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陣：不能對政治說「不」 林沛理

【明報專訊】在一個憤世嫉俗、認為人皆自私的年代——美國的新聞博客網站《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稱之為「The Age of Cynicism」——對政治和政客不信任、反感甚至厭惡並不稀奇。諷刺的是，在美國、台灣和香港，這種情緒愈演愈烈，已經成為一股足以左右大局的政治力量。


在香港，激進民主派和自稱本土的勢力興起，因為有人對現狀、建制和以既定方式運作的所謂「公式政治」（politics as usual）非常不滿、徹底失望和極度憤怒。在美國，幾可肯定獲共和黨總統提名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從來不以誠實正直見稱。他得到選民信任，因為他是腐敗政治建制的門外漢和局外人。更重要的是，他富可敵國，沒有人可以像收買其他政客那樣收買他。不是建制的「自己人」就是外人，只要是外人就值得信任。這就是所謂「嘔心政治」（the politics of disgust）的邏輯。


政治真的那麼骯髒、醜陋和令人作嘔嗎？美國的開國元勳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說，人自有政治野心那一刻開始，一舉手一投足就開始散發腐化的氣味（whenever a man has cast a longing eye on offices, a rottenness begins in his conduct）。的確，政治往往是少數人愚弄、操縱和剝削大多數人的遊戲。這些愚弄、操縱和剝削不會當着眾人面前發生，所以政治真正的舞台往往是密室、枱底和幕後。


問題是我們是否承擔得起不沾手政治的後果。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2000多年前已經提醒我們，拒絕參與政治的弊端之一，是你最終會給比不上你的人管治（one of the penalties for refusing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is that you end up being governed by your inferiors）。


政治何罪之有

其實政治何罪之有？它不但無罪，並且立下大功。政治是人類縮小分歧、達至妥協、取得共識和解決問題的最有效方法。從政的人也許各懷鬼胎，但政治本身承認並且尊重社會的多元化。它明白社會由不同界別、組織、團體、利益和意見組成。這些利益衝突和意見分歧只能透過政治的活動和過程才可以得到紓緩、折衷、和解與妥協。政治不是靈丹妙藥或者神奇療法，可以令每一個人都如願以償。剛剛相反，它要人面對和接受現實的限制，學會退而求其次（settle for less）。


是的，政治常常令人失望，但倘若我們不再嘗試用政治手段解決問題，便只有訴諸暴力；而暴力不是出路（alternative）而是死胡同（dead end）。英國政治理論家克里克（Bernard Crick）在《捍衛政治》（In Defence of Politics）一書指出，社會的分歧只能用政治解決，才可以避免使用不必要的暴力。在這個意義上，對從政者最大的恭維，就是說他是一個「可以做交易的人」（a man we can do business with）。這正是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1984年與蘇聯最後一任總統戈爾巴喬夫會面後對他的評價。


故此，實有必要將政客和從政者與政治小心區分起來。我們可以討厭政客，甚至對某些從政的人深惡痛絕，但絕不能對政治說「不」。對政治說「不」，與對日常生活的泛政治化說「不」是兩回事。當政治用作解決問題的手段失效，日常生活才會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政治化。我們應該責難的不是政治本身的局限，而是從政者的愚昧無能。反政治（anti-politics）就是放棄用文明、理智和務實的手段解決問題。


反政治者其實在「玩」政治

很多大張旗鼓、旗幟鮮明地反政治的人其實是在「玩」政治。說穿了，他們不過是一批想盡法子要進入權力核心的局外人（outsiders looking for a way in）。市民對現狀和建制，以及鞏固現狀和建制的政治人物、程序和制度愈嘔心，他們的反政府和反政治包裝便愈得人心。在美國，這是民主黨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與共和黨的特朗普的成功路。在香港，則是激進民主派和極端本土勢力的「必殺技」。


林沛理

專欄作家