒和意見領袖的支持，那所有質疑都會變得無關痛癢。中央政府無疑可以用權力說話，混淆視聽，甚至指鹿為馬，引發附和性輿論，以圖改變大眾的認知邏輯。在一個集權封閉的系統內，這樣運作下來，大眾或無何奈何地接受，又或者可能被馴服而不自知。不過，香港的新聞及言論仍是開放的，傳媒及論者還能獨立思考，還願意獨立思考，以常理及證據來判別是非，質疑「自願論」的漏洞。在事件發展過程中也有港媒樂意扮演權力中心的傳聲筒，也有社會領袖積極推崇「自願論」，這也是不爭的事實。至於他們在港人心目中還有多少公信力，那則是他們所應該反省思考的問題。
現在事情已經發生，在大眾心目中，李波「被失蹤」大概已成了揮之不去的「事實」，也已引發出違反基本法和破壞一國兩制的嚴重憂慮。如果中央政府還不快速善後，個案將會定型，負面的政治效應將會不斷出現，影響至為深遠。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教授兼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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